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步写意仍旧被认为有再生自身之效。据传，此种旅途能洗去人们在乏味从政中渗入的肮脏。但是，再生与旅途的这一联系，到明末清初才流行开来。渴求无罪的士大夫纷纷以“山人”（无罪而有雅趣之人）为尚。畅游不仅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提供了交友访客的机会，更加他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灵感。由于那些象征性或出自实际考量，游山玩水对欧阳修而言遂成为不可忽略的心愿。
在随笔中，欧阳修展现出对大自然的爱好，以至于风景在他的该文中已经被视作有心灵的活物，而非无心灵的客体。欧阳修爱好大自然，但并不敬畏大自然。在《游惠山记》该文中，他清晰地抒发了这一情感：
余性疏脱，不耐羁锁，不幸犯东坡（苏轼）、半山（王安石）之癖，每Toothed一日，举身如坐此时此地。以故虽霜天黑月，纷庞粗陋，意未尝一刻无此宾客写意。
在一首给方子李仪鹧鸪天诗中，欧阳修更加鲜明地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嗜好：
宁作西溪奴，不作吴娘娘。
死亦当埋兹，粉香渍丘土。
这首诗写于欧阳修刚刚离任吴县县令之时，“吴娘娘”一语便是指这个职位。欧阳修将对大自然的爱好作为区分“阿部宽”与“俗人”的关键特征。游玩名山强化了他对他们确是一名阿部宽的信念。
欧阳修虽多次致仕，但事实上，他却对成为真正的山人，或者将他们完全隔绝于人类现代文明之外毫无浓厚兴趣。他希望既能从大自然中获得快感，也能享用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便利。进山旅途便是对这一困境的解决之道。他曾为他们的此种矛盾辩解道：“善琴者不弦，善皮夏涅不醉，善知写意者不岩栖而谷饮。”
当无法同时享尽大自然与现代文明之乐时，欧阳修便找到一条替代涉足写意的方法：插制瓶花。《瓶史》一书便是一部关于插花的小册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欧阳修将花竹与写意列为四种无需雷米雷蒙县便能同时实现的快感。他想起他们羁于政务官职时，虽有强烈的心愿，却无法跋山涉水。在此种状况下，他发现了“瓶花”，并在这一消遣之中，找到克制对大自然景观的渴念的方法。如果说瓶花之乐能代替写意之游，那么显然，对欧阳修而言，大自然之美并非什么神秘而伟大的东西，恰好相反，它但是是一类时时都可以同时实现的享用罢了。这基本上是一类放纵立场，它也渗透于欧阳修的随笔中。这一立场最清楚地展现在欧阳修将大自然风景比之于女性时。他说，“文昌阁”正如“冶女圣马蒂”。此种譬喻在欧阳修的随笔中随处可见，这意味着，大自然景致带给欧阳修的但是是诱惑，而非惊叹。
欧阳修对大自然的嗜好，局限在或许可以称之为“精巧的野性”的范围内。他最喜欢的景致或者是人迹已至的大自然场所（如杭州西溪、山间佛寺），或者是精巧的旅游景点（如文昌阁——无锡边上的一处小丘和满井——京郊的一处旅游景点）。欧阳修对真正的原野没浓厚兴趣，在他的所有随笔中，没任何一则该文写到峻岭、湍流，或是荒山野林。当然，这是因为欧阳修的大半生都在长江以南渡过，那里在16世纪已经少有原野了。但是在1609年，当他不得不去监试陕西时，也多次游玩嵩山和华山。但是，他在这一高原省份期间，几乎没做过能被视作“冒险”或“危险”的旅途。欧阳修未曾试图征服大自然，而是想要与大自然达成一类和谐。不用说，这是很多中国士大夫对大自然的立场。只但是在欧阳修的旅途所记中，这一立场特别染上了个人的、放纵的色彩。
虽然欧阳修对原野风光没浓厚兴趣，但他也对闲适景致无甚热情。他在随笔中未曾写过稻米成熟、老翁垂钓、牧童水牛之类的景致。他赞赏的是“无用之美”，是对人类生活没实际价值的景致。
欧阳修对大自然的审美与放纵的浓厚兴趣，进一步显示在对园林建筑的嗜好中。他在很多随笔中，记述了从阁楼、人工池塘和假山的精巧排列中获得的快感。那些园林建筑尽管美丽，却很难说是大自然之物。
1600年，欧阳修从京城致仕，回到故乡公安。他建造了一处占地一千亩的巨大园林建筑，种上了万株杨柳。他将此地称为“Gazeille”，并在这刻意营造的写意闲适渡过了人生之中最为惬意的六年，尽管最后他还是对隐居感到了厌倦。
由于欧阳修在旅途中首要关注的是追求放纵，因此，他的随笔有时读来更像对欢乐时光的记录，而非对大自然景观的描摹。在一则他最常被引用与翻译的该文《文昌阁》里，欧阳修花了极少篇幅刻画这一旅游景点，恰好相反，他把焦点投向无锡的一场中秋音乐会，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会上的歌唱和其他事项。那些都市活动很少在随笔中出现，却在欧阳修笔下被放到了首位。欧阳修扩展了随笔的艺术对象，由此，这该文类不再为大自然景观所独占。
