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CHIN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020年 第01期 总第01期摘 要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文化在不断适应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不停发展改变，存活于当下社会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能例外。
所有“非遗”都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所谓动态意味着它不仅与历史有关，与现当代有关，还应该与人类的未来发展有关另外，从整体论看，既要将非遗放在动态的时间维度中来理解，也要将其放在复杂的社会空间中来审视，看到它是后现代社会和知识化社会的产物，不仅是被保护的“遗产”，还是参与新的社会建构的“资源”。
人类社会从开发自然资源时代转向开发“人文资源”时代，与人文资源紧密相连的“非遗”正体现出其未来性的重要价值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资源；全球化；后现代社会一再论“非遗”的定义与概念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4年中国成为缔约国。
从那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了中国学界中的一个热门词，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提出“非遗”是什么的问题？因为任何思考都需要回到原点去重新解释才能提高认识，加深理解，并提出新理论十几年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有关“非遗”的概念和定义，否则，很难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论和认识。
而这还需要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提出的定义开始《公约》关于 “非遗”定义是这样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①在这个定义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社区和群体中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但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包括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地方性的文化之中，其代表的是人类多元文化的传统部分根据《公约》，之所以保护“非遗”，是因为其“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②注意，“世代相传”“被不断再创造”这样的关键词，决定了其是动态的，延续向前，并且可以“被不断再创造”的，因此，其保护方式与文物的保护方式有天壤之别人是具有创造力的动物，剥夺了其创造力就剥夺了其生命力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被再创造，因此保护“非遗”，也包括保护和延展“非遗”的“创造力”。
如此一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原汁原味”，就不仅是一种真空状态下的想象，也是一种限制创造力的束缚，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是不存在的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③，保护它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仅仅“原汁原味”是不够的，必须融入到当下的社会发展中，“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④。
其意义在于，通过保护、认识、理解“非遗”，重建人们在工业化社会中失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珍贵记忆但重建的意义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参与和审视，这一工作尤其重要。
人类学者是最早从事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研究的学术群体，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学者们就进行了多元文化的保护和记录工作，当时的美国人类学家以及英国人类学家一起，共享着一种愿望，即保护那些迅速消失着的文化知识。
田野调查发现，传统社会正在遭到破坏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斯在1913年写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一位老人的过世同时也带走了一些永远无法代替的知识”⑤大家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只有依据那些天天都在消失的信息，主要理论问题才能得到讨论。
这种感觉激发了大家去收集所有可得到的经验材料的共同努力这段时期英国的人类学家急于去寻找经验资料——类似于博厄斯和克罗伯的“抢救性民族志”，托雷斯海峡远征队把系统的田野研究方法引入了英国人类学 ⑥可见，人类学者是作为最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学术群体，因为人类学最早的田野工作就是抢救和记录这些多元化的地方性知识，即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至今日，记录和研究存活于当今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仍然是最有效和最科学的方法之一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撰写中，有不少人类学者参与其中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把“非遗”放在一个更加深远和广阔的社会语境中认识，目的是结合国家的发展战略，找到一条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路径。
二从整体性的角度去理解“非遗”人类学对文化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整体研究，必须要有一个研究背景的时空框架，才容易理解这样的概念和定义在这样的时代被提出来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缘由理解清楚这一缘由，才可以理解其与时代的关系，探明认识它的路径。
《公约》公布的时间是2003年，此时的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似乎是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势态横扫着一切传统文化，那时传统文化就是落后文化，在中国也一样，是需要砸碎的旧时代的文化代表。
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就极力否定传统的作用，将传统看做是一种教条和对知识的羁绊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人们经常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就是将传统理解为迷信和非理性的东西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反思甚至是反叛人类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以后，现代和传统的对立才得以和解，传统才重新受到尊重，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因为它为人类的生活赋予了连续性”“传统的终结就是对自然本性的泯灭”，还认识到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 。
