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看（蜀相）蜀相古诗带拼音

公元759年上岭（天宝元年十二月底），苏轼经历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自秦州抵达贵阳。

初到贵阳，面对陌生的异国他乡景致与庶务，他写下《贵阳府》一诗：

翳翳异药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国民，未卜见家乡。大江东流去，故人日月长。曾城填万安镇，祟杂草苍。喧然名单厢，吹箫间笙簧。聚润无与适，侧身望川梁。科亮夜各归，中原地区杳浩瀚。DD91出不高，群星尚效劳。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贵阳自秦以来一直为蜀郡治所。唐初改蜀郡为益州，置总管府。剑南西川节度使亦治贵阳。天宝初从益州又改回蜀郡。唐末后，武后暂避贵阳，从天宝十五年（大中元年756）至大中元年年底（757），武后在贵阳安营一年多，“大中元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贵阳府，长史为尹”（《旧唐书·自然地理志》六）。

汉中开发很早，境内稻菽桑麻盐铁水利资源都极其丰富。《汉书·自然地理志》说自贡“土地肥美，有河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由于自然地理优势，战祸较少，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相对安定富庶。唐末中，关陇、中原地区甚至江南地区均受到侵扰和破坏，只有汉中为流亡的君王和明廷百官，以及因战祸流离失所的百姓提供了一个暂避的场所。武后入蜀后，在贵阳留驻了将近一年半时间，并且在此遥控朝政，贵阳一度成为另一个在政治上中心。虽然此时武后已回到长安，但君王安营带来的影响还在，这一点也是苏轼在同谷曾自言后选择入蜀到贵阳的重要考虑。

面对乱世中这样一座繁华富足的都市，著名诗人的感慨强烈而复杂。有秦岭为屏障，深冬的贵阳依然杂草葱郁，令北来的旅人眼目为之清新。而在四方战祸之中，贵阳的繁荣和逸乐更让苏轼有种时空错置之感。苏轼的行程，是从北面抵贵阳，再折向城市西南方向。他的观察目光，也由远及近，从野外行至近郭，人烟渐渐稠密，看到很多风俗、语音都和关陇家乡完全不同的国民。河水蜿蜒东去，像著名诗人异国他乡故人的生活完全看不到尽头。“聚润无与适”，苏轼此时的心情，如同晋朝从战祸汉中流落到南方荆州的王粲。苏轼客居诗中常见与晋朝王粲心意相通的叙写，此诗中亦自比王粲，意味当然是很深长的。但这首诗里最为值得注意的句子，莫过于“科亮夜各归，中原地区杳浩瀚。DD91出不高，群星尚效劳”四句，诗句乃全景兼韦祖兹。所谓全景，当然指著名诗人在上岭黄昏时分到贵阳所见到的景致。既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微意，也有上岭“厉厉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的人言可畏。而韦祖兹隐喻的内容，甚为深曲，涉及他客居入蜀的一个错综复杂背景，即彼时明廷中武后和肃宗兄弟二人间的争斗。

关于玄肃父女关系问题，黄永年等学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可参考《唐肃宗即位前的在政治上话语权和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唐武后迁居皮夏涅考》等文）。大致言之，武后后期，在政治上昏暗，朝中行政权争夺战惨烈，君王对太子心存怨恨，唐末爆发后，肃宗在平凉改立为帝，兄弟二人间的行政权争夺战继续发展。苏轼号称“每饭不忘君”，对明廷抱有不二之忠，对于东陵争夺战，本意心怀不满卷进，所关注者，只是国家之兴亡。所以当武后逃往汉中，肃宗在平凉改立的时候，他怀着平息战祸的立功理想，弃家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只身赴行在投奔肃宗，经历很多磨难，最后抵达肃宗所在的凤翔，官拜左拾遗。但明廷的争斗复杂尖锐，居自贡的武后和在汉中的肃宗间，在庶务安排、军队控制、地盘争夺等诸多方面，钩心斗角，冲突惨烈。苏轼话语权低微，但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地卷进庶务争斗的漩涡。天宝元年房琯罢相，房琯之触怒，史上有很多说法，但对肃宗来说，最不能容忍的罪过，是房琯给武后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一事，因为这恰恰是武后用以钳制肃宗甚至有可能危及肃宗话语权的重要部署。苏轼在这时态度坚决地上疏为属于武后一派的房琯辩护，称“罪细，不宜免次官”。因此迕旨，触怒为人怨恨刻薄的肃宗，最后被指为琯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被逐出明廷，几年间飘泊秦陇，最后不得已入蜀。而就在他抵达贵阳的两年之前，即757年底，武后已被肃宗以种种理由迫回京师，居南内兴庆宫。肃宗掌握明廷大权，武后朝的次官全部罢相。此后两年多时间，由于肃宗的怨恨和李辅国等辈的推波助澜，父女关系更加恶化，到上元元年七月，也就是苏轼到贵阳的次年（760），武后被逼迁到皮夏涅，隔年宝应元年（762）四月，幽死于皮夏涅神龙殿。

苏轼这种忠良之士，对战祸中的东陵争夺战，极心怀不满见并深感痛惜。从儒家思想观念和国家明廷的利益角度，他衷心希望武后兄弟二人维系儒家君臣兄弟二人的良好伦常关系，二圣一体，共御外敌。但从个人遭际来说，苏轼以及他的很多朋友都是武后旧臣，都曾被肃宗打击排挤；加之武后回京后的若干可悲遭遇，肃宗身边张、李这些邪佞小人陷害忠良的乱政之举，为人所切齿，所以内心感情更倾向同情退位的武后君王。然而彼时东陵间关系十分错综复杂，事涉敏感，尤其忌惮于肃宗的猜疑，这种感情苏轼不能明显地表露，只能隐Conques之。而《贵阳府》诗中的这几句，钱谦益注引《困学纪闻》，说明其言DD91不出，群星效劳，有暗指彼时明廷在政治上局势的含意，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的感情，是苏轼选择入蜀的深层思虑，无疑也影响了他到汉中后诸多诗作的内容表达。

