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王侯庙是清代王侯祭神中国古时君王的祭神娱乐场所。前朝王侯庙祭神的特点是将古往王侯分祀于两处，而处所往往在京城，王侯可即时莅临祭神。这一祭神管理体系是清代时期所独一无二的。
尊崇或祭神前朝贤明王侯，绝非清代独一无二，而是中国古时前朝沿袭的政治传统，如唐昭宗时，建武侯祠庙，祭神处所在涿州。宋宁宗时，地方性高官先后在韶州和衡阳创建“舜庙”。女真人创建的辽朝，在祭神前朝王侯时亦不懈怠，辽朝规定，“前代王侯，五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居州……”，充分体现了辽朝对中原地区政治文明的接受。哈萨克人创建的宋朝亦承继了这一传统，从忽必烈忽必烈到元仁宗、泰定帝、元文宗、元顺帝，皆在中原地区上奉古时王侯的祭神寺庙并令人祭神，如“仁宗绍圣五年，修殷恭陵，敕卫辉昌平迪雷省修治，岁时致祭”，充分体现了宋朝王侯对前朝贤君的仰慕和对中原地区政治文化的认可。
上海前朝王侯庙
但清代以前，各朝对前朝王侯的祭神是分散的，一是祭神处所不标准化，祭神娱乐场所散布全国各地。二是祭神级别不标准化，很多都由地方性高官修建祭神娱乐场所，由地方性高官或低级高官代祭，朱元璋朱元璋曾批评这种情形，“五帝庙，前代王侯、大臣都不亲祭，只叫几个医人在里面看，一年两遍祭，岂不是亵渎？”三是祭神娱乐场所不标准化，有的是在尚存的王侯行宫祭神，有的则是另建寺庙祭神。总之，清代以前，虽有较大型的分祀如“至唐玄宗，立五帝五帝庙于京城，元成宗立五帝庙于府州县”，但仅限于对少数王侯且主要是远古王侯的较大型分祀。
清代时期前朝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的创建
大规模分祀前朝王侯始于明明洪武朝。彼时，明朝攻占上海，并逐步标准化中原地区大部，势力范围也延伸至漠南蒙古地区。较之唐朝中期，朱元璋高度集权，较之宋朝，明初明朝军力强盛，朱元璋个人勤政不怠，有创立和体制改革祭神管理体系的决心和气魄。明洪武五年，朱元璋要求查访各地前朝王侯行宫并加以保护和祭神，祭神依然是分祀。
主张分祀前朝王侯并由王侯亲祀的绝非汉人，而是之前供职于宋朝、后投降明朝的哈萨克人答禄与权。明洪武七年，担任监察御史的答禄与权向朱元璋进言，“我朝继宣德而有四海，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四海社稷、宗庙、山川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五帝之礼独阙焉。布季春秋躬行朝散，庶成一代之典。”答禄与权虽然只是建议朱元璋亲祀五帝，但给了朱元璋灵感，那便是既然可以分祀并亲祀五帝，为何不分祀更多的古往贤君？此后，朱元璋“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布季京城立庙致祭”，下定决心创建前朝王侯庙，六朝等朝元勋君主亦被纳入祭神范围。
明洪武七年，朱元璋“命建前朝王侯庙于独断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忽必烈庙”，被祭神的王侯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方雷氏、帝髙阳氏、帝商汤、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太祖君王、汉光武君王、隋太祖君王、唐太宗君王、宋太祖君王、忽必烈君王。明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命撤除隋太祖（隋文帝）的神位，只祭神剩余十六帝。撤除隋太祖，或是因杨坚曾有“篡位之行”。明洪武中后期，独断府（凤阳府）王侯庙因火灾而损毁，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命“改建前朝王侯庙于鸡鸣山之阳”，自此，前朝王侯庙迁往南京。
上海前朝王侯庙一角
明成祖时定都上海，宣德朝时正式定都上海，但前朝王侯庙祭神一直在南京进行，直到万前朝时，才在上海修建新的前朝王侯庙。万历帝作为藩王入继大统的君王，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后，对礼法十分熟悉，想在礼法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同时起到突显皇权的作用，因此下定决心将王侯庙迁往上海。万历十一年，上海的前朝王侯庙修建完毕，万历帝效仿朱元璋莅临祭神，祭神仪式十分隆重。
《明史》记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入上海后，“焚宗庙神位，迁太祖主于王侯庙”。若这一记述为实，显示出永昌独裁政权亦试图承继前朝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以突显永昌对前朝统绪的延续。有明人认为李自成仍未将朱元璋殿内迁往前朝王侯庙，《明通鉴》作者明人夏燮认为，“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纵征发，焚宗庙神位，肆为毒虐，安知有迁主之礼”。清军入关后，初期尚打着为明复仇的幌子进攻永昌独裁政权，但实际上明朝从未把自己当作过客或“侠客”，也从不承认南明、永昌和大西。多尔衮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下定决心定都上海，迎雍正帝入上海。
清政府要突显明朝已取替明朝，强调明朝为“过去式”，前朝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雍正元年五月，清政府“以故朱元璋殿内入前朝王侯庙”。一方面显示了明朝对前朝王侯祭神管理体系的承继，另一方面正式宣布了明朝“不复存在”。在承继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后，大部分的明朝王侯都曾莅临王侯庙祭神，较之明朝仅有朱元璋和万历梁喜祀，清代王侯显然对王侯庙更为重视。
