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简介及生平事迹 韩琦简介及生平事迹作文

韩琦简介：北宋时期政治家，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宋英宗时，参预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他“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 ;为诗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于书法，尤善正书。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全宋词》录其词四首。人物生平早年经历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祖籍为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连理所生。韩琦后随父迁居相州，遂为安阳(今河南安阳)人。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他由诸兄扶养成人。史称其“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崭露头角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师。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出兵西夏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李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兵败遭贬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六千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旧衣、纸钱招魂而哭道：“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乃是李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大败韩琦后，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都各自兼任本路的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庆历新政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抚治北疆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相继进位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朝贤相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大臣包拯、范镇等人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授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他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病逝相州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再判永兴军，尚未就职，便于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还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韩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清文宗咸丰(1851年-1861年)初年，韩琦得以配享孔庙。

《韩琦》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韩琦》人物故事小传

《韩琦》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韩琦》人物故事小传

韩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治今河南安阳)人，自号赣叟。20岁举进士，名第二。初授将作监丞，累迁右司谏。当时宰相王随、参知政事韩亿等4人罕有政绩，琦连疏其过，4人同日撤职。凡事有不便辄言，前后70余疏。权知制诰。不久任益、利路体量安抚使、琦缓赋调、逐贪官、除冗役，减轻饥荒灾害。西夏攻宋，任陕西安抚使。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因部将任福攻西夏，败于好水川，琦上章自劾，贬知秦州，不久复原职，与范仲淹久在军中，朝廷倚重，时称“韩范”。边事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支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为范仲淹、富弼辩护未成，出知扬、郓、定等州军，兼安抚使，治军有方。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召为枢密使，三年拜相。六年，封仪国公。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有人以为专权。于是出知州、军、府。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等人屡次上疏反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卒。 〔正史〕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琦风骨秀异，弱冠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②，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无印可验，琦请复旧制，置传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纲运至，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往往数日不至，暴露庑下。衙校以为病，琦奏罢之。 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抑侥幸。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③，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权知制诰。 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既还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④带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诏讨使。庆历二年，与三帅皆换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不辞。未几，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诏讨使，屯泾州。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东兵从宿卫来，不习劳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顺德军以蔽萧关、鸣沙之道。方谋取横山，规河南，而元昊称臣，召为枢密副使。 元昊介契丹为援，强邀索⑤无厌，宰相晏殊等厌兵，将一切从之。琦陈其不便，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帝悉嘉纳。遂宣抚陕西，讨平群盗张海、郭邈山;禁卒赢老不任用者，悉汰之;尽修鄜延城障，须敌悉归所侵地，乃许和。归陈西北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琦与范仲淹、富弼皆海内人望⑥，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仲淹等亦以天下为己任，群小不便之，毁言日闻。仲淹、弼继罢，琦为辨析，不报。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论不谓然。乃请外，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徙郓州、成德军、定州。兼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初，定州兵狃平贝州功，需赏赍，出怨语，至欲噪城下。琦闻之，以为不治且乱，用军制勒习，诛其尤无良者。士死攻战，则赏赙其家，籍其孤嫠继廪之⑦，威恩并行。又做古三阵法，日月训齐之，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显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饥民数百万。玺书褒激，邻道视以为准。 拜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贵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所为益不法，琦奏还之，帝命鞭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庙地，琦召其酋豪，示以襄日彼所求修庙檄，无以对，遂归我斥地。既又侵耕阳武砦地，琦凿堑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镇河东，患寇钞⑧，今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之北多废壤。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为三司使，未至，迎拜枢密使。三使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⑨，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生，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又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极言之。会司马光、吕诲皆有请，琦进读二疏，禾及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宗实，英宗旧名也。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 英宗居濮王丧，议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辞。帝复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英宗既终丧，犹坚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诏立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为仁宗山陵⑩使，进封卫国公。 琦既辅立英宗，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帘听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11)。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进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罢。后数日，琦独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还政，拜琦右仆射，封魏国公。 夏人寇大顺，琦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既而谅祚上表谢，帝顾琦曰：“一如所料。”帝寝疾，琦人问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草制，立颍王。 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琦执政三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琦请去，帝为黜陶。永厚陵复土，琦不复入中书，坚辞位。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赐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琦辞两镇，乃但领淮南。 会种谔擅取绥州，西边俶扰，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琦言：“边臣肆意妄作，弃约基乱，愿召二府亟决之。”琦人辞，曾公亮等方奏事，乞与琦同议。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备员 *** ，所当共议。今日，藩臣也，不敢预闻。”又言：“侍中犹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绥州不当取，已而夏人诱杀杨定，琦复言：“贼既如此，绥今不可弃。”枢密院以初议诘之，琦具论其故，卒存之。 熙宁元年七月，复请相州以归。河北地震、河决，徙判大名府，充安抚使，得便宜从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明日，称疾不出。当是时，新法几罢，安石复出，持前议益坚。琦又恳奏，安石下之条例司，令其属疏驳，刊石(12)颁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从。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止领一路，安石欲沮琦，即从之。六年，判相州。 契丹来求代北地，帝手诏访琦，琦奏言： “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13)。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四也。诸州筑城凿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论青苗钱事，言者辄肆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不敢复言。今亲被诏问，事系安危，言及而稳，死有余罪。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圳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14)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刑，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疏上，会安石再入相，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八年，换节永兴军，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 琦早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韩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福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15)，岂惟身不自保，恐家不处所。”琦叹曰：“是何言也。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在魏都久，辽使每过，移牒必书名，曰：“以韩公在此故也。”忠彦使辽，辽主问知其貌类父，即命工图之，其见重于外国也如此。 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贵贱，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在相位时，王安石有盛名，或以为可用，琦独不然之。及守相，陛辞，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不答。其镇大名也，魏人为立生祠。相人爱之如父亲，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挠吾侍中也。”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富韩”云。

