原标题：专家观点 | 在田野中遭遇“非遗”我第一次遭遇“非遗”是在东北辽宁此前我从事满族研究和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并由此开始关注一种叫做“烧香”的祭祖仪式烧香是曾经在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祭祖还愿仪式其形式与内容因群体而有所差异。
满洲人烧香祭祀通常由家萨满主持，俗称“萨满跳神”汉军旗人与民人烧香由称为烧香师傅（俗称“单鼓子”或“跳单鼓神儿”）的祭司来主持萨满可通神，而烧香师傅要通过一个叫“魏九郎”的神灵来接神送神，故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后者每于年节朔望祭之如仪至大祭，招请司祭者来家，俗称之为单鼓子，以跳神而慰祖先此为年末仓廪丰盈，一年平安无事，用之祭祖以报先恩或因病因事祷告祖先幸属应验，多选冬腊月行之，俗称烧香单鼓子四五人来家展开家堂，悬灯结彩。
单鼓子左手执有柄驴皮鼓，右手执鞭击之歌唱祭歌间婆娑作舞，二人一组轮流迎接一夜二昼竣事是时戚执香烛祭品来贺，亦鬼以金钱之，仪者家主设筵以款待宾客，祭礼之重不差于婚丧之举也被“正名”的“烧香”1949年至上个世纪80年代，烧香活动逐渐减少，有的地区完全消失。
在偏远的山区，烧香活动转为地下改革开放后，烧香还愿仪式在部分地区开始逐步恢复，但由于烧香师傅年龄老化以及传承断代，前景并不乐观一个烧香班通常由四至六人组成，其中只有掌坛人通晓仪式的所有唱本内容，其他成员则为配鼓或拉腔（也称“帮鼓”。
）在仪式中，还愿的东家准备好挂有家谱和供品的祭坛，烧香师傅手持单鼓，边敲边唱，婆娑作舞，请祖先亡灵回到家中受祭，东家则候在屋外，根据掌坛人的指令，不时地为祖先亡灵烧纸奠酒烧香的最后仪节是送神，将祖先亡灵和。
各路神灵送走仪式共分十二铺鼓，整个过程自始至终离不开掌坛人的颂唱（唱本称“香卷”），长则七天七夜，短则一天，烧香时间长短则依东家财力而定随着调查进展，我从烧香师傅那里了解到，烧香已经以“单鼓”之名成为“受国家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已经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拿出传承人证书给我看时的那种自豪的神态，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在此情况下，我的民间信仰研究也就自然成了“非遗”研究以往作为“封建迷信”长期受政府打压的民俗宗教活动成为政府的保护对象，国家承认其合法性不说，市级以上传承人。
每年还可得到相应的资金“补助”如此好事，怎能让他们不高兴呢正如他们所言，“这一辈子净看人家白眼了我们就跟要饭的似的，到哪儿都不受待见”而今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登上大雅之堂了是国家对民间信仰放宽了政策吗？类似烧香这样的典型的“迷信活动”缘何就获得了合法性，摇身一变，成为保护并鼓励的对象呢？
一场新的文化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多年来，学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浩瀚如海，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以我之管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媒体是在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刊登的一篇数百字的短文，2002年起数量逐渐增多。
，至2013年，仅研究论文就多达18758篇如此庞大的研究数量背后是与其相对应的庞大的社会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相应。
截止2014年，中国已经开展了四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约有2000个项目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加上省级、市级、县级项目，估计有上万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时间给人一种印象是：大江南北，河东河西，“非遗”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听的、看的、玩的、耍的、唱的、跳的，都可以争当“非遗”，寻求政府的“保护”在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旧有的传统作为科学与民主的绊脚石和封建迷信而成为革。
命的对象而在今天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人们竭力要保护的恰恰包含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政治精英所唾弃的那些“旧的”文化或“传统”习俗“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非只言片语所能概括，但仅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
它与当今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向度是截然相反的，尽管一个世纪前的所谓传统文化未必能与今天的“传统文化”完全划上等号二十世纪初那场运动的影响持续至今，科学主义话语仍占主流，但人们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却在在逐步改变。
巨大的变化显然与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全球化浪潮除了加速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交融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即地方主义的兴起和新一轮民族主义的抬头在此背景下，文化在趋于均质化的。
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即特殊化的方向发展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如果说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时代，执政者是靠割裂传统、以传统破坏者的身份来增加其合法性的话，那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消失的今天，维护传统文化或许可以增加其合法性筹。