⑦在后现代的理论中，前工业社会主要是“与自然界的博弈”，工业社会集中于“与改造过的自然界的博弈”，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一种“人际间的博弈”，主要涉及知识领域的差异⑧“人际间的博弈”实际就是文化间的博弈，“知识领域的差异”实际就是文化间的差异。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国家原生性的传统文化，因此，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文化差异性之间博弈的基点，成为当今许多国家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尤其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洗礼下被掩盖、被消失、被遗忘的特殊时期。
从某种意义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后工业社会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民族复兴运动詹姆斯·费尔南德斯是一位后人类学者，他在自己的田野著作《布韦提：非洲宗教想象的民族志》一书中写道，“在芳族歌谣中我们看到了布韦提的源头”“但它是一种全新的组合”
⑨芳族是赤道几内亚的一个主体民族，布韦提是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但在西方殖民统治下，这一传统的信仰体系遭到了破坏，于是芳族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萎靡和各部分日渐割裂，在这样的背景中，芳族人“创生了对复兴的特殊要求”⑩。
于是，他们开始关注那些已经脱节、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民谣、宗教和传说，并恢复了布韦提信仰及仪式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历史经验创造了芳族人对复兴的期望；其次，复兴是以“这些经验的残渣”⑪重新建构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芳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后来复兴并在原有的经验残渣中重建出来的，并非是所谓的“原汁原味”其实在中国，在许多非西方国家都一样，都经历过传统文化遭受到破坏的历史。
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就开始作为封建文化被移风易俗，1949年以后，又面临“破四旧，立四新”，一度成为封建迷信被彻底扫除在一个整体的时空框架中，我们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它并非原汁原味，而是夹杂了许多新的建构和新的创造。
为此，我们一定要看到，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特定的框架下做出的不同解释但大部分文化的最深根源中，有着一种本质上的相似性，即它是可创造的，这种相似性是人类真正团结的起点，可成为人类共存的新准则的基础，牢牢维系于人类各种传统的多样性之中 。
⑫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为了坚定我们今天的民族信念，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产生的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文明不会重复，只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重要的是要在自己文化的根部去找准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三从历史性的角度去理解“非遗”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非遗”，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由一个民族的发生发展一直流传下来的我们要保护它、研究它，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
⑬的理论，也就是说，做研究不仅要站在此刻进行思考，还要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只有站在一条动态的时间轴上，才可以理解当下所要研究问题的意义所以他指出，“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走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发展过来的”。
他还说：“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传统和历史，因为它的历史长，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因此，许多的问题都要回到这里边去讲起”⑭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明确指出“长时段”具有优先地位：它们是“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共同进行观察和反思的最有用的单位”⑮。
尤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之国，不仅历史源远流长，而且还留下了许多作为历史证物的文献和文物，让我们看到今天的“非遗”的来龙去脉费孝通先生当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讲话时曾说道：“前几天你们这里的乔建中先生，送给了我一本书，叫《土地与歌》，他是西北人，他在书中写到了‘花儿’‘信天游’，他是你们这儿研究音乐的专家、学术带头人，他把现在还存在的民间的音乐，一直（梳）理到历史上的诗经，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从诗经到信天游，这是民间的一个大矿场。
”⑯从乔建中先生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今天在西北民间还存活的“花儿”“信天游”的源头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当下存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项阳研究员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和文献查找而总结出“接通历史与田野”的研究方式，看到许多民俗活动中的礼乐，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可以接通到宫廷礼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礼失求诸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化之所以得以保存，不仅是通过文献记载，还是通过民间传承他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何以重视乐，如果仅仅是审美和欣赏以供娱乐的用乐是否会值得古人如此重视？当然不是这样”⑰他通过文章告诉我们，民间礼俗中的许多用乐都来自宫廷的礼制用乐，历史上国家礼制仪式用乐从宫廷、京师到各级地方官府的用乐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尤其是在雍正禁除乐籍这一历史节点上，使得曾经的官方礼乐转为民间礼俗仪式为用。
当这些国家礼乐的承载者转而服务于民间，则意味着国家礼制仪式向民间礼俗仪式的转化或称文化下移在这种意义上，当下在民间的许多仪式为用的音乐类型、乐曲、乐调、乐律，甚至涵盖乐队组合、乐谱，等等，在主导层面都是历史上官属专业乐人的传承，这是“官乐民存”的意义。
民间和官方向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我们想象的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不一样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我们能说得清楚许多“非遗”的来龙去脉如我曾考察过安塞剪纸，在考察中我发现，这里的剪纸与中原的风格很不一样。
