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经有个论断：“战争催生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句话既适用于近代早期的欧洲民族国家，同样也可应用于美国。公众早已津津乐道于美国自冷战伊始进行的各场海外战争与海外干涉行动，以及“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绑架。还有历史爱好者通过《飘》等电影和小说了解到美国内战的故事，以及种种西部片中所呈现的美国与印第安人关系史。可在这些公共历史之外，专业历史学家又是如何检视战争对美国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和塑造的呢？对美国历史上战争的研究体现出史学专业的哪些趋势呢？这便是本文所要厘清的问题。
战争与美国国家构建
战争对美国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牛可全面介绍了冷战时期美国为应对潜在战争需要诞生的“国家安全国家”，其范围覆盖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诸多方面。最直观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国防需求催生了一批研发和生产武器装备的企业，它们中如波音和麦克道格拉斯同时涉及民用产品制造，首先运用于武器装备上的技术之后又在民用产品中得到采用，军方的大笔研发资金支持变相降低了民用产品的成本，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从而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一环。此外，鉴于企业无法完成国防事业所需的全部研究与开发工作，尤其是投入巨大、但无法在短期内转化成可应用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国防部成立了一系列实验室，并与大学展开密切合作，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对美国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之外，情报机构的整合与扩张也是“国家安全国家”的重要内容。名声在外的中央情报局便诞生在这一时期，它与联邦调查局分别负责国内外的情报搜集与整理工作，它们与其它情报机构一道，极大强化了国家对公民个人的监控能力。此外，中央情报局及其前身都偏好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汲取人才，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和小亚瑟·施莱辛格都曾供职于此，这进一步增强了国防机构与学术共同体间的联系，并且也符合自一战起日益扩张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从私营领域寻找人才以充实国家安全机构的传统。
在国家机构设置之外，“国家安全国家”也渗透到美国生活的其它方面，其代表便是美国社会为应对核战争所进行的民防工作，劳拉·麦克纳尼2000年的著作便称其为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联邦民防局为了提升民众应对核战争的意识，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包括在学校课堂上播放教育片和进行民防演习。此外，它还呼吁民众在自家后院建设核战争掩体，在里面储藏食物。显而易见，妇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民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最终成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中坚，同时是当时反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群体。
除了离我们年代最近的20世纪这几场战争以及对潜在战争的准备外，19世纪的战争同样对美国国家影响深远。作为1980年代政治学“重新发现国家”研究趋势的一部分，斯蒂芬·斯科罗内克1982年撰写了《建设一个新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1877至1920年》，其中便涉及美国军人改革各州民兵，以建设类似于像普鲁士那样专业预备役梯队，同时扩大职业军人在参谋策划方面职权的尝试。斯科罗内克解释他为什么选取这一时段进行研究时指出，内战时期美国国家同样经历了体量的扩张，但这只发生在北方。
作为对该观点的详解与补充，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于1990年出版了《扬基利维坦：美国中央权威的起源，1859至1877年》。该书深入考察了美国内战期间，南北双方为战争进行的物资与人力动员、资金筹措，以及重建时期联邦政府对南方事务的诸多介入。内战的旷日持久迫使双方从最初的志愿兵制转向征兵制，印刷纸币和债券以应对战争开支，并给予总统以更大的权限。激进共和党人则为南方各州回归联邦制订了立法方面的先决条件，甚至触及南方的经济关系与生产模式。七年后，希瑟·考克斯·理查德森出版了《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内战期间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考察共和党人借着内战期间掌握国会多数地位的机会通过的一系列经济立法，包括为筹集战争经费的债券与纸币发行、关税与税收调整、赠地大学的设立、宅地法的通过和跨大陆铁路的修建，进一步展现出内战如何塑造了当时的美国经济与社会。西达·斯科克波尔于1995年出版的《保护士兵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则认定鉴于其庞大的数目和极广的覆盖范围，给予美国内战老兵的津贴成了日后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滥觞。
战争与性别及文化研究
在政治与经济史之外，对内战的研究也催生了性别与文化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便是其中代表。1996年她出版了《创造发明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制南方的妇女》一书，研究南方妇女如何应对内战导致的物资紧缺、丈夫离家和社会动荡这几大变动，强调这些事务扩展了她们的职责范围，并强化了女性间的联系。尽管此作存在过分关注上层白人妇女的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她所关注的白人女性奴隶主与奴隶制间的微妙关系近来更是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在对妇女本身的研究之外，男性气概及性文化也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朱迪·盖斯伯格考察内战期间军营中的色情出版物文化，以及它如何成为战后安东尼·康斯托克对抗宣传避孕知识的女权主义者的依据，从而强调内战在塑造性别观念和性别话语方面的重大意义。