码另一个原因是，有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相比，相去甚远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中国政府企图在文化上增强影响力的一种尝试；在国内，则以应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方式，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关于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现象，周星举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伴随着意识形态极端化时期的终结，传统文化和相关的社会道德危机格外迅猛和严峻。
其次，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机制化的确立对传统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进程，促成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混乱局面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对很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文化形态提出了挑战。
综合国力的增强强化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引发了回归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潮以及振兴传统文化的各种动向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各种文化事业及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也就既有了必须认真应对的必要性和在文化行政方面有所作为的可能性。
第三，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化趋势所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社会、经济和文化冲击，在促使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被“相对化”和“边缘化”的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次又一次大讨论，并不断地催促着中国各族民众迅速形成了
新的“文化自觉”意识总之，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急需构建一种可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文化实力，而这种需求伴随着传统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最终以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方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鼓”的诞生。
2006年，烧香作为“丹东单鼓”和“岫岩单鼓”进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音乐类）2006年公布的辽宁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十个类别：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杂艺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艺、传统医药、民俗申报单位须在上述分类中选择一项来申报非遗项目烧香中虽也包含舞蹈因素，但如上文所述，其主要道具是单鼓，故申报“民间舞蹈”未免有些牵强而烧香过程从头至尾要靠。
单鼓伴奏唱诵文本，若忽视烧香活动的民俗宗教成分，仅强调单鼓和唱腔，将烧香中的单鼓部分抽离出来作为“民间音乐”来申报非遗也未尝不可，将烧香师傅视为艺人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单鼓在烧香仪式中仅仅是一个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祭祖还愿（俗称“愿香”）。
即便是与还愿无关的“太平鼓”或“喜乐家堂”（俗称“乐香”），也首先是唱给祖先，其后才是娱乐活着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一直将其视为“封建迷信”的主要原因如果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又怎会招致官方的取缔？其实，当初申报非遗时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民俗”类。
我们知道，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黄帝祭典”“炎帝祭典”“妈祖祭典”等祭祀类项目这些项目在性质上与烧香一样，都是祭祀仪式但是，黄帝和炎帝的定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妈祖又是联系海峡两岸的象征性符号，其政治性远远高于普通的祭祖仪式烧香。
前者得以进入非遗名录，而后者在“迷信话语”仍然盛行的当时，绕道而行，取其音乐元素来申报非遗，或许缘于此因是喜还是忧？如今，烧香师傅们再也不用过那提心吊胆、担心单鼓被警察没收的日子了他们开始成为文化部门举办的各类展演舞台。
的常客然而，新的烦恼接踵而来由于国家级传承人和省级传承人每年有一定的补助，因此，围绕着谁有资格当传承人的问题，成为文化承担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产生的新焦点传承人认定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同时也为原。
