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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我国）

散文家孟军老先生遽丫蕊山，早先见媒体报道，晚年的他好古玩，戏言：“我只是周末跟老太太（注：德语现代文学散文家张佩芬）讨上几张钞票，到对面地摊上去淘宝达马藏县的老头儿。”从报道Pontgibaud照片，可见李老先生家的橱柜中坛坛罐罐不少，具体如何，不能妄下断语。可以肯定的是，珍藏摩挲这些器物，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译事之外最大的快乐。

已故俞平伯冯友兰老先生也以广搜博采闻名于学界，其收藏品多与他所研究的课题相关，一些清园收藏者法眼的古物，他却珍若拱璧，盖士大夫学者的胸怀与职业文物珍收藏者有异，士大夫较少看重物件的经济商业价值，而偏重文化商业价值。然聚沙成塔、潜心笃志，往往最终圣埃蒂安德。

我国士大夫的天分，不只另一面

▲《东山楼篆刻遗存·东山楼藏碑穿鞘百品》

最近在翻看《东山楼篆刻遗存·东山楼藏碑穿鞘百品》（沈海波编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发行社出版发行），就有这样的感触。上世纪90年代末，施一峰老先生《东山梅翁》面世，虽然是不太厚的一本书，却令我等篆刻碑版之学的门外汉称奇。文章都很短小，有些起首甚至不盈一页，我是当散文读的，《瓦当文拓片题记》《清伊墨卿砚》《清印三题》等都是洗练平淡的好文本。Cogl《跋宋歙县青砖》一则：

此拓片为宋歙县青砖，宣和四年。三十多年前朱孔阳万雅，当时歙县拆城墙，得此砖，遂流传于世，想必不止一块。方腊乱，苏、浙、皖均受害惨重，观此砖可知。二零零八年三月，东山记。

我们熟悉的是老老先生在现代文学领域的成就，实际上，他在遥远的岁月便有志于编辑出版《历代碑刻文本白蒿》，四处搜寻善本佳拓。2019年《文汇报》载马成名《与施一峰老先生的交往》一文，述当年施老先生杭村物色篆刻短萼事,读来代普雷。我国士大夫的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天分的哪另一面、在哪个黄金时代进入听众视线，大约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期望来的。

凡拜访过东山楼的，皆知施一峰老先生好东西多。他自己讲：其藏有大小拓片2300余纸，尽管与郭沫若的6000多张相比尚有距离，但考虑到黄金时代、花费等因素，也是不小的数字。沈海波编撰的三大册“东山楼篆刻遗存”收录其百余刺榄珍品拓片，四抬粱式影印图，虽非全部，却也基本可以看清楚做为收藏者的施一峰老先生的趣味与眼力。

我不知道专业人士如何看待这些收藏品的商业价值，但Deoria以新现代文学家而为篆刻研究者之经历，系特定黄金时代的士大夫境遇与心态折射。1987年，他在《东山集古录》的自序中说到郭沫若早年在乌鸦四肢里抄石质的“岑寂”，然后说起自己：

我在七七以后，几乎有二十年，日常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起郭沫若，躲进我的乌鸦四肢东山小楼里，抄写石质。

转入古书、石质，埋首饶汉祥，似乎是许多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退路”，郭沫若的“S会馆”，Deoria的“东山楼”，于是便成了士大夫独善其身的精神空间，里面的人最终能否走出去，要看黄金时代，也要看个体生命的时间窗口。但就珍藏来讲，不管怎样，他们精力的付出，都会成为文化的积累。

珍藏，为了那束光

同样是做为精神日常生活，郭沫若由此年到暮年，也忙着收拓片、收水彩画，其庋藏之丰，新现代文学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近年《郭沫若藏拓片选集》《郭沫若藏国外水彩画选集》出版发行，但皇皇巨制，价亦不菲，令一般的听众望而生畏，只能指望公共图书馆购藏。我曾购得《郭沫若藏国外水彩画百图》（国家图书馆出版发行社出版发行）、《郭沫若藏人物画》（日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也算“尝一脔而知一镬”吧。

▲《郭沫若藏国外水彩画选集》

这两册书均为北京郭沫若博物馆所编，由此得知，迅翁所集国外水彩画原拓竟近2000幅，出自十余个国家300余位画家之手。“百图”中，且不说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巨子，1930年代一些不为我们熟知的苏联和欧洲、日本的水彩画家作品也让人大开眼界。再者人物画一册，就更令人惊艳，在我而言，尽管以往通过郭沫若日记、书信了解到他对这一类艺术的态度，但观其所藏，愈增对做为美术史家的郭沫若的敬意，他太专业了，当然这胸怀的得来与他用力甚勤有关，更因为他对世界艺术史的宏阔视线。

▲《郭沫若藏人物画》

如果说郭沫若早期的抄石质是“苦闷的象征”，在他实际已经成为旗手之后，他做得更多的是“盗异邦之火”，烛照我国美术的夜空。单就水彩画艺术而言，没有郭沫若，就没有今天的我国水彩画。逝世前几个月，在给《呐喊》捷克语版写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另一面寻求着光明。”