在内战文化研究方面，福斯特也走在时代前列。她在2008年出版的《这个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探讨美国社会如何做出心理调适和仪式变换，以应对内战导致的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大规模死亡的出现。福斯特此书也反映出美国内战研究的“黑暗转向”，即强调内战的惨烈性与破坏性，毕竟60多万人战死或亡于疾病，这使它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在这批学术新作中，诸多医疗史、疾病史和身体史的作品尤其醒目，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饱受流行疾病折磨、战地手术鲜血淋漓的情景、战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伤残老兵，一幕幕可怕的场景甚至让人不禁怀疑起内战的意义。而这也是此类著作让同行诟病之处，即淡化美国内战的必要性与正义性，突出南方的受害者形象。与之相比，突出北方女性参与战地救护的筹划与展开的作品更符合关于内战正面意义的叙事。
学界对美国战争与性别及文化间关系的讨论不仅限于内战，毕竟现代“总体战”早已模糊了前线与后方间的区隔，后方已成为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内战时期一样，随着大量成年男性参军，妇女接过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重担，铆工罗茜成为二战时期妇女参与军工生产的象征，她们在弹药工厂里所冒的风险一点也不亚于前线的士兵。此外，她们还加入各种各样的志愿组织，为受战争影响的难民和美国的战争努力筹款。还有一些妇女则直接装上军服，以电话接线员、护士、飞机试飞员等身份服役。尽管随着战后复员的进行，妇女又陆续退出工作岗位，回归家庭，但战时的经历成为后来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依据之一。甚至早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妇女便以拒绝消费砂糖等方式来为美国的事业做贡献。
“小规模战争”与美帝国的兴起
在引人瞩目的两次世界大战及美国内战之外，美国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所进行的零星战争也越来越多得到学界的关注，这其中尤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和1899年起美军镇压菲律宾人反抗的战争最为显著，反映出从帝国视角考察美国历史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兴盛。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这是自购买阿拉斯加和占领中途岛等微小岛屿后，美国首次获取拥有大量非白人原住民人口的海外殖民地。保罗·A.克莱默于2006年出版了《带血的政府：种族、帝国、美国与菲律宾》，探究美国在菲律宾的征服战争与殖民统治政策，尤其是他们对菲律宾人内部不同种族的划分，围绕着这一区分所制订的相应政策，以及最终拒绝赋予他们和美国公民同等权利的决定。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和弗朗西斯科·A.斯卡拉诺三年后编辑出版了《殖民考验：帝国在现代美国国家创生中的作用》，指出诸如警察队伍设置、打击毒品犯罪、监狱体系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进等进步主义者提倡的措施都首先在殖民地得到施行，之后才在美国本土贯彻。
在殖民战争外，1846至1848年间的美墨战争也是19世纪对美国历史进程影响颇大的战争之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美墨战争后美国自墨西哥处兼并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大量领土，这些地区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加剧了美国南北之间原本便有的分歧，增进了双方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而两军的不少指挥官也都参加过美墨战争。艾米·格林伯格于2012年出版《一场邪恶的战争：波尔克、克莱、林肯与1846年美国入侵墨西哥》，认为美墨战争的旷日持久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成规模的反战运动，该运动成功终结了美墨战争。此外，她也研究内战前夕美国武装团体越过边境袭扰拉美各国的行为，指出当时对于男性气概的推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艾米·格林伯格
在美墨战争之外，横贯19世纪的美国军队及定居者与印第安原住民间不时爆发的冲突也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影响深远。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便提及杰克逊总统1830年代迫使美国南方的原住民西迁为该地区棉花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土地，是近代西方借助拥有坚船利炮的国家强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体现。杰克逊之所以对印第安人如此强硬，与他先前越过边境攻击佛罗里达的塞米诺尔人的经历密不可分。除了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外，黛博拉·A.罗森2015年出版的新作还指出，1816至1818年间的这场战争发生在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向世界彰显了美国的力量和捍卫自身边界安全的决心，甚至不惜为此侵入它国的领土。