有的社会关系增加了新的紧张因素烧香与剪纸、刺绣等个人手工艺不同，作为一个民俗宗教仪式，其传承主体是多元的，除了烧香师傅，还包括烧香东家，即烧香仪式的直接受益者此外，还有其他参与者，如前来看热闹的亲朋好友及村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
以扮演祭司身份的烧香师傅为例，一个烧香班有多名烧香师傅，除了掌坛人，至少还有三人为掌坛人配鼓拉腔从传承的角度而言，代表性传承人应该首选掌坛人，因为只有掌坛人通晓仪式全部唱本但在有些地方，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
均，文化部门掌握信息不够充分，有的烧香班的掌坛人落在了代表性传承人体制之外在有的地区，烧香班有两到三个若其中一个烧香班有人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而另外一个没有，则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后者认为自己的。
水平高于前者时，其发泄不满的对象不仅是当地文化部门，同时也有自己的同行同一个烧香班内亦然有一次我和同事小吴到烧香师傅老刘家拜访，当时他在大门口乘凉，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起身请我们进屋还没等跨进门槛，老刘便开始大发牢骚：。
那年全国秧歌节，我在那（参加），24年了他们（指另一个烧香班）是个什么？我今年85岁了我不怕你姓张的没有第二铺鼓（共十二铺）我十三岁就干现在没有（知道得）全的，除了我和俺们徒弟，现在没有我上北京就告他为什么给他证？净糊弄人。
他们录一百遍也不行来卖呆儿（看热闹）还给钱，共产党（的）钱就是闲什么（也）不会，还传代人（传承人），还有两个徒弟随着话题的深入，我们才开始明白事情的原委原来老刘说的老张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前些年县文化。
馆专门组织张氏香班录制烧香全套过程，还给了老张不少钱老刘听说后很不服气，他认为老张对烧香程序知道得不全，自己比他懂得多，却没有评上传承人，为此他到县文化馆闹过多次如老刘所言，老张的唱功的确不如老刘，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但老张能获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却也在情理之中老张的故事反映了他这一代烧香人所经历的共同命运与老刘不同的是，老张敏感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他懂得如何与时俱进，抓住时机为自己争取合法性1935年出生的老张从十四岁开始跟随父亲学烧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混口饭吃”。
老张的爷爷也是烧香师傅但爷爷和父亲都是配鼓拉腔的，老张知道跟着父亲学下去出不了徒，于是就跳帮，转到了别的烧香班子十七八岁时，老张开始独立掌坛上世纪中期“破四旧”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烧香师傅们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的活动。
在老张的印象中，只有合作化的那几年停了约三四年，其他时间只要有人请，他就会拉上窗帘，在大山深处的农家屋子里“偷偷地”敲着单鼓，只身为东家们祭祖还愿老张说：不让干，也偷着干人家知道就不让山沟谁家有什么愿了，许台香，就找这个单鼓，就一个人，来烧烧香。
扭扭唱唱也叫烧香他应愿，小孩生病了，说是要吃宴席，就去唱一宿今年发财了，放蚕了，春年许愿，应验了，就打太平鼓愿香和太平香是两回事儿后来，老张开始编唱歌颂计划生育的段子，自编自演，自演自唱计划生育都割肚子，那女的都跑了。
我打着鼓这一演唱，她们都回来了，都听我就编共产党政策：‘一对夫妻孩一个，不管女是男，养活男孩能养老，养活女孩同养丈人’这个阶段我干什么呢，尊老爱幼老人收进敬老院，悲观失望啊，我给编，你听我叨咕叨咕啊，编折呀：‘打竹板那个响连环，尊老爱幼做宣传。
无儿无女接到敬老院，这个你啊又供吃又供穿’我就搞这个乱七八糟的，以后，县文化馆就把我拔去了县里彩排呀，组委一看我这个级别够，就给我弄个传承人其实，老张引起文化馆注意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有一次，老张在村里烧香，碰巧村里有人丢了一张猪皮，治保主任说这。
事儿怪老张，因为他烧香开光引来众人看热闹，才丢了猪皮，于是罚了老张的款老张气不过，就到文化馆找馆长说理他问馆长有没有打太平鼓这个项目？馆长说有第二天老张就带着儿子和另外一个徒弟到文化馆老张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就到县文化馆，他说你表演一下，不怕你迷信，迷信越深越好你从头唱一遍我听听，我叫你可劲演，你就演你的，我跟你守着我要不让你演，就是黄色的，不让你干他说：放毒你也得放我就那天领着我儿子，我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放毒。
他们一看，你这个没有毒啊，文化局局长、县长都在那儿那天是搞什么彩排，有评委，净干部，那屋我就领着我儿子唱我就净唱那老的，唱孟《姜女哭长城》《张郎休妻》《翠莲盘道》，唱《亡神圈子》《天神圈子》，我寻思放毒就放毒吧，反正是你叫我放的，这下放正了，哈哈，给我这么多手续（注：指证书），这手续，老了。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县文化馆给老张颁发了《民间艺人演出证》，1983年又颁发了《文化专业户证书》老张重整旗鼓，组织烧香班，并以“太平鼓艺人”的身份活跃在省内外各种文艺比赛的舞台上2002年以后，老。
张开始作为“太平鼓传人”见诸报端，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上面提到的老刘也曾参加过省内的相关比赛，但是与当地文化部门保持联系较为密切的还是老张因此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需要认定传承人的时候，文化部门首。
先想到的是老张而不是老刘老刘很少与县文化部门打交道，后来文化馆得知老刘的情况时，老张已经晋升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而此时再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很难了烧香作为“单鼓”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几位烧香师傅作为“单鼓艺人”成了县文化馆和。