追溯其原因，这里有浓厚的汉唐之风，但内地主要流行的是明清以后的风格考察了解到，这里从战国、秦汉一直到唐宋都是重要的边关要塞，说明在当时和中原的交流往来很多，因此，汉至唐宋时期中原的文化影响在剪纸和刺绣中都隐约可见。
而元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对这里的影响不大，是因为此时蒙古已在我国的版图之中，这里不再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这一带也不再受到当政者们的重视而且这一地区地势险要，境内沟壑纵横，川道狭长，梁峁遍布，此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其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展就显示了较多的独立性 。
⑱通过上面的举例，我们看到群体文化遗产需要历史解释，而且只有把“非遗”放在历史解释维度里才能清楚其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和社会形式在本质上与语言中的语法相类似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语法，是存在于所有文化之间共有的普遍语法 。
⑲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和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其表面的现象，还要找出其背后的意义和语法部分因此，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需要有人类学的知识和历史学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在农业时代的基本状态，如《乡土中国》就是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本重要的读物，其里面所描绘的中国社会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就是乡土中国基本的关系结构。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一些知识，就难以解释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容易发生以讹传讹，随意搭配和建构的现象四从动态性的角度去理解“非遗”按照人类学的观点，“一种健康的族群文化从来不是一份被消极接受的来自过去的遗产”，其显示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创造性参与”，但是“如果没有一份可供加工的文化遗产，个人是无助的”。
⑳这样的观点说明，“遗产”并非是让当代人被动接受的静态之物，是可以让当代人参与其中的，并得到再生或再产生新的创造力之物，同时也告诫我们，当代发展需要有文化遗产，尤其是可以代表本民族价值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根基。
如果将“非遗”界定为还存活在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某些传统文化，就一定要认识到，虽然我们谈论社会时常常把它说成是某种由传统界定的静止结构，但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说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个规模和程度不同的组织单位成员间部分或完全理解的精密的网络……只是表面上看来才是社会制度的静态集合，而实际上它每天都在被个体参与其间的具有交往性质的特殊活动所重新促动和创造性的再确认
㉑也就是说，那些被我们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也是当代社会与当代人积极参与的一部分，一定会受到当代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和各种群体的相互推动，因此，不可将其看成是静态的文物，看成是过去社会遗留在那里、不能触摸、不能让它生长与发展的标本。
我们要认识到，文化的传统是为了维持和延续它的生存并使其得到充分表达 ㉒它的功能是：一方面，将人与其环境——它在地球上的栖息地以及四周的宇宙空间相连；另一方面，将人与人相连 ㉓凡是与人相连接的东西一定是复杂的和动态的，因为人是复杂的和动态的。
另外，文化具有公共性，其缘由是“文化，因其作为被表演的文本而成为公共的”㉔在传统社会，其公共性在于社区秩序，需要不断被确认，因此，常常出现在各种仪式中而在当下的社会，其开始转化为社区的文化特征，常常出现在游客们观看的旅游景点中。
这种场景和意义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非遗”原本的价值，所谓“原汁原味”的保护也只能是形式，难以保存其形式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认识告诉我们，任何特定的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部落——不能再被视为文化的孤立体，而应该从更宽广、动态的眼光来审视
㉕也因此，任何一种将文化视为和谐一致的、静止的和孤立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于传统不可能与现代性相分离，传统将继续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㉖同时，现代也离不开传统，因为新的形式要从先前的形式中生成 ㉗。
也就是说，传统是现代发展的基础，没有传统，现代就没有根基但传统也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赋予的新内容，并进行再创造因此，当我们研究非遗时，不能将其孤立在当下的社会之外，更不能让其脱离时代而发展。
可以说，“非遗”保护的理念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得以产生的，因为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类开始恢复对传统的尊重，重新重视传统的价值但正如詹明信所认为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后现代世界中能够让我们找到进路的认知图式然而，那些图式不是也不可能是各种旧的图式 。
㉘，而应该是在旧的图式基础上的新的创造阐述到这里，我要表达的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人类社会更广泛的背景中去看待研究和认识“非遗”，而不是将其孤立在人类社会进程之外，同时还要看到它是动态和不断向前发展的五从未来性的角度去理解“非遗”
“非遗”的动态性不仅意味着它与历史有关，与现当代有关，还应该与人类的未来发展有关，因为所谓的动态就是不停地向前，而前方就是我们要行进过去的未来所谓的活态就要一直存续，有未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研究“非遗”时不仅要眼光向后，从历史中去探源，还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极目远望其可延伸的方向在何处？它的未来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生产性和工业化，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和知识化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和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 ㉙。
