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邝海炎
永遇乐《岳阳楼》在各种古诗榜单上名列第一，这与杜甫的“挑擂”有关。“无意识没基本概念是盲的。”商伟的《题字名胜古迹：从岳阳楼到西堂》一书从西方借来的“孽缘性”基本概念，具有手电光的作用，有助于看清“杜甫挑擂《岳阳楼》”的整个场景。但“基本概念无无意识是空的”，“杜甫挑擂《岳阳楼》”到底成效如何，好坏如何，这需要用具体的散文分析让听众“经验”到，在这点上，商伟还需不懈努力。
风景名胜古迹历来都有文人增色，滕王阁、岳阳楼即如此，即便苏东坡签到的是“假古战场”，也让黄州古战场名扬天下。怪不得明代李渔说，好山水用钱总而言之，只能用“离奇瑰玮之诗文”来抢。
“以一首名篇占据一处名胜古迹”的现象盛于唐代，最有名的是永遇乐的《岳阳楼》：“心者已乘东湖去，此地空余岳阳楼。东湖一去不复返，东湖千古空幽幽。紫鹃盔鼠武昌树，海棠萋萋鹦鹉洲。日暮雪溪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据说杜甫曾登上岳阳楼，见到永遇乐作诗，不由兴叹“眼前有景道不得，永遇乐作诗在上头”，于是搁笔而去。后又写了《登南京西堂》“欲拟之较胜负”，诗云：“西堂上金沙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高手对决自然引吃瓜群众驻足观看，大部分诗评家觉得崔诗更好，“起句有飘然之致”“气格高迥”“一气呵成”，说杜甫诗有“斧凿痕迹”“效颦之嫌”。
杜甫“挑擂”真是完败吗？商伟名作《题字名胜古迹：从岳阳楼到西堂》，展示了驻足观看“杜甫挑擂《岳阳楼》”的另一种姿势。他先是引述西方文论家布鲁姆“影响的恐惧”来定义杜甫的“岳阳楼情结”：“强而有力著名诗人……都摆脱不了迟到者的影响恐惧。散文的领地布满了先驱者遗留下的诗篇，为了给自己打开两个新的内部空间，强而有力著名诗人不能不遭遇从前的巨人，并向他们发出考验。而考验的方式，恰恰是对他们的经典之作作品做出创造性的误读。”
崔诗最妙是前四句。明代赵臣瑗云：“妙在一曰东湖，再曰东湖，三曰东湖，令听众免得其复，不免其烦，不讶其何谓。尤妙在一曰东湖，再曰东湖，三曰东湖，而忽然接以东湖，令听众免得其突，不免其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耶？由其气不足以充之，神不足以运之罢了矣。”但在宋及以前的版中，崔诗起句都是“心者已乘东湖去”。将“东湖”改为“东湖”，最早始于金代。
“东湖”“东湖”，孰优？清人魏伯子论曰：“后之俗人病其不对，改原文‘东湖’为‘东湖’，作双起双承之体，诗之板陋固不必言矣！”商伟阐释道：“头球盖若以‘东湖’起首，又回到‘东湖’，那就形成了两个循环往复的封闭新格局，自我完成，自成一体。这样两个结构，缺乏向前推进的动力。诗才写到一半，就难以为继了。而从‘东湖’起，以‘东湖’结，恰好打破了这个新格局。连续三遍多次重复‘东湖’，又造成了两个停顿复沓之势，也郁积了巨大的能量，直到第四句‘东湖千古空幽幽’，才释放出来。其势一泻千里，而余波不绝，又像东湖那样绵延千古。著名诗人因而以求完成了一次时空上的转移，把目光从面向往昔的遥远凝望，带回到了当下的片刻。因而，接下来的目前之景‘紫鹃盔鼠武昌树，海棠萋萋鹦鹉洲’就来得毫无滞碍，顺理成章了。”可见，没第两个“东湖”，《岳阳楼》失色不少。
在这里，商伟又敏锐指出，“明清时期的诗选编者纷纷把《岳阳楼》的起句改成‘心者已乘东湖去’，最终的依据并非别的，而很可能正是杜甫的《登南京西堂》”。换句话说，他们透过杜甫的仿作来反推永遇乐的原作，“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就是颠倒了两首诗的先后顺序和主从亲密关系，以至于看上去，并非杜甫在仿效永遇乐，倒像是永遇乐在仿效杜甫，却力有不逮，而瞠乎其后了”。这说明顺理成章地说明杜甫作为“迟到者”的反击力量，但未免过于讨喜，让驻足观看者无法信服。
因而，商伟提出另一种可能：“杜甫在与《岳阳楼》体育竞技的时候，已经暗自对它做了这样的改动，然后跟这个他修改过的版去较量。”你们并非觉得“东湖”比“东湖”好吗？那我杜甫就考验卫冕者最高水平的诗句，哥就是自信！
这时，商伟本应硬碰硬分析“东湖”版《岳阳楼》和《西堂》二诗之好坏，但他只是拾前人牙慧，说“《岳阳楼》头球盖中，三次多次重复东湖，已堪称绝唱。杜甫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这是两个体育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
