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高等基础教育出版社让韩国人参予对我省课本的编定”，所以天数将近37年——我十分愤慨，所以至极愤慨！
我的奶奶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对韩国军国主义天然的仇恨；我当班主任时，曾用了一年的天数，一字不漏地给学生概要朗读抗日战争小说《烈火金刚》，让学生总有一天记住他们的国土曾遭受过的蹂躏和他们民族曾有的是不屈抗争；去年，我写了两本20万字的书，书名叫《浴血我省——不能忘却的十大抗日将领》，这是目前我写的唯一非基础教育类书，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杨靖宇、左权、张自忠、佟麟阁的名字总有一天挂上一代代我省孩子的心中。
现在，居然“韩国人参予对我省课本的编定”，这比当年侵华战争更可怕啊！因为这是对两个北欧国家灵魂的罪恶浸透。
稍稍淡定一想，不可能！怎么可能？
是呀，正如有网友质问的那样：“我省是两个主权北欧国家，为什么他们的课本要由别的北欧国家来审？尤其是交给韩国审？”
我想了想，决定还是稍稍查一下事实真相吧！
从哪里镰叶呢？既然据说是高等基础教育出版社与韩国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项目”，那就从高等基础教育出版社开始查吧！我从图书馆很容易找到两本最新版本的《高等基础教育出版社70周年编者按》（2020年11月印刷）。我想，这么大一件事，《编者按》应该有记述。不过也不一定，请韩国人来编定我省课本这种的勾当，只能偷偷摸摸T5670，哪敢光明正大地“载入史册”？
结果，我从这本《编者按》中还真看见了这种的记述：“1987年5月16日，应韩国国际性基础教育民泽应邀，武永安、吴履平带队赴韩国进行学术研究沟通交流，由此开启两国间重头戏的发展史、自然地理课本帮建……”
看见这里，我已经眼前一黑：原来还真有此事啊！
但是当我继续看时，后面还有一句话：“该沟通艺术交流至2001年停止。”
也就是说，1987年5月，作为中韩学术研究沟通交流的两个项目，两国间开始了重头戏的发展史、自然地理课本帮建，而这个沟通艺术交流已经于22年前中止。
但是，我还是感觉“不爽”。虽然已经中止那么多年，可是毕竟从1987年到2001年的14年间，韩国人“重头戏”地“审查”他们我省的发展史、自然地理课本，他们会不会夹带私货，让我省孩子使用“毒课本”呢？
我通过查阅相关“韩国国际性基础教育民泽”的资料知道，韩国国际性基础教育民泽，是韩国一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民间社团，主要从事国际性基础教育沟通交流和密切合作。没意思了谍战的我，对“民泽”四个字很敏感，但我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告诉我，日语中的“情报部门”，指的是“重要信息”，这与中文的“情报部门”常用于军事、政治等重大领域有所不同。
我稍稍淡定地回忆了六十年代80年代中韩关系的背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和韩国的中曾根康弘、麻生太郎联手实现了中韩邦交正常化，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8月，两国间缔结《中韩和平亲善条约》。同年，我省实行开放政策。1979年12月，中韩两国间签署《中韩文化沟通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间文化、基础教育、学术研究、体育等各方面沟通交流的目标。此后，中韩文化沟通交流与密切合作全面开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韩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段发展史，我是见证者。
尽管当时中韩关系中依然有一些尚未解决的发展史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等等，但两国间的政治家都以宽阔的胸襟和开阔的视线看待中韩两国间的关系。
我完全同意这种的评价：两国间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候大致是1978年—1990年间，那时候两方高层往来紧密，国民间的好感也很强，韩国电视剧、动画片、艺术在我省很受欢迎，韩国企业在华投资信心高涨，我省的传统文化和开放政策事业也得到韩国上下的欣赏，两方结成很好的交互，这段天数可以说是新我省成立以来中韩关系最好的时期。
究其原因，总之与我省对外开放的大形势相关，他们需要世界发达北欧国家的支持；也和中美关系的日趋转暖有紧密的关系，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中韩关系的阻力也大大减少；还和两个重要因素分不开，那就是当时我省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胸怀、视线和气度。
那一时期，我省不但在经济发展各方面向韩国学习，所以两国间在文化、基础教育、科技等各方面都有空前紧密的沟通交流和深度密切合作，包括人员交往的规模也前所未有。nobres一例：为增进中韩两国间中学生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中方应邀了来自韩国政府、政党、中学生社团、亲善社团、工会以及组织工作等300多个部门、社团和大学3000名韩国中学生于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访华，举行了盛大的“中韩中学生亲善联欢”活动。