美国军队及定居者与印第安原住民间的冲突在彰显美国国家实力的同时也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最典型的便是19世纪末特纳提出的边疆理论，即美国的国家性格形成于西部边疆的拓荒及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美国社会最流行的大众娱乐节目之一便是“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白人与印第安演员合力展现定居者与印第安人冲突的场景，其结果总是文明战胜野蛮。西部小说以及20世纪的美国西部片大多传达着这一主旨。
当今学界对印第安原住民历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便是为了颠覆这些固有印象，学者们考察印第安社会的组织形式与生活方式，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检视与白人接触的历史，突出原住民在其中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科曼奇人曾经依靠着狩猎野牛，在西部草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并导致了墨西哥独立、美墨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在殖民地早期，五大湖地区的印第安人能够与欧洲殖民者分庭抗礼，各取所需，使该地成为双方接触的一个中间地带，印第安人所猎取和制作的海狸皮毛成为欧洲和东方市场上奇货可居的商品。白人皮毛商人为了加入印第安人构建的贸易网络，不惜成为当地酋长的养子，并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此外，学者们也突出印第安战争的惨烈，尤其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一桩桩屠杀，甚至有学者呼之为种族灭绝。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在白人殖民者到来前，各印第安部落间便已因为世仇或争夺资源相互厮杀，其惨烈程度不逊于白人与印第安人间的冲突。
种族视角与跨国史的影响
从对印第安战争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性别之外，种族视角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美国战争的重要维度。在传统叙事中，白人是美国历次战争的主角，其中美国内战也被描绘成白人兄弟阋墙的战争。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促使美国各族裔彰显本族历史，其中便包括他们对历次战争的参与。外界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组成的442步兵团，和纳瓦霍族印第安通讯员。此外，少数族裔所在社区的战时经历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进而使战争史研究与移民史研究相联结。一战期间对德国的仇视催生了种种消除德国文化影响的尝试，在学校教授德语和德国作品都成为禁忌，汉堡包被改名为自由包，德裔移民与酒类制造间的紧密联系则导致禁止酒类销售的法令进入宪法修正案之列。原本高度以自身文化为豪的德裔移民群体也积极配合此类举措，以免遭受迫害和歧视。
与之类似，大部分学者强调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社区在战时遭到迁徙和拘禁的经历，并突出他们仍旧保持了对美国的忠诚，但艾明如指出日裔美国人拘留营中也不乏投机者和死硬分子，日夜盼望着日军能进占西海岸。华裔美国人社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筹款支援中国抗战，甚至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可在冷战期间，他们也成了美国政府怀疑的对象，需自曝家庭的非法移民史，以避免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墨西哥劳工在二战期间有效补上了美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缺口，却在冷战期间变成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重点关注对象。
作为在白人殖民者登岸后没几年也到达北美大陆的群体，非裔美国人对美国战争的参与可谓源远流长。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期间，英军都以获得自由为筹码，诱使非裔奴隶出逃，继而参加英军，与美军作战。而在战线的另一侧，奴隶主经常带着他们的奴隶上战场，以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该情况一直延续到美墨战争和美国内战。但美国南部邦联直到内战结束前夕才下定决心组织黑人参军，这与北方在战争中期便号召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从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北方黑人而言，参加联邦军队不仅使他们得以亲手摧毁奴隶制，也是他们证明自身男子汉气概，进而争取本族群战后权利的方式，不少非裔美国人内战老兵在重建时期黑人政治组织的形成与运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成为3K党等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攻击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非裔美国人还参与了内战后对印第安人的战争，“野牛士兵”的外号正是得名于此，美西战争等海外殖民战争同样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事实上，是非裔美国人团队而非西奥多·罗斯福的“莽骑兵”在攻占古巴圣胡安山中起到了中坚作用，只是为战后的宣传所埋没。
