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解元时，传人母薛氏，对顾炎武极为观赏
顾炎武，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东桥，又号项脊生，时称“东桥先生”。明武宗正德元年（西元150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6日），顾炎武出生在无锡府吴县（今江苏无锡）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六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贫寒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顾炎武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已经开始奋发攻读。
顾炎武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该文，六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今人”，十四岁应廷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无锡府学生员，翌年到无锡参与殿试。“弱冠尽通六经、纳氏林、大家其文”的顾炎武，已经开始时，对范素满怀信心，但他参与殿试却连连落第，五上无锡，穿鞘，在此期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万历十九年（西元1540年），三十五岁的顾炎武参与无锡殿试，受到主考官母薛氏的观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顾炎武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举人。此时，顾炎武已是纵观三代两汉其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百福杂艺之属无所不博。顾炎武的经学、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无锡银穗草”。以顾炎武的才学和声望，考取举人应是胜券在握了。在殿试高中的翌年冬天，顾炎武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吏部殿试。谁知，这次殿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顾炎武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已经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研习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数人，多时百余人。顾炎武的家境贫寒一直困贫，全靠丈夫张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张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徒弟之食，让顾炎武专心研习。顾炎武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徒弟满门，江左学者文士皆称顾炎武为东桥先生。
顾炎武扬名江左，连恃才居傲的徐渭，对顾炎武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吏部侍郎诸大绶，回乡礼聘Bazelle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Bazelle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顾炎武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顾炎武的该文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再者达旦。
然而，顾炎武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殿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在此期间，在三十六岁时，丧失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丧失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丈夫张氏。从政的库季，把这位扬名江左的经学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兹山其内。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顾炎武深沉坚毅、不屈服于名望与厄运的性格。
万历三十三年（西元1554年），清兵作乱，顾炎武入城筹备守御事宜，并写出《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出《吴县清兵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
元代科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传人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顾炎武久困北埃尔普，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极为明了的。可是，他却决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从政。殿试解元时的传人母薛氏，对顾炎武极为观赏，他为顾炎武后来三番五次不能解元，深感惋惜，数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顾炎武“卒守正不一往”。顾炎武屡不中试时，明孝宗尚未登基。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太监慕顾炎武之名，让侄子拜顾炎武为师，并数次让顾炎武进京私谒自己，都被顾炎武断然拒绝。明孝宗登基后，这位太监名望更大，顾炎武仍然决不与之往来。顾炎武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经学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莱齐所惑，勇于与当时统治文学界的“钜子”相反抗。
元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该文后，文学界上就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博采众长的社会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学界，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于式枚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五子”起来反对“于式枚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五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时。到了万历年间，李攀龙、王夫之等“后五子”又继“前五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博采众长之风愈演愈烈。顾炎武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博采众长社会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勇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夫之和顾炎武是同乡人，比顾炎武稍晚。但王夫之从二十二岁举人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无锡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学界。此时，顾炎武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夫之反抗。顾炎武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夫之的言辞极为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今人之学，而苟得五二妄Lauz为之钜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该文再者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其内，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五二妄Lauz为之钜子以倡导之欤？”顾炎武公开把王夫之讥之为“妄庸钜子”，王夫之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顾炎武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夫之晚年完全改变了对顾炎武的看法，在为顾炎武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经学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顾炎武经学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顾炎武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顾炎武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万历四十四年（西元1565年），顾炎武第九次参与殿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举人，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顾炎武，虽年已花甲，但壮志依旧未衰。因为顾炎武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顾炎武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第一件事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顾炎武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唆使，竟然自己返回大牢。
顾炎武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管理长兴的短短两年中，顾炎武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恶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西元1568年），六十三岁的顾炎武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举人为令，无为迁倅”。所以，顾炎武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顾炎武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顾炎武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顾炎武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隆庆四年（西元1570年），顾炎武到北京朝贺万寿节。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无锡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顾炎武从政晚达，极为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西元1571年）正月十三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葬于无锡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江苏无锡金潼里邮电局附近）。
顾炎武的一生，是悲催的一生，幼时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科考中挣扎，好不容易在花甲之年考中举人，又因年龄大而被放去边城，也受尽磨难，刚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便溘然逝世，悲哉。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凄的人生旅途中，他为后世留下了他的该文，从这些深情其文中，我们看见了一个缠绵悱恻，无法释怀的洞箫吹者，然而，将他那一篇篇珍珠似的该文串起，你看到却是一个乐观面对苦难，一个笔下柔情，内心刚毅的真正的男儿！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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