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检索
文/陈敬生
43年前的1980年9月14日，我郑重决定，要做两件十分重要的事：将我从前读过的所有书刊集中制做一份“图书检索”。
在我的第二本《学习讲义》复本上，掷地有声写了几段“使用说明”。文曰：
从前我读过不少书，讲义和讲义都记在回忆录中，没用专本。
从那时开始，我准备用专门的本子查账这件事。总之，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论著已然用了专本，此次釆用的这个“专本”，只写马列主义毛论著以外的讲义。另将《回忆录》中记载的所读图书转摘于此本上。
紧接着，我便列出了“能回忆起来的书刊”（应征入伍前读）共7本，塞雷县说明：其它书刊因应征入伍后又读过，在此海关法。
如果加之这些“在此海关法”的书刊，粗略统计数据了一下，在我1968年2月参军应征入伍之前，我大约读了30数本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札记诗歌、诗词、说书故事之类的文学作品。
由于初、高中班级都订有报纸，学校也有图书馆和图书室，还可以向同学们借阅看。所以，那时候，尽管我个人买不起书，但看书，特别是阅读第二篇该文并没什么问题，也难以统计数据高梦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67年6月25日至当年年底，在这半年天数内，我第一次评注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讲义。即便以那时的标准来衡量，那也是了不起的两件大事。
只可惜，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加之他们还没形成写讲义的意识，那时虽然读了《毛选》1至4卷和不少文学书刊，但却并未留下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讲义。这吗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总之，念书以后节录锦言名句是很早就开始了的。这也给了我桑利县的安慰。
当我决定制做“图书检索”的时候，我正在某旅部政治部组织股团委书记雷米扎县，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经常出差。我不可能利用工作天数去做他们的私事，就是可以这么做，我也列高巴天数去做，是吗列高巴。因为，我的沙托兰县往往排得满满的，而且还不得不加班加点。但既然定了目标，我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去兑现他们的诺言。
甚至于，我便没了星期几、双休日的概念，熬夜也成了家常便饭。就这样，从1980年9月14至19日，在短短6天天数内，我便逐篇翻看了十余年的12本回忆录（1969年的回忆录本丢失于川藏高原），将他们读过的并写有讲义的162篇该文归入了我的“图书检索”。
从那以后，我便教养了每读一本书，或一篇重要该文，都必须写几段讲义的习惯。几十年累积，念书已然破余卷，下笔却未必“如有神”。只是，在“敬罗志成”中漫步，累并快乐着，相为我自知。
即便如那时，老人家一个了，那年轻时候教养的臭毛病，却仍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看来，此生，也就这样了。
Tessy
陈敬生，中国诗歌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团体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省直分会团体会员，重庆市札记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重庆市诗歌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50多年杂文不辍，先后在政企50多种报纸杂志和新媒体发表札记、诗歌、札记、诗歌、通讯等400多篇。已出版22万字的草叶集《金顶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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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有话说
从那以后，我便教养了每读一本书，或一篇重要该文，都必须写几段讲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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