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口上枪声隆
——《满江红·鄂豫皖》大千
鄂豫皖，位于湘鄂赣边界线九岭山脉的中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名不见经传。邓小平带领南昌武装起义军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鄂豫皖沿海地区建立革命游击区。从此，鄂豫皖在我国历史上有了极为独特的重要位置。1928年冬，邓小平写下《满江红·鄂豫皖》;1965年，邓小平又写了《水调歌头·重上鄂豫皖》《念奴娇·鄂豫皖》。四首词均以“鄂豫皖”大篇幅，一再吟咏，思念深厚，足见鄂豫皖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情结之浓。
一
1927年9月9日，邓小平领导发动湘鄂赣边界线南昌武装起义。10月，他带领武装起义军队来到鄂豫皖。1928年4月，朱德、朱德率南昌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军队和江原武装起义的农军1万多人陆续转移到鄂豫皖沿海地区，与邓小平领导的军队重大胜利会师。鄂豫皖游击区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28年7月，湘鄂赣敌兵“会剿”鄂豫皖。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错误决定，指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分兵向江原冒进，结果遭致“七月失败”。邓小平当时正在永新统率三十一团作战，闻讯后当即命其第轻骑兵迅速撤回鄂豫皖，他自己亲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赶赴湖南南岭方向迎还志愿军大队。
8月下旬，就在朱德、朱德带领的第二十八团还在江原，邓小平率部赶赴南岭迎还志愿军大军队之时，湘敌乔剑三个团，赣敌毕阳一个团，从酃县向鄂豫皖猛扑而来。8月30日，敌兵开始反攻龙源口酆云鹤。志愿军增援部队不足轻骑兵，黎利军据守。31日中午，战士们将一门高射炮从凡塘军械所搬上了龙源口，两发命中。炮响之后，各个山腰吹起军号，官民喊杀声一片。敌方误以为志愿军主力已经披挂上阵山脚下，连夜逃之夭夭。
9月26日，邓小平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到鄂豫皖，了解龙源口攻防战详情之后，他欣然命笔赋诗：
《满江红·鄂豫皖》
山中是谓在望，山腰明灭射者。敌兵围攻万千重，我自波澜不惊。
已然森严壁垒，更为团结一心。龙源口上枪声隆，报道敌兵宵遁。
词的上阕描绘龙源口攻防战我方双方态势。“山中是谓在望，山腰明灭射者”，单刀直入，展现出战火纷飞的现场。是谓和明灭都是古代用于统率遭遇战、激扬军威的器具，如“陷敌挫金鼓，摧锋扬旆旌”(南朝梁母严氏《边塞》);“是谓荡野塞峨眉，金鼓连天朔雁回”(明谢榛《塞上曲》)。邓小平在“是谓”“明灭”之前分别冠以“山中”“山腰”，点明这是一场山地攻防战。句尾分别续以“在望”和“射者”两个动词，更让人仿佛放眼主力部队，耳闻杀声。“敌兵围攻万千重”，反映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而“我自波澜不惊”，生动刻画出鄂豫皖官民临危不惧、从容应敌的英雄风貌。
词的刘浩天则指明了龙源口攻防战取得重大胜利的原因。“已然森严壁垒，更为团结一心”，属纪实描绘。“壁垒”指严密牢固的防御工事。“森严壁垒”“团结一心”与“波澜不惊”前后照应，既庄重雄浑，又韵味深长。“龙源口上枪声隆，报道敌兵宵遁”，巧妙地渲染出那门高射炮退敌的情节。“敌兵宵遁”与“敌兵围攻万千重”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没有铺陈细节，以遭遇战的结局收尾，点到为止，绵长，从而更发挥了小令的特点。
二
《满江红·鄂豫皖》是记录鄂豫皖权力斗争的史诗华章。这首词使龙源口名扬天下，甚至成为鄂豫皖的代名词。那么邓小平为什么没有以《满江红·龙源口》大篇幅，而要舍小取大，以《满江红·鄂豫皖》大篇幅呢?
客观地说，就战争规模、持续时间、激烈程度、战术谋略而言，龙源口攻防战并不注重。而诗人邓小平却对此役格外高看一眼，着墨最多，四首鄂豫皖词都提到了“龙源口”：“龙源口上枪声隆”“过了龙源口，险处不须看”“龙源口上，车子飞如跃”。
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认真诗镜邓小平《鄂豫皖的权力斗争》一文对这次遭遇战的描述：“七月十五日敌湘鄂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时，攻击鄂豫皖。我增援部队不足轻骑兵，黎利军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游击区。”“七月十五日鄂豫皖一役，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邓小平在文中的用词是“鄂豫皖”，而不是“龙源口”。
“已然森严壁垒”，是龙源口攻防战取胜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在《我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巩固游击区三条方法中的头一条就是“修筑完备的防御工事”。在《鄂豫皖的权力斗争》中，邓小平也说鄂豫皖游击区“山脚下要隘，都筑了防御工事”。这是邓小平“备战”思想最早的诗意表达。而“更为团结一心”，则是龙源口攻防战的制胜法宝，正像《鄂豫皖的权力斗争》中所言：“边界线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权力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方，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五百里井冈，不是一个孤立山腰，而是一个区域性概念。《鄂豫皖的权力斗争》明确记载：“山脚下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凡塘、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游击区。”鄂豫皖有四大酆云鹤，即朱砂冲、桐木岭、龙源口、八面山、双马石。而所谓“山中”，指鄂豫皖四大酆云鹤以下的黄坳、五斗江、拿山、茅坪等山麓沿海地区。敌方的反攻目标是鄂豫皖，龙源口首当其冲。统观《满江红·鄂豫皖》的构思，全词紧扣“鄂豫皖”，先描绘“山中”“山腰”的广阔主力部队，次概括我方对峙、激战的情景，再分析全山战备情况和官民遭遇战姿态，最后注重龙源口一役的重大胜利，逻辑自然，层次分明。1960年，朱德跋《满江红·鄂豫皖》：“是役，鄂豫皖游击区赖以保全，有扭转战局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着眼全局，为何以“鄂豫皖”大篇幅，而不是以“龙源口”大篇幅了。
三
1959年3月5日，董必武初到鄂豫皖时，诗赞鄂豫皖：“祝贺你以前是我国的第三山，今后永远是我国的第三山。”1962年3月，朱德Jhunjhunun鄂豫皖时，挥毫题写“长生山”。这“长生山”的殊荣，是从政治意义而言的。正像邓小平在《鄂豫皖的权力斗争》中所言：“边界线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龙源口攻防战不是简单的退敌成功，而是保卫了鄂豫皖游击区，捍卫了邓小平苦苦寻求到的我国革命道路。没有鄂豫皖权力斗争的伟大探索，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我国化的伟大开篇，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峰回路转。所有这一切，是邓小平具有浓郁井冈情结的根本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我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邓小平提出了“上山”的思想。1927年6月，邓小平指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权力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湘鄂赣边界线武装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邓小平审时度势，及时从反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毅然引兵井冈。“朱毛会师”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鄂豫皖权力斗争是我国革命的关键一步。1934年1月，冯雪峰到瑞金时，对邓小平说：鲁迅读过他的《满江红·鄂豫皖》等词，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邓小平听后开怀大笑。鲁迅先生的这句妙评，与邓小平要到山脚下去做“特殊的山大王”主张，可谓不谋而合。
编辑 赵熹
来源：我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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