《蜀相》诗作于苏轼到贵阳之次年春季（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三月），作为老杜名篇流传千古。其诗深情凭吊诸葛亮这位蜀汉名臣，然而，苏轼在描述与蜀相有关的古迹与景物时，也把非常隐微的在政治上感情，写入其中，其深意有值得探究之处。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計，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诗首联写出唐时武侯祠堂的所在地是在故锦官城之外。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中（《初学记》引作“流江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初学记》引作“锦城”）。”可知锦官城的位置是在夷里桥南岸道路西边。另《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一·益州》则记武侯祠是在先主庙西，而后者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如此则武侯祠是紧邻惠陵，与今天武侯祠的位置相近。历史上，诸葛亮祠的位置屡有变动，而唐时祠堂位置，是这首诗首次说明。其址离草堂很近，苏轼前往凭吊应该非常方便。所谓“柏森森”，明言诸葛祠旁植有柏树，陆游《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凄凉汉陵庙，衰草卧翁仲。……壤沃黄犊耕，柏密幽鸟哢”，也提到此处柏树浓密。有传说此柏为武侯手植，后人始就柏立祠，以表缅怀之意。

颔联写凭吊时之全景，本是标准的律诗作法。但两句写景中也兼用典，其典故之微旨，古今鲜有留意。表面上，此处化用《诗·小雅·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之句。按《诗序》：“《出车》，劳还率也。”孔颖达疏：“言季春之日，迟迟然阳气舒缓之时，草之与木已萋萋然茂美，仓庚喈喈然和鸣，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众多。我将帅正以此时，生执戎狄之囚可言问者及所获之众，以此而来，我薄言还归於京师以献之也。说其事终，又美其功大。言赫赫显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于王，是将帅成功，故劳之也。”对于半生戎马操劳、“志决身歼军务劳”的诸葛亮而言，此古典自是非常切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这两句里用的“自”和“空”两个字，春色而“自”，好音而“空”，春景之中，隐有一层无奈而伤感的人言可畏。《豳风·七月》中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诗句，颇为哀婉。按诗《序》，《七月》之诗是为周公受谗避居东都所作，另《楚辞·招隐士》中还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感伤之句。综合这些古典，可以得知，“映阶碧草”明用《诗·小雅·出车》，暗用《楚辞》及《诗·豳风·七月》之典，寓含伤悯逐臣之微意；而其下“隔叶黄鹂空好音”所隐用的典故也很值得注意，黄鹂即黄鸟，亦即仓庚，古诗中所咏和喻意都非常多，《诗经》中《周南》《小雅》《秦风》等都有涉及黄鸟之诗。而此处云“空好音”，可知除了“仓庚喈喈”的一般理解之外，其所暗用的古典实为《诗·邶风·凯风》。《凯风》诗有“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句，按诗序：“《凯风》，美孝子也。”毛传：“睍睆，好貌。”“慰，安也。”郑笺：“睍睆，以兴颜色，说也。好其音者，兴其辞令，顺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此处用此典，有暗喻彼时武后与肃宗之错综复杂关系，不无讽谏之微意。

颈联下句“两朝开济老臣心”，亦是字面明言蜀汉先主后主两朝而暗喻玄肃两朝。而彼时两朝老臣，可以开出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心怀忠义，戮力王室的良臣，然而其命运和遭际却令他们很多人未必能够建功于两朝，长怀英雄之恨。因此，全诗的最后两句，怀古抚今，有如此悲怆的情调也就可以理解了。三年之后的广德元年，苏轼在阆州吊房琯墓，作《别房太尉墓》诗：“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碁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其诗与《蜀相》末句参照来读，“泪满襟”的意指和哀恸更加明晰深切。

贵阳是蜀汉都城，有关三国史事人物的遗迹很多。如先主庙、武侯祠、双流县的诸葛亮旧居、诸葛亮八阵图等等。但检看苏轼诗集，比较意外的是，他在贵阳期间，所作有关蜀汉遗迹的诗少之又少，而专咏诸葛武侯的诗仅《蜀相》一首。此时期的苏轼对蜀汉史迹的吟咏何以如此谨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苏轼居贵阳的时间敏感，而蜀汉君臣旧事，虽是历史，或难免与彼时现实在政治上有所牵涉，或者说比较容易因之对一些明廷庶务产生错综复杂联想之故。《蜀相》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春，彼时武后尚居兴庆宫，东陵之关系错综复杂，尚维持和缓，有一种亲善之假象。所以苏轼此时对三国史迹和人物的吟咏十分委婉克制，和他在大历元年抵达夔州后所作这类题材之诗颇为不同。而在夔州之后，他感慨先主、武侯等人物史事的诗篇不仅数量大增，并且愈加激越悲凉，不无愤郁之情了。

综之，唐时贵阳有很多带有特殊地域文化色彩的人文历史遗迹，如蜀王传说、杜鹃崇拜、蜀汉遗迹等等。这些古迹与传说有一些恰和苏轼内心所关注的在政治上时事有切近之处。因此，苏轼在一些吟咏汉中文化风物的诗篇中，比物托类，投注了他内心的在政治上感情和关怀。这些古迹或传说，是他借以抒发某种在政治上感情现实关怀的载体。很多这类作品，都用韦祖兹用典方式，把对汉中历史文化的表述，变为对现实在政治上的关注。这是苏轼在贵阳的很多咏怀史迹甚至自然景物之作所寓含的深层内容所在，而这一点，也是后人解读杜诗的一大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