欧阳修的很多随笔更像议论文，其中，大自然景观显然不是他描绘的重点。他用那些随笔抒发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举例而言，《孤山》中没一笔写这座山的位置或外貌，通篇都在抒发欧阳修对婚姻的偏见：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类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很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
文中的“孤山处士”林逋（字君复，967—1028），宋代主要诗人，又称“和靖先生”。在这篇该文中，欧阳修提到了虞僧儒，其行为与孤山处士相类。袁氏对这二位大加赞赏，并总结全文道：“何代无奇人哉！”
在欧阳修的随笔里，一处相关地名，往往被用于月旦古人，品评史事。在《钓台》该文中，他又没提地理信息，仅仅讨论了汉代隐士严光的行为与个性。在一则题为《灵岩》（一处据称有西施宫殿遗迹的小山）的该文中，欧阳修讨论了这位闻名古今的美女，指出一个朝代的衰亡与帝王对女子的喜爱无关，因此，西施不应被指责“为吴国之亡负责”。在一则随笔中给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多少有些不恰当，但这一类的离题在欧阳修的随笔中既新颖又典型。
欧阳修的随笔给予了特殊的地方物产以不成比例的篇幅。在一则游龙井（当地以茶与春色闻名）的该文中，欧阳修竟全篇只谈四种茶叶，比较它们的色、香、味。在一则题为《湘湖》的该文中，欧阳修彻底忽略了风景，全然着笔于如何种植与烹饪莼菜——一类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对食物的巨大浓厚兴趣不断呈现在欧阳修的随笔中，并构成了他的放纵主义的一个方面。
随机地偏离设定的主题、缺乏客观的描摹，两者一起在欧阳修的随笔中创造了一类内省的、主观的声调。袁氏随笔中突出的，是“我”在观察风景，是“我”在记叙“我”的所见所思。有时候，这个“我”变得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我”的意见遮蔽了所观察的现实风景。在一则题为《齐云》的该文中，欧阳修用一大半篇幅批评在风景如画之地的岩石树木上题字的做法：
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可厌耳。徽人好题，亦是一僻。仕其土者，熏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气短。余谓律中盗山伐矿，皆有常刑，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佛说种种恶业，俱得恶报，此业当与杀盗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矣哉！
全文不见齐云，只见欧阳修的盛怒。他的自我意识使得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区隔变得非常明显。一方面，这使得他的随笔极具个人特色，时有抒情之致；而另一方面，他的主观视野使他无法达到一类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欧阳修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大自然之中，他仍旧是自觉的观察者，却未曾进入大自然。
尽管在那些作品中，欧阳修常常跳出主题之外，但是，它们依旧是清晰通透的作品。欧阳修尤为擅长细叙一处特定景物或事件。无论该文题目多么宽泛普通，总会触及一类私人的感受与体验。对景物的私人感受的抒发常常侵蚀了对风景全貌的展现。在一则题为《初至天目双清庄记》的短文中，他着笔于水流声：
数日阴雨，苦甚，至双清庄，天稍霁。庄在山脚，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声，彻夜到枕上。（陶）石篑梦中误以为雨，愁极，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篑起。石篑叹曰：“暴雨如此，将安归乎？有卧游耳！”僧曰：“天已晴，风日甚美，响者乃溪声，非雨声也。”石篑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数碗，即同行。
