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后悔（刘安国）刘安国特赦1959原型人物

在《特赦1959》中，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等十人都是真名实姓，后来陆续特赦和没能走出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也没改名换姓，擅长算卦的蔡守元，当然就是当年很有名的“罗盘将军”张淦，叶立三和陈士章是哪几人糅合而成，现在还有不同说法。

以化名出现，但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其历史原型的，除了蔡守元，还有一个刘安国，此人在《特赦1959》中戏份不少，在历史舞台上也曾十分活跃，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从事深入敌后策反伪军，到淮海战役为杜聿明出谋划策，从不肯认错的功德林战犯到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小组组长，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都是一位很抢眼的人物。

这样一个经历复杂且个性鲜明的人物为何会以刘安国这个名字出现，当然不是因为他关系复杂——比他关系还复杂的人物都能以原名出现，文强为啥偏要化名？我们细看文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履历，就能从四件事中知道刘安国这个名字大有深意，这深意中可能还有一些惋惜。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我们截取几个片段，就知道他的前半生很坎坷，也很精彩：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期学员中还有四野林司令员和在天津被俘的林伟俦，他们住在同一宿舍；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并于1926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6年7月，跟随朱总司令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他的黄埔四期同学林彪是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上尉连长。

因为在黄埔四期住一个宿舍的时候打过架，所以两人之间有点隔阂，但是南昌起义后，两人已经成了真正的战友，自然也就相逢一笑泯恩仇，文强回忆了二人重逢时的情景：“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 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 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以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沈醉回忆录，下同）”

林彪年轻时就深沉稳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他能跟文强半开玩笑，已经是很罕见了，两人在潮州三河坝再次见面，关系已经很融洽了：“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 西吧。”

八一南昌起义时已经是少校，军衔比上尉连长林彪高，当然也比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粟裕高——粟裕当时应该是上士而非尉官。

文强与林彪从打打闹闹到为同一个目标战斗，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更让文强骄傲：“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那时表哥的苏区只有十二个县。我负责二十三个 县，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

文强当年在四川很有名气，川军情报部门对他也十分关注，文强刚到川东，《国民日报》就发布了消息：“四川省委书记即委员长文强，业由湘抵渝。按其省党部早已移渝，现不知匿居何处……”

因为文强职务很高，川军情报部门抓到他后十分兴奋：“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老共产党，你的名字叫文强，第一次入川是跟着朱德，第二次你又来了，从江 巴书记一直到四县军委书记……”

文强在狱中与特务斗智斗勇，除了承认自己身份外，没有透露一点真实信息，并在地下党营救下成功越狱。

越狱后的文强受到了一些怀疑并失去了组织关系，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这才被世伯程潜（时任参谋总长） 调到参谋本部第二厅当了上校参谋。

在参谋部第二厅当了一段时间参谋长，文强又被戴笠请去当了特务处（军统前身）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这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黄埔四期生，成了抗日隐蔽战线的一名高级特工，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件事：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一说为四百二十人）坚守四行仓库，与外界联络的电话，就是文强冒着鬼子的炮火送进去装上的。

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宋子文准备好了一部西门子电话机，这部电话既可直通外界，也可与戴笠直接联系，戴笠了解情况后可随时向蒋汇报。

大家都知道军情的重要性，但是却找不到肯去四行仓库安装的可信之人，戴笠就问文强怎么办，文强一听到谢晋元的名字十分高兴：“谢晋元是我同期同学，不但认识，在校时交情还很好。”

当时闸北一带已有多处被炮火击，楼宇间燃起漫天大火，浓烟直冲云霄，四行仓库已经成了战火中的一个孤岛，文强穿越火线将电话机交给谢晋元：“这里面有‘通天术’，赶快安装起来，雨农先生等着与你通话，校长也在等着听消息呢。”

文强与老同学慷慨相拥：“八百孤军并不孤，日军纵然一时嚣张，但决无蛇可吞象之忧。”

谢晋元热血沸腾，当场写下：“永保万里长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

前面三件事，都值得文强骄傲，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第四件事，就足以令他抱憾终生了：1948年9月，杜聿明向老蒋打报告，将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厅（《文强口述自传》中为“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军务处，归参谋长刘嘉树管，刘后来从功德林转往抚顺战犯管理所，于1972年3月3日在病逝）文强调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949年1月，杜聿明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有人说文强是被杜聿明拖下水了——如果他若继续留在湖南，是一定会跟着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的。

杜聿明硬拉文强到徐州，有自己的考量，文强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动身去徐州之前，就和与刘人奎（时任长沙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兼省会警察局局长，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参加南昌起义，当过周总理警卫、特科锄奸队员）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密谈。

刘人奎当时已经准备“归队”并对文强实话实说，文强并不反对：“一定要抓部队，有了部队，才有本钱。我去徐州后也要争取抓部队，只要有了本钱，就好说话。”

文强到了徐州没有抓到兵权，但却利用职权，释放并安排护送走了七个准备突袭杜聿明指挥部的武工队员。

刘人奎起义后在当了解放军第十二兵团独立支队司令员，而文强没等有起义的动作，就成了淮海战役的俘虏。

通过上面四件事，我们就能知道文强为何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为何化名刘安国了——他的人生转折，就在走与留之间：如果他留在川东特委书记任上不走、留在湖南一直辅佐程潜，岂不也是一位安邦定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