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 剑内容摘要：在云南南部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下孕育发展的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既有少数民族原始制陶技艺的独特活态遗存，也在汉文化的浸润影响下不断发展，呈现出丰富的文化特性进入非遗保护时代以来，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项目在坚定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在陶艺创作、文化创意产业和数字经济上充分发挥艺术生产功能，并在促进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彰显了作为边疆地区非遗项目在区位发展和文化辐射等方面的特殊属性。
关键词：边疆地区 陶瓷烧造 非遗传承与发展云南省西部、南部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国境线长4060千米，是我国西南边陲重要的省级行政区，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综合试点省份截至2022年5月，云南省共有12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4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3015项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766项县（市、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云南也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汉族、傣族、彝族等26个民族世居于此，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作为我国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人缘相亲，尤其是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等16个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语言、口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传统美术、技艺，以及传统民俗和礼仪、节庆等文化空间方面，积淀了类型丰富的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构成了云南非遗的天然优势和多元特色。
对云南边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不仅是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能进一步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营造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在云南边疆地区众多的非遗品类中，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项目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尤其是近年来，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项目从陶艺创作、文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等艺术生产方面持续发力，在促进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工作上收效显著，其作为边疆地区非遗项目在区位发展和文化辐射等方面的效能和属性得到进一步彰显。
因此，本次调研工作选择对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项目进行系统调查，旨在呈现其在地域文化生态方面的特色，以期对相关工作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并进一步发掘跨境非遗资源，促进非遗事业的发展
傣族陶工正在堆叠陶坯 供图/吴白雨一、调研地区及非遗项目概况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云南省简称“滇”，又称为“滇南”行政地理上狭义概念的滇南，多指昆明以南包括玉溪、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在内的广大地区。
滇南地区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势较滇西北逐渐和缓，以海拔800米至1000米左右的山地、宽谷盆地为主该地区地质种类繁多，矿产资源丰富，是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珠江、红河、怒江、澜沧江四大水系汇集滇南，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给这一地区带来丰厚的物产资源，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位于祖国西南边疆的滇南地区毗邻缅甸、老挝、越南，素为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走廊，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不仅见证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跨境文化交流史，也是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已经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四批次云南省级非遗名录中，滇南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傣族传统制陶技艺，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彝族黑陶制作技艺，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玉溪市的青花瓷器烧制技艺，玉溪市华宁县、易门县的陶器制作技艺，临沧市临翔区的碗窑陶器制作技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那里陶器烧制技艺等项目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此外，还包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的窑上制陶技艺、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传统制陶技艺等一大批市（州）级、县（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它们与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12项省级非遗项目一道，共同构建了滇南地区丰富多样的陶瓷烧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共收录14个门类的383个传统工艺项目在37个陶瓷烧造类传统工艺项目中，西双版纳州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红河州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入选，凸显了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在文化艺术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土陶龙窑 供图/吴白雨二、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文化生成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呈现出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大致可以分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低温印纹陶烧制技艺、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温釉陶和粗瓷烧制技艺两个体系，均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脉络，体现了滇南陶瓷特有的文化价值。