海外作战在彰显非裔美国人对美国贡献的同时，也突出了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一战与二战期间，美国军方的训练场所多在南方，在这些地方受训的非裔美国人得遵循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使用与白人不同的设施。可到了欧洲，相对宽松的种族环境使非裔美国人更加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荒谬。与他们内战时期的前辈一样，黑人退伍军人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组织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种族隔离制度与美国宣扬的伟大参战理念之间的差异也迫使美国政府在种族问题上做出让步。二战期间，非裔美国人领袖威胁组织一次到华盛顿的盛大游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答应在日益扩张的军工企业中雇佣更多黑人，以避免美国在盟友舆论面前出丑，并回应轴心国围绕着美国种族问题所做的宣传。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总统下令解除美军中的种族隔离，实现白人与黑人士兵的混编。正如谢国荣所展现的那样，冷战的舆论压力致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处理小石城事件时采取了同情非裔美国人主张的做法。
研究中采取种族视角不仅意味着指出各族裔对美国战争努力的贡献，也包括探究美军对手的种族构成与由来，上文提及的印第安部落，以及独立战争与1812年战争期间为英军效力的黑人近来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正如阿兰·泰勒关于独立战争与1812年战争的著作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印第安部落由于种种原因，分别为英军和美军效力。再加上爱国者与效忠派的存在，使得这两场战争都具有“内战”的性质。该情况早在殖民地时期，包括七年战争期间便已存在，有的印第安部落甚至会在不同欧洲国家间待价而沽，选择对自身利益最佳的国家结盟。格林伯格在她关于美墨战争的作品中也提到有爱尔兰裔士兵出于宗教原因开小差，选择为墨西哥军队效力。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的爱尔兰裔移民也与北方的爱尔兰裔直接对阵，并且将南部邦联的事业与爱尔兰争取从英国统治中独立的努力相联系。
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经历体现出跨国史及全球史兴起对战争史研究的影响。移民迁徙、奴隶贸易、商业往来及知识生产和交流促使以伯纳德·贝林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大西洋史的概念，并在研究中加以贯彻。独立战争期间，英军由于人力不足，雇佣了大量来自德意志各公国的士兵，《独立宣言》据此指责英王“运送庞大的雇佣军队来完成死亡、破坏和暴政的事业”。此外，许多德意志公国的士兵还把他们的家小也带到了美国，其中一位指挥官妻子的日记成了学界研究萨拉托加战役的重要史料。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一些士兵有感于美国宽广的土地，选择留在美国务农。安德鲁·杰克逊·奥肖内西则从英国决策层的角度出发，讨论哪些因素致使英国失去了美国。而在美国方面，拉里·费雷罗强调《独立宣言》中便蕴含了期盼欧洲国家承认与援助的内容，而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物资与军力支持对美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美国建国后，打击北非的巴巴里海盗成为这个新生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美国内战双方都在极力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其中北方汇聚了不少欧洲1848年革命的元老，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自己在欧洲未竟事业的延续。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异常警惕法国在墨西哥扶植奥地利贵族为君主的干涉行动，认定法国企图以此为跳板勾结南部邦联，进而颠覆美国的共和体制。因此直到1867年法国扶植的那位君主被处死时，他们才认为美国内战的事业得以完成。而在他们内战的对手中，有的选择在战后携带奴隶前往古巴或巴西，在那里继续奴隶制的生活方式，有的甚至远渡大西洋，为埃及君主效力。
面对声势浩大的大西洋史，太平洋史也在努力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二战期间，大量美国军人进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将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如可口可乐和付小费，带到当地。有一些当地的女子战后成为战争新娘，前往美国。美国战后在亚洲国家的驻军以及对朝鲜和越南战事的介入使得亚洲女性也加入了战争新娘的行列，来自朝鲜和越南的移民也随之而来。而在19世纪，少量华人移民参加了美国内战。一些美国军人则前往亚洲淘金和冒险，北洋舰队中洋员马吉芬的故事广为国人所知悉，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常胜军的高级指挥官也是美国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正值美国内战，二者在时空上的相互交错蕴含了不少冒险家跨太平洋的旅程。内战结束后，部分老兵紧随着佩里将军当年开辟的路线，在明治维新的日本找到了机会，担任日军教官。此外，这些军人的家信有时出现在美国报纸上，构成美国人海外知识的重要来源。
结语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学界越来越重视战争在塑造美国历史与社会方面的重大影响：战争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势，其触角伸至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争迫使女性承担起更多责任，这成为她们日后争取平等权利的依据。在国际舞台上，战争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声望，见证了美国从东部沿海13个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崛起，同时也夹杂着不同种族与族裔的悲欢离合。欧洲志愿者在多场美国战争中效力，而美军士兵的足迹也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战争史研究早已不局限在对战役战争进程的考察，而是扩展至对美国历史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探索，从而与性别史、文化史、社会史、移民史等学科产生交集，从中汲取资源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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