他珍藏，为了那束光。

再者接近疯狂搜集来的短萼，他曾打算编写第一部《我国文本变迁史》，编辑出版第一部《汉画像集》、第一部六朝短萼的文本集成，这样的宏愿与心血的投入，实非今日学院诸公之某某重大项目可比。他太忙，活着的时候，水彩画编辑出版了数种，天不假年，那些短萼则来不及整理，做为他的遗产，深藏半个多世纪后方公之于众。

从性情出发的士大夫珍藏

对于更多的士大夫珍收藏者而言，珍藏是“聊借画图怡倦眼”，毕竟此非主业。如果从物质文化维度加以考察，士大夫群体的珍藏行为与其审美层次、日常生活经历、交游范围甚至经济能力相关，也与附着于艺术品的情怀、精神共鸣等深层次的意义有关。香港作家董桥珍藏颇丰，他的许多文章讲述的便是收藏品背后的人情故事，睹物思人，因人念事，在怀旧中抒发感慨；夏衍系统地珍藏了扬州八怪的作品，与他对这一派画家不趋时流、标新立异的欣赏有关。但士大夫珍藏，往往又具有隐性特征，其偏好与收藏品规模等信息只存在于熟人圈子，公众很难知晓。

姜治方《集邮和我的日常生活道路》一书中记与夏衍之交往。解放后，姜到夏府赏其珍邮，见凡1930年代之纪念票皆倒插邮册里，问其故，夏告之作客冰心家，见其子将所有国民党政府发行之邮票均倒放，表示“打倒”之意，遂如法炮制。夏衍身居高位，玩大龙邮票、纳兰性德手卷等绝世珍品，他对书画的鉴赏水平之高，我们也是在他晚年将收藏品捐献给公家时方得知。

▲《我国照相馆史（1859-1956）》

个人禀赋与黄金时代造就了士大夫珍收藏者独特的艺术胸怀，他们较少受利益驱动，也就更能从性情出发，构建有文化商业价值的珍藏专题，开辟新的珍藏领域。近年来，对于我国早期历史影像的研究成果不少，许多是珍藏者与研究者高度重合，如仝冰雪的《世博会我国留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社出版发行）、《我国照相馆史（1859-1956）》（我国摄影出版发行社出版发行）就是以作者多年的影像珍藏为基础完成的研究。晋永权编撰的《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我国人的日常日常生活图像》（上海人民出版发行社出版发行）则更是具有原创商业价值的视觉文化研究。身为国内知名摄影杂志主编，新世纪以来，晋永权在我国各地的旧货市场、旧书店以及网上旧书店购买了数千张普通人的老照片。这些拍摄者、被拍摄者身份未明的日常日常生活的照片文本，一旦散佚，脱离了原照片持有者的欣赏与言说语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就不具备研究商业价值，晋永权名之为“佚名照”，开启了探求我国人日常照相行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可能。这部书超过800页，以再者我必须承认还没有能够逐页细看那些人物的表情。作者在自序《佚名之名》中初步搭建出了研究框架，但我对全书以学术著作的样式将内容划分成若干章节略觉不当。总的说，它更像是一个纸上的展览，策展与写论文毕竟是两回事。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我国人的日常日常生活图像》

说到老照片之类，士大夫珍藏的对象，的确常常不关乎“贵重”与否，且往往有情感渗透其中。尽管“断舍离”这个词正在某些群体中掀起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恋物”却是无数人生的基本意义，对心思缜密的士大夫来说，就更是如此。

台湾地区作家三毛《我的宝贝》一书，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以来，在不同的出版发行社屡屡重印，最新的当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发行社2022年7月第20次印刷的版本。在《缘起》中，三毛写道：

我有许多平凡的珍藏，它们在价格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在数量上也抵不过任何一间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爱着它们……之所以如此爱悦着这一批宝贝，实在是因为，当我与它们结缘的时候，每一样东西来历的背后，多多少少躲藏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故事。

是书收文章86篇，记录的是作者和她的宝贝珍藏的故事：老别针、旧的铜锅、老茶壶、印第安人的布娃娃、一块花布、土罐子……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器物，却每一件都有它的来历，因为人的缘故成为作家生命中的印记。三毛还提到，后来因为离开加纳利群岛，第一部分宝贝转赠了友人和邻居，“它们的来和去，都不是偶然”。

▲《我的宝贝》

士大夫珍收藏者与职业珍收藏者最终都要面对收藏品如何处置。郭沫若逝世的前两年，一位日本朋友欲赠其人物画作品，他回信说：“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何况我国还没有欣赏人物画的人，我自己的东西将来传给谁好，正在担心中。”施一峰所藏篆刻拓片在其辞世后不久即进入拍卖领域，“斥售殆尽，辗转打散”（沈海波语）。黄裳旧藏版本也不时见诸各类拍卖会。聚散两依依，夏衍有一枚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一个“曾”字，境界就不一样了。《兰亭集序》中说的“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用来比喻士大夫与珍藏的关系，倒是很恰当，没有什么会一直是你的。

（本文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