所谓的后现代就是现代社会对知识反思的阶段正是这种对知识的反思，增进了人们对于文化和传统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遗产开始成为“资源”，所谓资源就是要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从物质消费逐步转向非物质消费，因此，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象征资本、身体资本成为新的重要的关键词 ㉚，都与人文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的人文资源，按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其“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点地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这样的定义让我们看到了遗产与人文资源之间关系的密切性，为了论述这一关系和概念，我此前撰写了一系列“遗产到资源”“遗产资源论”方面的文章因为意识到了这是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未来性的重要方面，也意识到只有在知识社会中，人文资源才得以存在，得以成为人类建构新的文化的基础。
知识社会最大的转变就是经济资本转向知识资本，发掘自然资源转向发掘人文资源，转型的后果是，许多的经济开始与文化有关，而文化也开始成为现代经济的一部分发掘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有区别的，自然资源有限因此，需要争夺和垄断，但人文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共享型的开发，不存在垄断和独占，同时可以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和垃圾的产生，是一种具有未来性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其核心在于人类从追求效益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及意义。
追求效益的生产主要是以物质为中心的，而追求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则是以知识和符号为中心的，也可以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有两个方面背景，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从“与自然界的博弈”到“与改造过的自然界的博弈”最后进入到了“人际间的博弈”这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着眼点主要是技术和生产力，后一个阶段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在这个阶段成为了中心问题。
这一阶段的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也从过去的面对自然资源摄取，转移到了面对人文资源摄取也就是说，文化的再生产方式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再重构因此，遗产就不仅是放在博物馆里让人们参观的静态之物，而是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具有创造力的行动之物。
第二个方面是今天的人类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了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但也感到了生态的危机，人们普遍希望通过人文的平衡将人类带向一个生态丰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中，以往根植于自然而产生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例，其内核是“天人合一”，提倡的是“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㉛正是这样的哲学观点，使得中国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追求的不是人工之美，而是“鬼斧神工”“巧夺天工”的天趣之美、自然之美。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和眼光来造物，整个世界的发展就会改变方向，和自然相处的态度也会得到改变，由以前的与自然的对立改造转变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且“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㉜。
这正是未来人类走向生态化和全球化所需要的文明态度因此，我近年提出了生态中国的概念其基本的观点是：人类的现代化发展已遇到了不得不转型的瓶颈，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也为人类社会的转型做好了硬件上的铺垫所以说，未来的社会一定是高科技和高人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前，一定会有一场类似当年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前欧洲所发生的文艺复兴任何一场文艺复兴都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型，这一转型的起点往往表现为回到文化展开的原点去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表面上是在复古，实际上是在调整前行的路标。
如果说，当年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解决的是人对自身的理性认识，今天如果我们再面临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其所要解决的恐怕是人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所以要改“我”为“我们”，再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包括在许多国家发生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大国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等现象，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表面上是复古，是再造传统，但实际上是在呼唤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目前还很难描绘出这个时代的具体模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未来人类社会一定是朝着绿色的、可持续的、和平的方向发展，要从物质丰裕的工业化时代转向生态丰裕的智能化和知识化的时代。
而且，在这一阶段，哪一个国家有先见之明，又率先掌握主动发展权的意识，哪一个国家就能成为走向世界前列的国家为此，我有关生态中国的系列文章来论述这些观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六“非遗”保护的路径与方法。
在前面陈述的基础上，我对非遗保护的路径与方法提出一些思考：第一，我们在讨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方案时，一定要关注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旨在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时一定不能脱离其具体的文化空间和时代语境。
既要关注到其所具有的地方性特点，也要关注到这一地方性是在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中的再地方性，既有地方性的特点，又有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特点蕴含于其中第二，几乎所有的“非遗”都具有历史性，因此，在对“非遗”进行记录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有两种并用的方式，一种是“系统陈述”，即将“非遗”按其在时间链上的位置处理，记录的是其作为历史表达的一种积累过程。