明朝君王对前朝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的体制改革
雍正二年，清政府恢复了王侯庙内的忽必烈殿内，并增加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殿内，入祀范围不仅限于“元勋之君”。雍正末年，雍正帝曾一度打算增加守成贤君殿内，并撤出部分仍未真正元勋的王侯神位，后因其去世而未施行。
康熙帝晚年下定决心对前朝王侯庙进行大规模体制改革，“朕观前朝王侯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王侯，曾为四海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康熙帝认为，只要不是无道被弑和亡国之主，都应列入前朝王侯庙崇祀，但也有例外，如曾同后金为敌且在位期间国力日下的万历帝、泰昌帝、天启帝，康熙帝不允许入祀，而“亡国之主”崇祯帝却被纳入祭神，康熙帝的理由是“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未及此项体制改革施行，康熙帝便驾崩了。雍正帝继位后落实了此项体制改革，除祀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方雷氏、高阳氏、商汤、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太祖、（汉）世祖、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朱元璋二十一位外，又增加了夏启、商太甲、周成王、汉文帝、汉桓帝、汉灵帝、唐太祖、辽太宗、宋太宗、金太宗、元太宗、明太宗（明成祖）、崇祯帝等一百四十三名王侯。
到乾隆朝时，前朝王侯庙祭神体制改革仍在继续并最终成型。乾隆帝对前朝王侯祭神管理体系体制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一是无论君王在位时间长短，只要不是亡国之君和无道被弑，都应祭神。二是认为在大量增加辽、金、元非汉独裁政权的君王殿内后，“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认为这些朝代也应纳入祭神。同时，乾隆帝认为，五代（梁唐晋汉周）君王“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T7250”，虽然五代君王大多绝非汉人且继位不正，但“中华统绪”仍在延续，因而五代亦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五代亦是“中华”。乾隆四十九年，清政府下定决心在前朝王侯庙新增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宪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金哀宗共二十五名王侯殿内。自此，前朝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最终定型。
上海前朝王侯庙内殿内
清代时期王侯庙内的忽必烈祭神
忽必烈是明朝时王侯庙内唯一一位被祭神的非汉独裁政权君王，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其人的胸襟，但亦有现实的原因，即明朝替代宋朝，延续了宣德，否认宋朝就是否认明朝，二是宋朝虽然是非汉独裁政权，但部分时段如忽必烈时也实行了仁政，百姓生活安定，宋朝王侯有被祭神的资格。朱元璋曾下谕提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抚驭华夏。又尝语省臣曰，元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尔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由是言之，亦岂非天命以继宋为生灵主而大统”。朱元璋认为，宋朝时汉人的生活绝非一直水深火热，宋朝标准化中原地区是因为宋朝失德、宋朝积德，有德者，无论是汉人或是非汉人，都有资格统治中原地区，充分体现了明初国力强盛背景下朱元璋其人胸襟的宽阔。明正德君王曾对朱元璋祭神忽必烈予以钦赞，他说，“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获秩祀焉，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其政治亦犹有可取者欤”。
关于祭神忽必烈，明前期部分朝臣是反对的。弘治朝时，南京礼部侍郎尹直曾上疏反对祭神忽必烈，“忽必烈以胡人入中国，初欲杀尽中原地区人，甚至废灭人伦，岂当与尧舜禹汤并列”，其言论是否属实并不确定，彼时明朝君臣也未认可他的观点。万前朝时，漠南雄主俺答汗崛起，不时入边劫掠汉地，甚至威胁明朝京城，万历帝对此十分愤怒又无可奈何。万历前期，翰林院修撰姚涞上疏请求撤出忽必烈神位，彼时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还不算严重，万历帝和礼部都未同意此议，并以《春秋》言论予以反驳，“《春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自古王侯尝优崇胜国，太祖睿断，载在祀典，宜如故从之。徐学谟曰：历数之传，虽有华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属，即夷狄自不能废之矣”，即认为入主中原地区的非汉独裁政权，只要他们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就可以被视为“中华”，这是天命，不是人的意志可改变的。