（一）分类与分布地处滇南的傣族、彝族、佤族等少数民族的制陶技艺，多是以黏土混合砂石为原材料的低温素胎陶器，并以拍打形成器型和装饰，烧成温度多在700℃至1000℃之间，保留了较为原始的制陶和烧陶方法傣族制陶多以澜沧江畔的黏土混合砂石为原料，历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傣族妇女至今保留了慢轮手工制作陶器的原始方式，泥条盘筑和平地堆烧是其最基本的方法，产品多为土锅、土陶炒锅、土灶、陶甑、水罐、茶壶、油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滴水杯、圣水壶、烛台、莲花盆等公共生活用品。
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红河县、玉溪市新平县、普洱市孟连县、德宏州芒市、临沧市耿马县等傣族传统聚居区，依旧较为广泛地保留这种传统制陶技艺，尤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斗村为代表彝族制陶技艺主要分布在普洱市镇沅县、红河州元阳县等彝族聚居区。
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镇沅彝族黑陶以蚂蚁巢土为原料，采用手工轮制和熏烟渗碳工艺，以封闭的窑门与烟囱形成草木灰和碳素，造就了镇沅黑陶的特色元阳县的那里陶器烧制技艺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在传承上遵循着“传女不传男”的传统，保留了石器时代泥条盘筑法等原始制陶的全过程，产品均为土锅、土罐、壶、碗、杯、盘等当地群众生活的实用器具。
佤族传统制陶技艺沿袭傣族，也是以手工捏制、泥条盘筑、平地堆烧为基本方法的原始制陶术，产品多为锅、罐、碗等生活用品，普洱市西盟县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制陶技艺这一区域汉族陶瓷烧制技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基本特征，包括高温釉陶、高温无釉细陶、青花瓷等陶瓷种类在这里汇聚发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陶瓷烧造技艺体系。
滇南青花瓷以创烧于元末明初的玉溪青花窑为代表，在建水、易门、华宁等地区均有烧造玉溪青花瓷器型古朴、纹饰生动简洁，呈现出区别于中原地区官窑青花瓷器的鲜明民间特色，是云南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和转折点滇南地区高温釉陶分布较广，尤以玉溪华宁、易门和红河建水一带具有代表性。
华宁釉陶始于明初洪武年间，是随着屯边的景德镇籍军民落籍滇南之后发展起来的，并在清末民国时期发展到鼎盛华宁陶多施天然原生矿物釉，釉质温润、色彩斑斓，其月白釉、绿釉、蓝釉、铜红釉、酱釉、玻璃釉等均具代表性，其产品以碗、壶、盆、罐、钵等生活日用器物为主，并发展至生活陶、建筑陶、工艺陶三大系列。
元代开始大规模烧制陶瓷的建水窑场是云南较大的民间窑场之一，明末清初停烧青花之后，以当地储藏丰厚的黑、白、红、黄、紫五色陶土手工拉坯成型烧制高温无釉细陶，并形成了以刻坯填泥、无釉磨制为特色的建水紫陶，并发展为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称的“四大名陶”。
建水紫陶滥觞发展的历史几乎与汉文化在滇南兴盛的历史同期，因此形成了陶瓷工艺和文人文化的交融，给滇南民间陶瓷注入了从民间实用器物到文人审美的时代转向（二）发展与流变从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有着较为鲜明的文化属性。
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山地地区，傣族、彝族、佤族等原住民族始终保留了适应其民族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的陶瓷品种，并从这一地区其他没有掌握陶器烧造技艺的民族来看，陶器生产的出现除了与之匹配的生活环境之外，对材料和技术的掌握也限制了部分民族掌握制陶技能。
此外，傣族、彝族、佤族的制陶技艺还能从云南境内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找到文化共性，更能体现这一类型陶器制作技艺的原始特色或“活化石”价值另一方面，民族迁徙始终是文化发展的一大催化剂，西南地区的民族迁徙活动多从北部、东部地区迁入，并逐步向滇南方向发展。
滇南地区玉溪青花瓷的烧成与元代汉人大举入滇有着密切联系，华宁釉陶是由迁入本地的景德镇人创烧并发展，建水紫陶更是与汉文人文化的发展逐步融合的产物发源于哀牢山脉的红河流经滇南，并经河口—老街流入越南，经北部湾入南海，形成面积相对辽阔的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是越南北部的主要经济区域。
这一区域历史上与中国交往频繁，陶瓷烧制技艺也随着汉文化的南移传播，并在此生根发展位于红河下游的越南河内市钵场、宁平省蒲钵、河南省决诚、海阳省舟逗、北宁省土河与浮浪、永福省香更村、清化省周青等地，都是传承发展来自中国陶瓷技艺的传统窑厂所在地，彰显了滇南地区在传播中国传统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文化辐射力。
青花瓷器烧制技艺传承人和秀华走进云南省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开展传承教学 摄影/宋淑玉三、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艺术生产从传统陶瓷产品的源起来看，滇南地区的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都是伴随着当地群众的生活日用而形成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发展。
进入非遗时代以来，滇南陶瓷逐渐从日用器物的属性中走出，在精品创作、文创转化、数字赋能等方面继续发挥其特殊的艺术生产特质（一）精品创作陶瓷作为日用品的一种制作工艺，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乃至于成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但随着现代社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与西方现代艺术同时介入的“陶艺”观念对中国传统陶瓷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瓷烧造开始逐渐与现代陶艺相结合，滇南地区陶艺也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广泛参与当代艺术创作，成就了其艺术生产的独特面貌2022年1月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展出的“云陶滇瓷，虎福迎春”，是30位当代云南艺术家的陶瓷作品创作。