《宋史》卷三一二

〔注 释〕 ①弱冠：刚成年。②筦库：筦同管，即看管仓库。③不激：不敢直言。④福衣：内衣。⑤强邀索：无理索要。⑥人望：威望极高的人。⑦廪之：国库发放钱粮。⑧寇钞：外寇侵扰。⑨春秋高：年事已高。⑩山陵：帝王陵墓。(11)具道所以：说明事情全部情况。(12)刊石：刻在石头上。(13)衅端：争端的起因。(14)隳 ：破坏。(15)蹉跌：失误。 〔相关史料〕 初为馆职，所与游皆一时英俊。石曼卿气豪迈，多戏侮同舍，独见公不敢少慢①，但时呼为“韩家”。当时市井小民，凡所畏尊官则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其语。与同馆王拱辰、御史萧定基同发解开封府举人。二公时有喧争，公安坐幕次阅试卷，如不闻。拱宸忿不助己，诣②公室，谓公曰：“此中习宰相气度耶?”公和颜谢之。

《名臣言行录》

韩魏公治淮阳。一日，有异人相访，云：“公之名位，当如州东相公，而忧责过之，候某年月日语见。但一生为丘八所撄③耳。”嘉祜间自枢密使拜集贤相，有来贺者，乃当时淮阳所见之人也。语公曰：“记当时所道月日否?”公喜留之，寻失所在。

《类苑》

楚执中性滑稽，谑玩无礼。庆历间韩魏公帅陕西将四路讨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楚有旧④，荐于韩公，楚曰：“虏之旃帐⑤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楚曰：“粮道岂能兼程进耶?”韩公曰：“吾已尽括关内之驴运粮。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万一粮尽，可杀驴而食。”楚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入幕⑥。然四路进兵竟无功。

《东轩笔录》

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语之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谏议金带⑦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⑧者，以元带来纳，留之。或曰：“不治此事为得乱。卒受其带，则堕奸人计矣。”公叹非所及。元丰间有守边者，一夕失城门锁，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⑨。继有得元锁来归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关键，蹉跌不相入，较纳带似得之。

《清波杂志》

韩魏公有德于关中，秦人爱之。后子华自丞相出宣抚，秦之父老有远来观于道傍，乃愕然相谓曰：“吾以谓韩公，乃非也。”于是相引去。

《类苑》引《渑水燕谈录》

先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背诞⑩，西陲(11)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复修故事(12)，群臣和御制诗，韩魏公为首相，诗云：“轻云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寿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时内侍都知任守忠以滑稽侍上，从容曰：“韩琦诗讥陛下。”上愕然问故，守忠曰：“讥陛下游宴太频。”上为之笑。

《温公诗话》

韩魏公为山陵使，是时两宫为近侍奸人所间(13)，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14)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15)，外传有使再至，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石林燕语》

慈寿一日送密札与公，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内官俟报，公曰：“领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临后上殿，诸公不预，既见，谓上曰：“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进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愿加意奉承，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焚之。”

《名臣言行录》

英宗初临御(16)，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官，云：“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17)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后韩魏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他富相公也。”

《邵氏闻见录》

公为相日，曾公为亚相，赵靖康、欧公为参相，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则曰问东厅;该文学则曰问西厅;至大事则自决之，人以为得相体。