非遗中心的“香饽饽”，他们随叫随到，经常在各种舞台上表演，通常十余小时的烧香仪式化约为10分钟的“单鼓”表演，呈献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部门领导音乐学院也请他们去录音，一次两千元的报酬为他们带来了更加丰厚的收入。
他们很清楚，舞台上表演的十分钟与生活中的烧香还愿是两码事，因此，在此强调所谓的本真性丝毫没有意义文化馆需要他们撑起一个“非遗”的舞台，他们也愿意成为“非遗”的表演者，一来是政府看得起他们，二来比起十多个小时的。
烧香还愿，舞台上十分钟的活既不累，又可以得到与烧香不相上下的收入他们起初学烧香，干烧香的活儿，原本就是为了增加收入，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否似乎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每年发给传承人的补助，在很多传承人看来就是。
生活困难补助老张也不例外由于他是唯一一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加上他的高龄，自然成了各级文化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学者们经常造访的对象人们每次来访都不会空手而来，都会留下一些慰问物品或现金渐渐地，老张习惯了这种方式。
他甚至会用很直白的语言暗示对方，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些人跟俺们都不错，连你在内，对我们有印象，都奔咱们来了，那单位有钱，分多了，给老艺人点儿，那么大岁数了，钱少就少点，那不可能一分钱不给呀，能不给一分钱么，不给我怎么活。
离开老张的家，我心里五味杂陈国家耗费巨资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可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变成了“扶贫”工程和政绩工程，非但没有形成传承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自觉传承传统文化，反。
而助长了部分传承人对政府和国家的过度依赖他们希望有更多机会增加收入，希望自己的代表性传承人资格能够升级，希望国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待遇拥有者想拥有更多，没有得到的，想得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结果是人人烦恼、。
人人抱怨若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视为一场文化运动或一次历史事件，那么，运动或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显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仅就烧香师傅而言，至少在1980年代（有些地区是2005年）之前，他们的烧。
香活动被官方视为“迷信”，是“非法”的尽管如此，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是缘于生活实践中人们对祭祖还愿的需求，二是对于身为农民的他们而言，烧香是他们的副业，可以为他们增加一部分收入他们冒着被抓的危险，甘。
受着旁人的白眼，屈从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而坚持烧香，并不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这一说法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连他们自己都会借用官方话语说烧香是“迷信”或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迷信”活动，有。
一天成为政府保护的对象，他们也作为非遗项目“单鼓”的传承人而登上了大雅之堂然而，有了“非遗”的奖励机制以后，有些项目的传承人过度依赖“非遗”的奖励，从而失去了传承的内在动力然而，生活还将继续当光彩耀人的舞台落下帷幕，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非遗”带给他们的仅仅是烧香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每年的那一点“补贴”烧香终归要扎根于民间，舞台上光彩的十分钟既不能替他们解决带徒弟的问题，更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农闲时节他们还得继续烧他们的香，他们知道，东家的祖先祭坛才是他们永远的舞台。
“文化自觉”与作为生活实践的文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自2006年起，部分学者开始将“文化自觉”的概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文化自觉”概念最早由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依我之管见，最早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与文化遗产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是周星，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中谈论文化自觉则起始于2006年前后。
时任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冯骥才对文化自觉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人类文化的历史分三个阶段，一个是自发的文化，第二个阶段就是自觉的文化比如一开始人们往岩石上刻岩画的时候，是一种自发的文化，当岩画变成绘画的时候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化。
但是人类还要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与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在冯骥才看来，文化的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其次是国家的自觉，最后达到全社会和全民的自觉。