艺术家们基于中华文明基因和云南陶瓷的文化特色，创造了兼具古老与前卫的云南民族民间陶瓷文化现象，是云南本土陶艺家扎根故土的回应与此同时，2022年4月在云南美术馆开幕的“滇陶溯源——云南·中国国际陶艺邀请展”系统展出了云南省美术家协会邀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余位艺术家深入云南采风，以建水、华宁等滇南本地材料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对滇南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理解和探索。
这种云南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艺术交流，对促进滇南陶瓷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文创转化传统非遗项目的日渐式微与其产品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缺乏文化创意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滇南地区部分陶瓷产品未能实现向工艺品的转化，产品附加值多在低谷徘徊，项目发展也遭遇瓶颈。
如今，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带动下，滇南陶瓷的传承人和相关从业者逐渐注重依托陶瓷项目本身的特色，结合云南地域文化对陶瓷产品进行了创意提升和改造，推出了众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并获得市场认可在普洱市镇沅县，镇沅黑陶市级传承人薛储寅和其团队摒弃了对实用性不强的工艺品的开发，转向注入普洱饼茶的特点，将茶器设计开发与黑陶设计理念相结合，同时提高镇沅黑陶的烧造温度，给普洱饼茶量身定制了黑陶茶器，推动古老的制陶技艺在茶马古道上开启了新的篇章。
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的传承人们也将产品开发的目光投向文化创意产品景洪博宫莎湾傣陶手工作坊创始人玉章凤通过改良傣陶的制作技艺和造型，创作了实用性与艺术性、观赏性并存的傣陶产品玉器南陶工作室通过改进传统低温烧制方法，并融入傣族文化元素，推动傣族传统制陶融入新的艺术形态和表现形式。
在文创转化的艺术生产导向下，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近年来在“文博会”“陶瓷产品设计大赛”等高规格的展会中屡获佳绩，进一步坚定了滇南陶瓷从业者对陶瓷产业发展的信心（三）数字赋能基于当代社会网络消费和行业互联的发展动势，面对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市场和消费的直线化，以及线上消费和交易量的不断攀升，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也在实现数字赋能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
早在2015年，云南省开始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推进了资源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在创新陶瓷艺术生产发展机制上，也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以建水紫陶为例，通过“数字紫陶”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开拓产品防伪溯源，二维码“身份证”链接产品产销全环节数据，并建成了紫陶抖音直播基地，培育紫陶电商。
建水县连续三年上榜“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荣获“中国紫陶之都”称号，建水紫陶产业园区跻身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并立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20年，建水紫陶文化产业产值达35亿元，2021年跃升至40.3亿元，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光彩。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碗窑村龙窑四、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振兴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赋予了更高的文化使命，作为传统工艺重要组成部分的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也从被保护的对象逐步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社会发展的文化引擎。
（一）文旅融合随着近年来组织机构和体制基础的不断夯实，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也向深化期迈进在滇南地区，依托云南旅游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成为各地文旅融合的催化剂，开辟了非遗保护和旅游发展双生共赢的良好局面。
建水县在推进“陶城融合”的过程中，精准施策，通过打造主题街区、修复文化生态、加强业态培育等方式，进一步将紫陶文化和旅游相结合例如建设在碗窑村和建水古城联结区域的建水紫陶街是以紫陶文化为主题的商业街，专门售卖、体验紫陶产品的商铺和场馆鳞次栉比，形成了“紫陶文创+观光体验”的复合产业，是外地游客在建水必到的打卡地。
2016年至2022年4月的数据表明，当地紫陶注册登记生产销售企业和个体户的数量从872户增加到2246户，从业人员从1.5万人增加到4万人，带动产值年均增长33.56%，有效检验了建水紫陶文旅融合的成果。
玉溪市红塔区根据城市有机更新发展的理念，以原瓦窑陶瓷厂为基础建成了工业遗产文化产业园区，还紧连瓦窑陶瓷厂建设了文旅产业街区，融合陶博物馆、陶瓷艺术展示区、陶艺体验馆、陶文创作店、陶艺定制等陶瓷文化旅游相关的创意产业，目前日均客流达1.5万人次。
类似的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原来破旧不堪的瓦窑厂变身全省首座青花瓷主题的一站式微度假生活体验创意街区，在促进城市社区提质发展的同时，还进一步助推了该区域“文化赋能，产城融合”的理念发展，形成老旧小区改造的“玉溪经验”，为探索非遗传承发展与文旅融合新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二）乡村振兴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尤其是少数民族制陶术的所在地多为乡村，近几年来结合非遗项目与乡村特色产业和旅游发展，在助推这些偏远地区脱贫攻坚的事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早在2013年，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发展规划》，确定了发展“金木土石布”为核心的民族民间工艺品特色产业，其中“土”是包括滇南华宁陶、建水陶、黑陶等在内的陶瓷烧造类项目。
通过多年深度发掘和努力探索，2019年全省特色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784.32亿元，占GDP比重3.38%，文化产业跻身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华宁县碗窑村的制陶产业自明洪武年间兴起，鼎盛时全村有百米龙窑20条，蜚声全滇，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