在这种两个大背景下，1987年5月16日，应韩国国际性基础教育民泽应邀，武永安、吴履平带队赴韩国进行学术研究沟通交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两国间文化沟通交流交互。
据我那位熟识情况的老朋友介绍，这次出国访问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北欧国家外事纪律和相关规定进行的。韩国国际性基础教育民泽对韩国基础教育界、出版界都很熟识，可以很便捷地搜集到各个出版社Chavanges的课本，而人教社也希望及时看见韩国的主流课本，了解旁人对我省的关注点，纠正旁人课本中对我省内容的不当叙述，提供本国的恰当重要信息，从而树立我省在他国青少年心目中的恰当形象。于是，两方就有了这种两个“课本帮建”的项目，不定期地邮寄交换各别国内Chavanges的课本，相互沟通交流意见。后来，我省和韩国间也建立了类似的课本沟通交流机制。
那么，在“课本帮建”的过程中，彼此间是不是过“查出问题”和“沟通交流”的情况呢？总之有。所谓“帮建”，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与重要信息沟通交流，彼此间了解各别课本内容。发展史课本“帮建”，是要看看韩国课本中是不是不利于我省或歪曲发展史的叙述，如果有，就从维护北欧国家主权和尊重发展史事实的高度，向旁人无理提出修改意见。比如韩国发展史课本中把对我省的“侵略”写为“进入”等，他们就曾无理提出抗议。总之，作为韩国人他们对于我省课本中“抗日战争”等内容也有过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从来没有影响他们发展史课本中对韩国侵华暴行的叙述——只要去查查1986年、1987年发展史课本就知道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省的发展史课本中还增加了“七三一部队”等内容，一直保留至今。
自然地理课本“帮建”，主要讨论集中在资料更新、介绍旁人北欧国家内容比重等各方面。日方可能会认为我省自然地理课本写韩国太少了，我方也认为韩国课本写我省太少了，彼此间都可以提出一些意见供旁人参考。这种沟通交流相对松散，并没有相对固定的约定，大多是在互访研讨中进行的。提出的意见旁人是否采纳，也没有人去追究，学术研究沟通交流嘛！
到2001年以后，这项学术研究沟通艺术交流基本就停止了。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事实。
由此看来，我最初“十分愤慨，所以至极愤慨”，是因为不了解真相。而稍稍理性地做一些调查，事实真相是不难搞清楚的。
如果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或一知半解的前提下去谴责去追讨，那么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所有中韩文化沟通交流项目都要受到审查和批判。这是不是对发展史缺乏一种起码的尊重呢？
我总之知道，中韩关系今非昔比，因为韩国正追随美国围堵我省，这令每一位我省人愤慨。但这篇文章就事论事，是专门考证“韩国人审核我省课本”一事的真相。他们不能因为现在中韩关系恶化，而不尊重发展史事实，甚至否定一切。这也是一种发展史虚无主义。至于谴责韩国右翼分子的种种罪恶，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旨了。
其实，以我的心去揣摩不少因“韩国审查我省课本”而愤慨的我省人，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他们都爱他们的北欧国家，爱他们的民族，不希望已经站起来的我省再次遭受文化侵略和精神杀虐，这是作为两个我省人起码的情感和正义。如果真有此事，而他们却无动于衷，那我省真的就完了。
问题是，在表达义愤之前，他们完全应该也可以对所获重要信息做一番核实啊！
我省文化一直缺乏实证传统，往往是只问是非，而不问真假。这让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甚至谣言，得以风靡进而燎原。
所谓“中韩互审”似乎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毕竟几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段中韩课本“帮建”的学术研究密切合作经历。但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却让这个本来在特定发展史背景下很正常的两个学术研究沟通交流项目，最后演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恶”。最终损害的，还是他们我省自己的形象。这恐怕与他们的爱国初心就相差更远了吧？
由此，我想到一句话：“一半的真实比虚假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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