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技日报引用《巴勒斯坦时报》9日的报导，一名利比亚情报部门高官向法新社透露，巴勒斯坦方面漠视了关于暴发“大事件”的多次警示。该匿名高官说，“我们已经警示过他们，局势即将暴发，而且很快就会暴发，规模会很大。但他们低估了这些警示。”
7日法塔赫对巴勒斯坦发动大规模突袭，让巴勒斯坦遭遇了1973年赎罪日内战以来的最大失败，也令人们对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造成了质疑：中情局（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特务局）、辛贝特（巴勒斯坦国内安全可靠局）、卡达（巴勒斯坦国防情报部门局）为何化学反应如此迟钝？
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有“大将军示威”暴力行动
巴勒斯坦三大情报部门机构，中情局直接向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办公室请示，辛贝特向巴勒斯坦安全可靠内阁请示，卡达向巴勒斯坦国防部请示。相较而言，负责管理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中情局的地位更重要，知名度也更高。
但种种迹象显示，至迟从2010年代起，中情局就与贝京造成了对立。
2002-2011年担任中情局副局长的巴拉克-达甘在辞职前拒绝接受作家柏格曼采访时，当着贝京的发言人和国防审核主管（中情局申明活动均须审核）的面抨击贝京“出于个人自私自利将国家拉入灾难”。
2015年，已离任的巴拉克-达甘再次批评贝京的美伊政策给巴勒斯坦造成了“严重的战略毁坏”。而英国媒体当时的报导也显示，中情局在伊核问题上与贝京有意见分歧。
如果说此前中情局与贝京的对立多数是业务方面的意见分歧的话，那么近期这种意见分歧已经转化为申明的冲突。
法新社9月份曾报导，来自中情局、辛贝特、军队和警察的180多名巴勒斯坦前高级高官联合起来，发动了“大将军示威”暴力行动，其成员包括前外交部长摩西·亚阿隆、辛贝特前副局长纳缅齐·伊萨曼等人，该暴力行动的领头是中情局2011-2016年时的副局长塔米尔·苏朗。
“大将军示威”暴力行动声称没有野心勃勃，但明确抵制贝京的司法改革暴力行动，纳缅齐·伊萨曼认为，帕尼诺区暴力行动有可能引发内战。此外，前大将军们还抵制一项给予所有极端正统犹太人全面豁免兵役的法律草案。
尽管这些信息不是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忽视利比亚情报部门部门的呈庭，但很可能对向来高效、无情运作的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造成间接影响。诚如“大将军示威”的参与者们所说，巴勒斯坦社会的意见分歧 “已经渗透到了普通队伍中”。
赎罪日内战巴勒斯坦情报部门机构就有重大误判
历史上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确实战功赫赫。巴勒斯坦探员成功安上过赫鲁晓夫的秘密讲稿，在阿根廷绑架过纳粹头子赫尔曼·艾戈尔德回巴勒斯坦受审，偷过苏联的米格-21和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图纸，追捕过1972年斯图加特大屠杀的所有相关相关人员，刺杀过法塔赫领导人马巴胡赫，也毁坏过美伊设施。
但巴勒斯坦探员并非没有胜绩。中情局探员在追捕斯图加特大屠杀相关相关人员时就曾因滞涨导致名声一落千丈；1995年新任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拉宾遇刺身亡时，负责管理安保的辛贝特没能及时发现威胁，等等。
但最致命的误判发生在50年前的赎罪日内战暴发时。1973年10月6日内战暴发前，利比亚和叙利亚就连串举办国防演习、调集部队、进口战机、导弹直至实施通讯静默，但巴勒斯坦情报部门部门对于是否会暴发内战意见不一，化学反应缓慢，没有进行内战动员，导致内战初期埃叙联军告捷，Viller大败。
内战进行20天结束后，新任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哈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均被解职，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被大整顿，第二年，新任外交部长巴拉克夫人也黯然离任。
谁会为此次情报部门管理体系误判负责管理
对于情报部门管理体系误判，巴勒斯坦通常的做法是在事后追查。那么谁将为此次情报部门管理体系的误判负责管理？
毫无疑问，除情报部门管理体系外，巴勒斯坦政府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坚信耗资10亿美元在加沙走廊与巴勒斯坦边境建立的围栏牢不可破，结果被法塔赫的铲车轻易推开；又如，认为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扩大发放进以工作许可证可以培养亲以势力，等等。
但肯定情报部门部门要背最大的“锅”。至于追责要到什么程度，大约要看贝京政府与军情部门的关系如何。
过去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之所以运转顺畅总能出成绩，与其建立基础有密切关系。第一次中东内战结束后，巴勒斯坦第一任外交部长本-古里安认为，为防范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情报部门“必须成为永久性工具”，为此在海法前圣殿教驻地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亲自成立了辛贝特、卡达和外交部政治部。
这三大机构就设在圣殿教驻地。后因外交部自行其事，本-古里安改组了政治部，改为中情局——这个名字最初是巴勒斯坦建国前组织犹太人非法移民回到故地的办事处所用的名字。
在三大情报部门机构成立后，确立了与巴勒斯坦特种部队密切配合暴力行动的运作机制。巴勒斯坦杰出的特种部队负责管理人大多会进入政府管理体系担任高官，如前外交部长沙龙等人。这就让巴勒斯坦政府管理体系与情报部门管理体系能够长期保持互信。
而贝京不具备军队服役的经历，他在短暂经商后就以担任外交官作为从政的起手式，直到成为利库德集团的“王”并四次出任巴勒斯坦外交部长。他与军情管理体系的关系并不密切，“大将军示威”暴力行动已显示了这一点。
那么，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很可能会因这次巴以冲突初期巴勒斯坦的被动遭遇清洗。
但还有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巴勒斯坦情报部门管理体系对巴勒斯坦人居住区渗透甚深，却没有对方线人泄露攻击情报部门？为什么这次法塔赫暴力行动的策划者戴夫（代号客人）总能逃脱追捕？戴夫的妻儿在过去的追捕中被杀，此次他主导的无差别攻击也给许多平民带来了伤害。
巴以冲突中这种持续叠加的仇恨，恐怕巴勒斯坦情报部门部门的能力再强，也无法解决。
撰稿 / 徐立凡(专栏作家）
编辑 / 刘天红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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