2013年华宁陶器制作技艺列入第三批省级非遗项目以来，华宁县将华宁陶列为重点产业进行培育，碗窑村结合发展规划，打造成为以陶为主的特色传统村落建设运营了华宁陶云上艺术博物馆、陶瓷艺术大师系列作品展馆等系列场馆，同时积极联系中国美术学院、云南大学、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等教学科研单位，挂牌教学实践和创研基地。
在华宁陶复兴的文化背景下，碗窑村进一步整合华宁陶文化优势，通过项目带动美丽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成以陶瓷文化、休闲观光、生态旅游为主的旅游特色村全村49.3%的劳动力从事文化旅游行业，近两年创造旅游收入7.8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41%，进一步践行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在景洪市的多个傣族村镇，当地政府携手傣族群众，在开发包括制陶技艺在内的傣族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转化的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并收获了较为丰厚的硕果景讷乡曼散村曼勐老寨是西双版纳州傣族土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之一，至今保存着土陶盛水、煮饭、煮菜，竹筒制作器皿装酒、存茶、盛饭，以及唱章哈、奏傣乐、跳傣舞等习俗。
当地以文化为抓手，组织特色文化户营造不一样的傣族人文景观，通过党建带村建、助推乡村建设、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等方面的工作，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人均纯收入由2016年的9328元增至2021年的14814元。
嘎洒镇曼占宰村曼丢古寨始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强化非遗传承培训和民俗文化活动，制定并执行傣族慢轮制陶、竹编等傣族传统技艺非遗人才培养另外，还结合古朴、秀美的傣寨风情，推出“一村一品”“做一日傣家人”等特色旅游模式，串联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文明村”。
勐罕镇傣族传统古村落曼景村近年来加大傣族慢轮制陶技艺、象脚鼓等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成立导游队伍，把傣陶、傣锦等特色产品和相关农副产品推销出去，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进一步形成了环境优美、特色浓郁、产业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进步的村寨发展新面貌。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景区的傣陶卖场五、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启示与思考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发展态势良好，得益于广大非遗工作者和传承人群体在深度挖掘滇南地区众多陶瓷技艺、打造特色资源、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艰辛付出。
与此同时，云南省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一直保持与省级非遗项目同批次公布、同步建设早在2005年，云南省非遗保护部门启动建设“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之乡”，其中景洪市立项“勐罕镇曼听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建水县命名“碗窑村紫陶工艺之乡”。
其后又陆续立项建设了耿马县“滚乃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傣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景洪市“曼掌村傣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直接关涉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云南省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探索出的文化生态保护的模式，对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尤其是与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事业相结合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在有效保障滇南地区陶瓷类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助推滇南陶瓷及其产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项目所处的文化生态建设工作还处在建设期内，各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尤其是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相对于传承人群而言占比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项目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规划中，综合滇南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共同的文化属性和发展脉络，创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立项更多更高级别的非遗项目，公布一批批新的代表性传承人，面向市场探索、开发更多多元化的产品，都可以成为这一地区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与滇南地区毗邻的越南首都河内市通过开发包括传统手工艺村观光、休闲等旅游路线，多方面促进了旅游产品多样化，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2022年前四个月创造了约7.8万亿越盾（约合人民币21.9亿元）的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45.3%，是将陶瓷与旅游结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地处边疆地区的滇南陶瓷烧造类非遗项目，与越南等邻国陶瓷技艺的历史和文脉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借鉴交流，以期在助推云南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以及“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等工作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时代使命。
陈剑 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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