《名臣言行录》

公晚与永叔相知，而相亲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尝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公知永叔不以《系辞》为孔氏书，又不取文中子《中书》，相会累年，未尝与之言及。

《名臣言行录》

凡人语及其所不平，则气必动，色必变，辞必厉，惟韩魏公不然。更说到小人忘恩背义，欲倾己(18)处，辞和气平，如道寻常事。

《谈苑》引《韩魏王别录》

韩魏公每为人言，自少至老始终所践履(19)惟在一部《论语》，未尝须臾(20)敢离。公晚镇北门，已六十余矣。韩玉汝为都转运使，每问候，至则直造(21)卧内，几案间不见他物，惟一唾壶与《论语》，乃信传者不谬。

《蒙斋笔谈》

韩魏公知北都，有献玉盏一只，表里无纤瑕。公乃开醇召客，特设一桌，复以绣衣，致玉盏其上，将用之遍劝座客。俄为吏误触，台倒盏碎，坐客愕然。吏伏地请罪。公神色不动，笑语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曰：“此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墨客挥犀》

韩魏公帅定武时，夜作书，令一侍兵持烛于旁。兵他顾，烛燃公须，公以袖挥之，而作书如故。少顷回视，则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烛。”军府为之感服。

《厚德录》

忠献帅定州，道逢乡里一经生作攫(22)。公顾左右无所有，乃以所用银掏水(23)可及百两与之。经生回途，又遇一攫客，生曰：“公途次之物，只有一银掬水，我已得知矣，幸子勿往。”客诉以势不得已，经生乃断其银，与客分而去。

《谈撰》

韩魏公在永兴，一日有一幕官来参(24)，公一见熟视，蹙然不乐，凡数月未尝交一语。仪公乘间问公曰：“幕官者公初不识之，胡然一见而不乐?”公曰：“见其额上有块隐起(25)，必是礼拜(26)所致，当非佳士，恁地人缓急怎生倚仗?”

《道山清话》

魏公镇真定，有门客彭知方逾垣宿于外。门吏报公，公不究，为种竹诗曰：“殷勤洗濯加倍植，莫遣狂枝乱出墙。”彭见其诗，愧甚，乃和公诗曰：“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公以百缗市女奴赠之。公之爱士如此。

《青琐诗话》

韩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为蔬盘。

《老学庵笔记》

韩魏公在相府，畿道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时一朝士还阙，见公面曰：“县虽有蝗，全不食稼。”公察其言之佞也，问：“有遣种否?”佞者不虞问此，遽曰：“遗种不无。”公曰：“但恐来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惭退。

《珍席放谈》

韩琦出镇时，上奏及他书，皆强至(人名)属稿。琦乞散青苗钱，神宗阅之，曰：“此强至之文也。”

《杭州志》 (以上各条均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八)

〔注释〕 ①少慢：怠慢。②诣：到，至。③丘八所撄：丘八即无赖小人，意即受到小人的干挠。④有旧：曾有交往。⑤旃帐：主帅帐逢。⑥入幕：收为幕僚。⑦谏议金带：皇帝赐给特殊权力的带子。⑧守陴：站岗。⑨易而大之：换小为大。⑩背诞：背叛。(11)西陲：西部边疆。(12)故事：过去的制度。(13)所问：挑拔离间。(14)御封：圣旨。(15)有顷：片刻。(16)临御：登基。(17)神器：国家大权。(18)倾己：排挤陷害自己。(19)践履：实践。(20)须臾：片刻。(21)直造：直接进入。(22)作攫：以手掌捧。(23)银掬水：银水勺。(24)来参：来求见。(25)隐起：疤痕。(26)礼拜：磕头。

如何评价北宋名臣韩琦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精忠岳飞韩肖胄的简介，历史上韩肖胄是怎样的人

韩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相韩琦曾孙，徽宗朝宰相韩忠彦之孙。以荫补承务郎，历开封府司录。赐同上舍出身，除卫尉少卿。寻假给事中使辽。徽宗宣和元年（一一一九），知相州。高宗建炎二年（一一二八），知江州。入为祠部郎，迁左司。绍兴二年（一一三二），迁吏部侍郎。三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至金。后知温州，绍兴府。二十年卒，年七十六，谥元穆。

韩琦简介

1、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 ），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2、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宋英宗时，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 。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步入中年以后的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3、总的来说，韩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贤相，正如时人所言：“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韩魏公集·序》亦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韩琦简介 韩琦的主要成就

1、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 ），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2、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宋英宗时，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 。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步入中年以后的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3、总的来说，韩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贤相，正如时人所言：“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韩魏公集·序》亦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