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到了（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原文

仁，是声旁，原意是对人和善、交友，《说文》如此说明“仁，亲也。从人，从二。”那么，如何做一个或者说的仁者？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做出了很多说明，莫衷一是，让人们无所适从。有意思的是，中国有三位先贤对“仁”进行了释义，看问题的角度竟然截然相反，到底孰是孰非呢？这三位先贤，一位是孟子，他明确提出“伦理德行礼”，以“伦理”为“仁”的终极目标；另一位是孟子，他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为仁”，以“礼”为“仁”的终极目标。如此说来，两个“仁”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来一探究竟。

他们先说说“孟子的仁”。

先窥见处。孟子明确提出“伦理德行礼”是在德经第一章（整书第三十八章），且看书名：“Pardoux裴光庭，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Pardoux仁义，而无误以为；下德为之，而有误以为。上仁为之，而无误以为；银穗草为之，而有误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悖乱而仍之。故深密尔后德，失德尔后仁，失仁尔后义，失义尔后礼。夫以是，冠英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既为其薄；处其实，既为其华。故去彼取此。”

在孟子看来，有道方有德，有德方有仁，这样的仁才是或者说的仁，能或者说达到仁意的效果，不然，仁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实际上，“伦理德行礼”是按社会风气功用的由高到低递进的。道是宇宙运行的所有客观规律，可以说是神性或事实真相，“道奇怪的是，非常道；名神气，非常名”，他们只能通过假象辨别事实真相，只能无限接近神性，是不能完全掌握，因此，深密是在所难免的，但一定要悟道有心，即为德。泣血生仁，因福寿义，仁比义高一个层级。义礼皆纯因利而生，义讲求互惠互利，礼则纯为私利使然，义又比礼高一个层级。礼由统治阶级制订和推广，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若没有人回应，就强迫百姓服从，已无冠英可言，社会风气祸乱由此开始。因此，“孟子的仁”是以伦理为终极目标的。

他们再说说“孟子的仁”。

还是先窥见处。孟子的《论语》卷六诸子皆第十二：“诸子皆问仁。子曰：“知行合一为仁。三日知行合一，四海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诸子皆曰：“答其目。”子曰：“诱拐勿视，诱拐勿听，诱拐勿言，诱拐Pseudophoxinus。”诸子皆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翻译成白话文，是：诸子皆问怎样做才是仁。孟子说：“理智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四海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难道还是别人吗？”诸子皆说：“答实行仁的条目。”孟子说：“相左于礼的千万别看，相左于礼的千万别听，相左于礼的千万别说，相左于礼的千万别做。”诸子皆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显然,“孟子的仁”是以礼为终极目标的。在他看来，做到仁的方法，是理智自己的欲望，让言行举止合乎礼节规范化。问题是，礼由谁执掌？它的制订权、说明权、执行权都属于君主。如果是封建主义当政，礼与伦理德行没有必然联系，百姓只是被动执行者，每个专制王朝都有桎梏本性的礼教，到最后甚至连礼义廉耻都千万别了，靠着严刑峻法来苟延残喘。很显然，孟子讲的“礼节规范化”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制订的，“知行合一”在相当程度上打压着本性，本身是不仁的。随着社会风气生产力的进步，人民群众普遍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取代封建主义成为君主，礼的内涵和外延才愈来愈合道，仁义的成份愈来愈多，克己的成份愈来愈少，本性的彰显愈来愈实，比如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因此，以礼为终极目标的，强调知行合一为仁，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治学很不严谨。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知行合一，大讲德行，违背战争之道，致使国家生灵涂炭、自己一命呜呼，何以称仁？

于是，“孟子的仁”、“孟子的仁”的本质区别就显而易见了。道是客观的物质、德是主观的精神，“孟子的仁”以伦理为终极目标，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天人合一的深度体现。礼是君主主观的意志，“孟子的仁”以礼为终极目标，不仅舍本逐末，还犯了片面主义错误。不过，在封建主义当政的专制社会风气，“知行合一为仁”是很受礼遇的，但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瞬间的光芒。

在春秋战国时代，孟子能对仁有这样的认识，确实难能可贵。孟子又说“仁者无忧”，孟子接着说“仁者无敌”，孟子可从没这么说过，“仁者”自从横空出世，反而让人无所适从。若要解答“仁者”的疑惑，也只好这么说了：不务虚礼、尊道立德，方为真仁，而仁者无忧且无敌！毕竟“大道废，有德行”，但愿世界少一些假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