另一种是“范式表述”，梳理记录非遗中“行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非遗”存在的现状叙述与解释范式表述在现状记叙和解释中占主导地位，而系统陈述则在世系记录和解释中占主导地位当下在许多高校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我认为，其主要教程里应该有人类学、民俗学和中国历史学的课程，这对于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
第三，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认识到，非遗存活在当代社会，是当代社会的一部分，也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是人类适应物理和社会环境的手段”㉝，是在不断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得到不停发展和改变的“非遗”存活于此，也不例外。
那么作为动态的“非遗”保护应该如何进行？我认为，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保存，可以通过文献、数字化的记录将其保存下来，建立提供给社会共享的数据库，也可以称之为“非遗”传承基因库这里保存的是“非遗”的基因和种子，有些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非遗，可以用各种科技手段记录、保存下来。
而且要认识到，文化的消亡和生物的死亡不一样，生物死而不可复生，但文化因为不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而消亡，遇到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只要有所记录，还可以复活，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复兴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今天，在历史上也比比皆是。
准确记录下来的东西不会走样，是可以做到属于某个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第二个部分是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承认其中所蕴含的传承与创造的成分，一定要意识到“非遗保护”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都有自己的解释方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所以说其是当代史是因为其是由当代人重新解释过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在注重史实的同时，一定还会加入当代人的看法和当代人的选择。
对于“非遗”的保护也一样，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也是重新解释和建构新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因此，要允许非遗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创新第四，十几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长期的保护工作中，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关系在微妙地发生着变化。
如在早期，国家在“非遗”概念中强调的是保护，传承人只是作为这一国家事业中“被保护的个体”，而非具有自我认知、自我决策能力的“传承主体”㉞在这样的语境中，民间缺少主动性的话语空间，因为国家通过文化行政的所为，仍是“有形之手”，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承载者，向着更加适合中国的形式与特色方向前进。
但这毕竟是一场需要民众自觉投入的工作，正如赫尔曼·鲍辛格所说，“复兴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民间的态度”㉟为此，政府也在调整，以“非遗”概念中的“传承”来逐步取代“保护”，使其成为国家话语的核心词汇，使保护工作从以项目为中心的保护模式，转化为以人为中心的传承模式。
民众在“传承”中的角色，相对于在“保护”中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虽然工作的模式在转化，但有关理论探讨方面还主要停留在早期的重保护、重实用、重工作的层面也就是说，当下的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实践，因此，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需要建构新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理论，来适应新的转化模式的开展。
第五，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一定要有未来的眼光我曾于2015年受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罗德尼·哈里森教授的邀请，参加了由欧盟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的“遗产的另类未来汇编研究”项目，该项目侧重研究遗产与人类未来发展的关系。
这一目光的转型非常重要，其意味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当下，人类社会的未来正在从生产型的经济社会转向智能型的知识社会，涉及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还将带动经济模式和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与转型，在新的知识社会中，“非遗”不再仅仅是保护和传承的对象，还是一项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可供开发、利用的人文资源。
因为在知识社会中，经济和文化是一体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为的那样，“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常常被认为是如今众所皆知的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㊱传统的将文化与经济分割对立的观念已经过时，在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前瞻性意识和战略性眼光，一定要加强跨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尽快地从实用型、工作型的层面训练，转移到更高水平的理论型、实践型的研究中去。
而注重理论研究与田野实践并重的人类学专业，应该成为“非遗“保护的基础性训练学科，并要培养和吸收更多的人类学者来参与这一工作结 论“非遗”的概念不仅是一个过去式，也不仅是一个现代式，还是一个将来式我们一方面需要将其放在一个大的社会空间中来审视，同时还要将其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维度中来理解。
最忌讳将其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动态的时间维度中抽离出来，作为固化静态的遗产加以标本化，使之看不到其自身蕴藏的活力及再生的能力另外，我们还要看到，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也在加强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间生性的，都是文化同化的产物 。
㊲即使我们希望通过“非遗”的保护来传承民族文化，传承过程本身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和重新解释的过程，我们不但不会回到过去，反而会使得一个新世界得以产生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世界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这是一个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新性的时期，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 ㊳有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能量的枯竭，以及反对现代性的具体统治形式和在破坏性潜能的形式的出现，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将会出现又一个轴心时代㊴。