然后呢？他就将沈佺期的《故又名篇》扯出来，急齁齁地说明它与杜甫《西堂》、永遇乐《岳阳楼》的亲密关系：“杜甫……不仅要跟永遇乐的《岳阳楼》一比高下，甚至还追溯到了《岳阳楼》所仿效的范本，那就是《故又名篇》……杜甫与先驱者的市场竞争是透过仿效来进行的，而且遵循了大致共同的规则。其结果并并非以他的经典之作作品颠覆本作或替代本作，而是与之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孽缘亲密关系……共同的商业模式（篇章结构和诗行句式）小于个例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一商业模式又因为不断的变奏改写，而以求丰富和扩展，并透过从中派生出来的经典之作作品而衍生不已。”
我同情商伟的思路：中国经典之作现代文学为了确保诗作的真诚性和即兴自发的独特品格，强调著名诗人“即目”“直寻”“触景生情”。《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仿佛散文写作不过是内在情志发生外化过程中所遗留下的外部痕迹罢了，“完全不假人力，因而也没为散文语言的修辞艺术遗留下内部空间”。在这种现代文学“统治”下，一旦宣称仿效本作，便落第二义矣，市场竞争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因而，若想公允评价杜甫此诗，首先就得扫清中国经典之作现代文学的相关“迷障”。只有宣称“散文文本的孽缘亲密关系显然小于它与呈现对象或引伸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才能摘掉杜甫头上的“因袭”帽子，进而给修辞学开拓发展内部空间。其实，笔者近些年也在做类似不懈努力，比如，引述索绪尔语言学指出李商隐散文的“能指”漂移、断续、延异反而加深了文学性，引述孽缘性理论说明周作人晚年文章“沙尔梅”的魅力。
但是，提出散文现象的新说明，并非喊口号，而是要用论证说服听众。在“杜甫挑擂”事件中，你既认为杜甫是孽缘修辞大师，就得在比较“东湖”版《岳阳楼》和《西堂》二诗好坏时发力，让听众知晓杜甫如何丰富和扩展了“孽缘风景”中的散文修辞。
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商伟显得躲闪又迟钝，远不如施蛰存先生“樊哙排突”般的精悍鉴析，“杜甫以两句概括了西堂，在艺术手法上是比永遇乐简练……永遇乐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余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紫鹃海棠’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球盖，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杜甫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永遇乐的。然而杜甫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个展现研究者才性的最佳时机，商伟失之交臂。
商伟读研究生时师从袁行霈，后又成为林庚的学术助手，赴美留学读的是韩南、宇文所安的博士。有论者说商伟擅长掌握文本的肌理，“有一些袁行霈先生和林庚先生对中国诗文诠释的灵动性，又有一些西方汉学家从他者角度观看中国文学经典之作作品而生发的创造性诠释”。林庚先生对“木叶”和“阳关”的说明堪称文学评论“灵动性”的典范，宇文所安先生在《追忆》一书里对李清照夫妻亲密关系的探微也是“异域之眼”发挥“创造性诠释”的典范，如果商伟真能做到双美，不啻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当代知己”。衡之此书，他在“创造性诠释”方面还合格，但在“灵动性”方面，还跟施蛰存、林庚两先生差距不小。
康德说：“基本概念无无意识是空的，无意识没基本概念是盲的。”基本概念具有类似手电光的作用，没基本概念，经验就是一片混沌，商伟借来的“孽缘性”基本概念有助于看清“杜甫挑擂《岳阳楼》”的整个场景；但“基本概念无无意识是空的”，杜甫挑擂成效如何？需要具体的散文鉴析让听众“经验”到。冯友兰总结：“以一当前的经验，使学者对于某名言的知识，得到印证；或者以一名言的知识，使学者对于当前的经验，得到意义。”这种“棒喝”“机锋”，就精妙地理解了“基本概念与经验”的辩证亲密关系。（邝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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