在我看来，文化是民众日行而不知的生活实践为这些实践进行价值判断的不是实践者本身，而是政治（文化）精英国家以各种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生活实践加以限制，并将文化二分为“精华”和“糟粕”，在不具明确判断标准的情况下。
对文化进行善恶价值区分国家精英扮演着忠诚于国家或当权者的角色，知识精英也动辄将儒教和佛教等制度性知识体系之外的知识或实践视为反科学主义或“封建迷信”而加以排除或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用以裁定自身文化的。
价值尺度“迷信”，借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话语体系在“迷信”话语日渐衰微的今天，人类学家或许应该为昔日的“迷信”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大声喝彩不过，正如周星所指出的那样，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去宗教化，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亦即使民间信。
仰背离了原本的初衷国家以设定的登录“标准”强力介入，自然会使民间信仰在文化遗产化过程中，出现很多诸如行政等级化、资源化、以及新的二分法（优/劣、高/低、正祀/淫祀）等“异化”现象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说明了对文化进行分类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未来何时如何变化均取决于为政者的决断。
对未来缺乏信心的不只是畏惧以往政治运动之幽魂的人，我的调查对象们也常心怀不安地问我：“你说这个‘非遗’将来能不能就没了啊？”在中国南方的某些地区，如今还上演着政府强行拆庙的闹剧，谁能说他们的担心没有道理呢。
文化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当文化成为被保护对象的时候，说明文化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我们可以设想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其自身由于时代及人们观念的变化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二是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导致文化断裂。
，持续性减弱；三是以保护的名义过渡介入，从而使文化承担者们失去了传承的内在动力当下烧香的状况似乎与上述三种情况均有一定的关系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若仅仅是保护并传承“单鼓”这样一种音乐形式，倒也简单将其编入学校的音乐课程或者在社区活动中引进单鼓，或者办一个单鼓培训班，那么其技艺传承应该。
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烧香之所以为烧香，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有烧香祭祖还愿的民众；其次是与烧香师傅结为利益联盟的香头（大神）；再次是单鼓这样一个音乐形式中所包含的祭祖唱本、祭坛、为祖先烧纸奠酒的东家。
等，以上内容缺一不可换言之，烧香（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鼓”）需要的是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离开此环境，烧香便不成为其烧香，而真的只剩下单鼓了文化生态环境与政府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像烧香这样的民俗宗教仪式，如周星所指出的那样，。
国家若不全面调整宗教政策，极易形成碎片化的保护，其结果不但适得其反，反而会加速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俗宗教（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当下的保护现状来看，各级地方相关部门虽然在项目录制和文本整理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如何保护、如何传承。
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尚缺乏具体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单鼓”而言，首先应深入基层，从根本上了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单鼓”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寻找切实可行的保护办法，为传承人的收徒传承提供政策及资金保障地方政府不能一。
味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资源，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做提高政绩的手段，更不能成为下级部门和上级部门之间利益博弈的食饵周星早在2004年就先知先觉地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遗憾地看到，他的担心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尚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如，在众多的文化实践中，哪些是文化遗产，哪些不是？由谁来决定？标准是什么？生活实践者们的主体性如何得以表达？人类学家作为政府与生活者之间的中介能做些什么？文化。
正在成为政治所操作的对象，成为提升国家形象的有力资源，人类学又该如何去重构新的理论？上述问题对于在田野中必然会遭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原文来源于乡村文化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网络侵权，请后台联系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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