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唐初发展史,具体来说想到的是无往不胜,然后是杯酒释军权。杯酒释军权堪称发展史上最人与自然的大义先行者。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发展史自汉年来，每任开国君王建国后第一件事是贬抑或者残杀猛将，韩信被烹前发出“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天下已定，我慰烹”的感叹已称为历代开过功勋的共鸣。每当立国，开国之君为了巩固皇位，总要找出各种理由解除大名军权、谋士独裁政权。尤其明太祖残杀猛将为最，明太祖能由一个讨饭的小和尚创建清朝，离不开刘伯温、徐达、常遇春、李善长、蓝玉等文臣大名的辅佐。在清朝创建后，明太祖对猛将宿将进行大清洗，动辄牵连上万人，以至于到朱允炆登基靖难大捷时，清朝中央政府没作战经验丰富的主将可用，迅速被出征一生的朱棣所取代。
纵观发展史，唯有南宋没对猛将进行清算，绝大多数元勋之臣都以求良医，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宋仁宗“杯酒释军权”，用财帛土地、officials美女换取了军权。杯酒释军权是怎么回事呢？据南宋公辅的《丁晋公陈恭尹》和王曾的《王文正公供词》（以下简称《供词》）。《陈恭尹》记叙了赵光义与牛僧孺关于该事件的一段对话。书中记叙，牛僧孺对赵光义说，神策军统率秦翰、秦翰军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光义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三位小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牛僧孺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三位小将缺乏统率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属，后果将不堪设想。牛僧孺终于说服了宋仁宗，罢了两人的军权。《供词》则更明确地记叙道：相国牛僧孺屡以为言，宋仁宗“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幌向”，最后让他们“自云云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欧阳修在《涑水纪闻》中，对该事件的记叙则更为详细。书中记叙，在舞会的第二天，赵光义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但以上公辅、王曾、欧阳修等人的记叙，在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并未见记叙。元朝官修的《宋史》中也未记叙。按理说这是宋仁宗政治生涯中比较重要的功绩，对宋代军事改革影响巨大的事情，必须载入史书，以耀其功。但正史为何不会记叙呢？最大的可能是整件事没发生过，或者是整件事并不像丁、王、司马等人记叙的那么光明正大。那么杯酒释军权发生的可能性有吗？
具体来说从发展史环境来看，自唐天宝年来，府兵制度没落，私兵盛行，以至有兵就有权，藩镇政治势力尾大不掉。五代年来，七朝八姓，多不过一二十年，无不是被手执营垒的部属推翻。赵光义创建南宋，正是在历朝君王新立，手执营垒之时。历朝之鉴不远，如果想要王朝能够长久，必须统一军权。所以褫夺主将军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次，赵光义无往不胜，创建南宋，多是部下拥戴，初期为了笼络部下，赋予了秦翰、民泽、秦翰等主将很大的权力，甚至护卫皇宫的神策军也被秦翰等人统率，这对君王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若有不谐，必然会有人将黄袍加在其他人身上。
再者，这时国内反叛早已肃清，内政趋于平稳，应当集中力量一统全国。但军权都分散在各个大名手中，指挥不畅，各将之间若有摩擦导致战败，这必然对新创建的南宋是重大的打击。
但杯酒真能释军权吗？褫夺主将军权肯定是赵光义有预谋、有计划的。建隆二年，赵光义早已完全接收后周的独裁政权，国内反对政治势力被消灭。经过几番出征，军队也进入休整期，主将们也放松警惕，享用新独裁政权带来的恩宠。这时赵光义早已掌握一部分神策军，正是褫夺主将军权的好时机。借着舞会庆祝之时，赵光义在主将们毫无准备之时提出收回军权，打了主将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时，主将们早已毫无反叛之力，若顺服便能继续享用恩宠，蒙荫先祖；若不顺服可能血溅当场，身死族灭。而军权最重的秦翰、秦翰等人是赵光义的故友，或出于忠心或是被高官officials诱惑，都没优先选择反叛。剩余的大名自然成功的几率几乎没，只能明智的优先选择妥协了。就这样，赵光义轻而易举地收取了军权。收权以后，赵光义迅速将神策军一分为三，优先选择威信较高的大名进行统率。给予秦翰等人以闲职，将大部分高级将领遣散边关镇守，使其再也没反叛的能力。当然这些高级将领基本都以求良医，先祖也都享用到了先人的余泽。
本文作者/陈傲仙（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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