凯伦·阿姆斯特丹说，轴心时代是产生精神天才的时代，我们则生活在一个产生科技天才的时代但笔者认为，如果还有一个新的时代出现，则应该是一个精神天才与科技天才同时产生的时代，唯有如此，人类才不至于生活在科技与精神发展极度失衡的社会。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重回轴心时代去寻找资源，正如欧洲通过文艺复兴，从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中吸取养分而发展出了现代科学，今天我们能否从同处轴心时代的先秦文明中吸收“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等生态思想来为新的时代的建构服务？我们之所以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在其中蕴含着有在精英社会中已经消亡的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因子。
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分布在不同地域，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空间中，是相对于全球化中的“本土性”知识，以前这些知识没有受到重视，但今天，在学界提出了“再本土化”的概念，其是指对本土知识的维护、再发现或创造，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知识
㊵笔者认为这种可以维护、再发现再创造的本土知识，既是我们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人文资源这样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认识，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精英阶层，乡土的手艺知识、乡土的民俗知识、乡土的农业知识，也开始登上大雅之堂，与精英知识相互交换，在交换中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基因库。
而且我们还看到，以往认为是传统的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了人文资源的富矿区，成为新的文化发展地和新的文化经济发展区，等等 ㊶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受到关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人类社会当下已经历了从蒸汽机，到电气，到互联网，到智能等四个阶段的工业革命，通过这样递进性的不断深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超越工业文明，进入到一个智能化和知识化的新型社会，这将是一场人类社会的巨大革命，是需要高科技和高人文同时发展，从而寻找到新的文化生态平衡的社会。
也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将人类从物质匮乏的农业文明带入到了一个物质丰裕的工业文明，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使其遇到了一个难以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于是，人类的文明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转型期，这将是一个不亚于当年的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那样的巨大的文明转型。
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类不仅在开发自然资源，也在开发人文资源；其在建构一个新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个新的人文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将要努力的目标是物质和人文的发展合二为一，与此同时，也会把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甚至政治的发展合而为一。
最终的目标是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生态丰裕的新时代，传统的具有生态价值的农业知识，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在这个时代都将成为建造一个新时代的资源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国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在含义。
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朝着绿色的、和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步哪一个国家能首先有如此的理念，首先寻找到一条如此的道路和如此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哪一个国家就能成为率先转型、率先发展的国家，我希望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加深对“非遗”概念的认识意义重大。
总之，这是一个通往崭新的时代的入口处，有许多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列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之中，而不仅仅是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所做的工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置于如此广阔、深远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空间中去认识，才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其在这个时代的完整样貌，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及其与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前途的关联性。
▼上下滑动浏览注释： ①②③④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2006-4-20）[2020-8-17]. https：//www. un. 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ich.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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㊶ 方李莉等撰写的国家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工艺美术发展总报告书《手工艺正在重塑中国生活方式与中国哲学观》，出版中作者简介：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
文章整理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编辑 | 梁红玉 排版 | 梁红玉校对 | 刘 念 责编 | 韩晓冬投稿邮箱：ichfys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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