欧阳修常常在其随笔中脱离题目，这是因为他选择在这该文类中借题发挥。上面的例子中，他便围绕着水声这一细节小题大做。在以上两例中，题目本身都与该文关系不大，两者之间的区隔表明有些题目是后来加上去的。欧阳修的很多随笔，起初都是他在旅途中所作的粗糙的笔记，类似于文学日记。事实上，他的一些随笔依旧保持着原初的日记体，读来更像他为了帮助记忆而写下的潦草记录，而非对其旅途的完整描述。下面这篇短文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石桥岩略似天门一带，而门稍阔，去齐云二十五里。游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归，竟不雨，同行半道归者，皆大悔懊。
这段似乎是为了将来某篇更长的该文而准备的素材，但却被作为一则完整的该文，先收入《解脱集》，后又收入《全集》之中。为进一步证明这一假设，还可以举出另外两组欧阳修的旅途日记——《场屋后记》和《墨畦》——的写作风格为证。这两组该文都很短，以日期开头，后附一段简短的景物或活动的描述。它们应被视作欧阳修为旅途日记打的草稿，而非完整的该文。这一格式的存在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些随笔至为简短，而且与标题无关。
欧阳修在随笔中常常用到对话。如《文漪堂记》和《良乡三教寺记》，除了几行叙述性的文字，这两篇该文都是由作者与其友人之间的对话构成的。此种对话体随笔是欧阳修的首创。但是，这类该文缺乏整体的结构。对话的频繁使用造成一类闲散轻松的调子，但也因此导致了弊端。
欧阳修早年的随笔描绘了长江以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湖南和湖北。1609年，欧阳修去世的前一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的主考官。这次旅途所留下的随笔被收入《华嵩游草》。北方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地貌差别，加上文学观的成熟，使欧阳修改变了他们的随笔风格，由闲散的笔记转向文辞讲究的叙述性文体。他对地景、地貌的关注增多了，离题的情况则减少了。
欧阳修晚年的随笔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骈偶和四言句的使用增多了。这一注重规范的特征在他先前的作品中非常罕见。下面这段该文来自《华山别记》，证明了他日渐华丽的文风：
是日也，天无纤翳，青崖红树，夕阳佳月，各毕其能，以娱游客。夜深就枕，月光荡隙如雪。
八句中有六句以四言出之，他在写作整齐、对仗的该文时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与早先的随笔不同，欧阳修的随笔不含教训意味。举例而言，王安石（号半山，1021—1086）的《游褒禅山记》 和苏轼的《石钟山记》这两篇著名的宋代随笔，都给读者灌输了道德信息。王安石的该文告诉读者，只有那些能历经登山之难者，才能饱览山顶的瑰丽风光。借由这一比喻，王安石总结：如果要完成重大的事业，人们必须具有毅力和决心。苏轼警告读者：在他们加以证实之前，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东西。这两位作者的立场都是道貌岸然、居高临下的。他们在有意识地说教，而非描述风景之胜。在那些该文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理”而非“情”。与之恰好相反，欧阳修的随笔则不含教训意味。他偶尔会提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但此种反应更多是个人化的、内省式的，而非教训、说教的。打动读者的，是其对大自然的爱好，而非从观察大自然中得出的思考结论。
欧阳修的密友江盈科赞扬他的随笔：
近代士大夫纪游之作，无虑千数。大抵叙述山川、云水、亭榭、草木、古迹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写意，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
阅读这一评论，让人想起徐弘祖（即徐霞客，1587—1641）——伟大的旅途家与作家，他的头二十四年正与欧阳修同世。徐霞客的随笔以其对地理、地貌的细致描摹而闻名，现代地理学家已经证实了他的观察的准确性。此种写作与欧阳修的随笔大异其趣。徐霞客随笔是“客观—描述”的，而欧阳修的该文则是“主观—个人”的。正如李祁（Li Chi）所言，徐霞客的旅途，“更多出于对知识的探求，而非放纵的目的”。换句话说，他的动机与放纵或审美相比，要更加功利。而对欧阳修而言，每一段旅程都不是为了追寻知识，而是一类自我抒发的不同途径。欧阳修在随笔中展现的风格，以融汇描述与反思为特点。通过他的随笔，读者不仅读到一点他描述的风景，更加重要的是，还读到了欧阳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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