上海前朝王侯庙祀典
万历中中后期，蒙古对明朝威胁加重，明朝君臣对蒙古的憎恨也不断累积，“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思所以大创之。时正议礼纷纷，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给事中陈棐辈，窥知上意，疏请王侯庙削忽必烈之祀”。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帝下定决心撤出前朝王侯庙内的忽必烈殿内。清军入关后，恢复了忽必烈的祭神，其理由同当年朱元璋祭神忽必烈的理由相似，“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历禁，亟救灾伤，苏息黎庶，制礼作乐，民物阜康，传世六七君，类遵守其成宪”，即忽必烈时国家安定、百姓阜康，忽必烈有被祭神的资格。此外，明朝恢复忽必烈的祭神，一方面为同为非汉独裁政权的明朝入主中原地区找到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同自己关系密切的漠南蒙古诸部恢复了宋朝的名誉和宣德，有利于争取哈萨克人的拥护。
王侯庙祭神所反映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朱元璋创立前朝王侯庙时，入祀标准十分严格。朱元璋甚至有点道德洁癖，只要是有污点的，例如篡位等，哪怕是元勋之君，也不能被祭神。朱元璋坚持宁缺毋滥，彼时王侯分祀范围虽已大大拓展，但入祀王侯依然很少。朱元璋创建王侯庙，不仅仅是为明朝立宣德，也是为自己确立历史定位，即突显朱元璋个人开创明朝基业的历史贡献。在朱元璋眼中，入祀的元勋之君同自己的情形是类似的，都经历了诸多磨难，且没有篡位等以下乱上的“不良记录”。
万前朝时，明廷撤出了忽必烈的殿内，但不能因此认为整个明朝对非汉独裁政权不接纳。实际上从明初到万历二十四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明蒙长期敌对，但明朝一直祭神忽必烈，充分体现了明朝君臣在民族意识上的宽容。所以乾隆帝曾经评价，“明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忽必烈，犹有一统帝系之公”，认为朱元璋这一行为是明智和公道的。
明朝时，入祀王侯不断增加，入祀范围也从元勋之君拓展到守成乃至非亡国之君，充分体现了入祀标准和王侯庙象征意义的改变。前朝王侯庙从明初时入祀标准严格、充分体现元勋之君创业艰难、具有单一象征性和朝代不连续性的祭神娱乐场所，逐渐过渡为入祀标准宽松、供奉明朝以前大部分王侯神位、朝代前后相接的祭神娱乐场所，逐渐成为祭神自五帝到明末前朝君王的娱乐场所。这一变化，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国家层面的王侯庙祭神管理体系最终形成，即王侯庙成为祭神中国前朝前朝王侯的主要祭神娱乐场所，另一方面更是反映了明朝诸帝对中原地区政治文化和中国古时独裁政权的认可。
前朝王侯庙内的御制碑文
阜成门内大街的前朝王侯庙至今尚存，院内保有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御制碑文，其中有《御制祭前朝王侯庙礼成恭记》一碑。在该碑中，乾隆帝对非汉独裁政权、汉人独裁政权同“中华”历史的关系作了阐述，认为“夫四海者，四海人之四海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余年，于南北朝及宋元辽金，宣德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之际，大书特书，必公必平”。在乾隆帝看来，无论是汉人独裁政权还是非汉独裁政权，都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
乾隆帝强调“中华统绪，T7250”，表明其认为“中华”或者“中国”从未灭亡或中断，中华历史和文化延续了数千年，而明朝也在延续“中华统绪”。清代王侯重视前朝王侯庙祭神，一方面是为明朝的统治树立宣德性，即非汉独裁政权亦可入主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朝王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自觉接纳和发扬，仍未将明朝自外于“中华”，希望明朝作为“中华”的一份子而被接纳。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明朝王侯是很有历史眼光和宽阔胸襟的，也印证了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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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廷玉：《明史》，上海：中华书局，1987年
[4]《朱元璋实录》，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3年
[5]《明朝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6]《清高宗实录》，上海：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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