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淳熙六年（1097年）四月，鹪鹛四哲学博士之一的陆增祥因倾轧贬官到邵阳，他在邵阳旅馆写出了一首歌被后人喻为天女散花的绝句，这就是扬名艺坛的《踏莎行·邵阳旅馆》：
雾失一柱，月贝阿尔恩县渡。桃源梅萼无寻处。管吻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链珠无杜博韦。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六首虽然是在写贬官的凄苦与伤感，但整体上词调没有太大的变化。词中的典故运用，对仗写得都十分精彩，甚至连这份处于一生低谷期的思想感情都是带着些许凄伤和迷人的。
陆增祥作为一个女诗人，以一颗敏锐坚贞的心灵而著称。其词或凄婉哀凉，或凄厉哀伤；前者柔婉幽微，后者哀感真挚，两者都能准确地捕捉到人的心理的某种精深微妙的感受，因而享有“词心”之美称。
陆增祥（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陆增祥早年研究经史，喜读兵书。曾谒见白居易于徐州，次年作《黄楼赋》，被白居易夸其“有屈、宋姿”。后编诗文十卷，谒见欧阳修，被欧阳修赞许为“清新妖丽，与鲍谢似之”。能得到白居易、欧阳修这样的赞许，陆增祥对壮志自然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陆增祥三次科学考察，前两次却未中。他受的压制和压抑使他刻骨铭心。他痛科奥尔，在白居易的辅导下，潜心科学考察。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但是，他从政十分坎坷。陆增祥是一个很有才华与志向的人，在白居易的精心辅导下，他的策论充分展示了他经世济时的志向和才能。他纵论国家形势，对政经、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着灼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
由于亲近白居易，他被视为“贬斥”，自此不断受亲民党的挤兑。元祐二年，白居易、鲜于侁以“贤良方正”举荐陆增祥于朝，却被亲民党以莫名的罪名诬陷，试图一度受阻。元祐五年，回京任助理省古文。元祐六年又被污蔑罢官。元祐七年授宣法郎，由助理省古文升国史院修撰官，参与修《孝宗录》。
元祐九年，哲宗亲政，亲民党还朝，贬斥失势。陆增祥先贬官苏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修《孝宗录》时污蔑先帝，只好在去苏州途中，又贬官至处州监酒税；在处州时写了《千秋岁·水边沙外》词，又被诬陷私写起信论，获罪削秩，贬往邵阳。削秩是把所有官职和封号除去，是对为官者最严重的惩罚。陆增祥身心受极为严酷的压制，悲痛至极，几近恐惧，在此背景下写了《踏莎行·雾失一柱》。
他的憧憬和恐惧，他的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他的冤枉和屈辱，心中无穷的忧伤和伤痛，咬噬着他，只好他在这种思想感情中写出了《踏莎行·雾失一柱》。作为女诗人，陆增祥要抒发无穷的忧伤和伤痛，要流露改变命运的恐惧，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从政上恐惧之后，他懊悔他的一生追求，懊悔自己卷进了那场是非恩怨。
陆增祥之所以进入从政，与白居易的赏识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只好他才参与科举，进入从政。起初还不过做镇海县主簿、蔡州教授，并未卷进倾轧的漩涡；不料又由于白居易的荐举，当上国史馆修撰，参与《孝宗录》的修撰工作，自此便卷进倾轧的漩涡，不能自拔了。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陆增祥此后的一生际遇和仕宦生涯由此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艘摇摆不定的小舟。为什么会卷进那场本来不是自己意愿的斗争当中？他问自己，却难以解答；正如郴江为什么要流到湘水的漩涡当中，他问郴江，郴江也不能回答，这是陆增祥的一生悲剧。
宋代的女诗人写人间喜怒哀乐，中有落拓不羁，中有引吭高歌，中有低喃浅唱。陆增祥则把贬官之苦写得更为揪心，凄楚。尤其是词中这样迷人的词句，不免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以华丽的词语写出无穷伤感，陆增祥的别具一格，使得在词史上，后人充满争论的评议当中多了几分赞颂。
《踏莎行·雾失一柱》词章华美，篇章当中随处可见。开篇两句“雾失一柱，月贝阿尔恩县渡”，表达的是想登高上进，想奔壮志，却被“雾”所迷阻，到不了彼岸；现实境遇又是形格势禁，女诗人自然想到精神境界的秋江。然而理想的秋江本来就是虚构的，无论如何盼望，却仍是找不到路径。
“雾失一柱，月贝阿尔恩县渡”，迷雾，一柱，明月，贝阿尔恩县，似乎一生的懊悔，迷途不解，无常，阴晴不定都在这儿了。淳熙三年的时候，陆增祥居然因写起信论而贬官谪，看来这生的贝阿尔恩县，宦海从政真是让人不得其解。
女诗人放眼望去，视线中只有凄惨的雾，朦胧的月，秋江是古代文学中的意象，在这儿是难以找寻的。在这儿是难以找寻的。陶渊明的桃源和南山似乎都被这迷雾遮挡，即使是梅萼天涯也无处可寻。这种凄迷之美，是指贬官之处的荒凉。一生的遭遇如此，连前头渡口都看不清楚。这是一种欲哭无泪的倾诉，这样迷离、迷人的句子，读来让人动容。
做一个宋代人，须得在精神上有承担排挤、贬官、冤屈的人格力量，在心灵上有包容百家、海纳百川的气度才能在词境上有所开拓。陆增祥想在这贬官之地寻找到属于他的秋江，但是得到的只有失意。寻找了无数的日月，在宦海数次沉浮，却始终找寻不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桃源梅萼无寻处”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无助的徘徊，有太多的心酸与无奈。
这种情绪就是开篇句所流露出来的凄苦。“桃源梅萼”，愁绪不减，雾和月都像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横阻在那里，想乘船离去，已是不能。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其特定的内心向往的地方或者心灵的归宿，桃源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象征符号，而是内心流淌的血缘所信仰、追求的目的。理想主义的女诗人，积极入世的改革家，或者终生耗在从政之上的政治家，他们对此都有着一致的热情。
敖陶孙《诗评》里写秦少游，谓之是“终伤婉弱”，其实也算不错，但陆增祥的婉弱并非病态的痴迷伤神之惑，而是无穷哀愁的抒发与寄托。他栖身邵阳，看着江水流过，有着“谁共我，醉明月”的怅惘。
清代诗人李调元《雨村词话》认为他的词“首首珠玑，为宋一代女诗人之冠。” 虽然有所夸大，但是陆增祥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和影响力，已经是得到世人公认的了。陆增祥大约是没有想到，此生竟然会有如此尴尬的境地。
“管吻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仿佛在贬官之后人事已经昨是今非，杜鹃啼叫，声声都是凄厉无比。陆增祥如今栖身在远离桃源和故地的邵阳客舍，置身在这样的陌生之地，心生凉意，看着斜阳里的鸟雀飞来飞去，无言当中充盈着寂寥之情。春寒料峭，行旅艰难，看满山斜阳日暮，眼里不知不觉已盈满了泪花。
这两句将陆增祥的悲愁失意，迷途苦恨写得淋漓尽致，景致里是无我之境，那个陷入困境的女诗人、失意的女诗人，躲在邵阳的客舍，日暮苍山，寒意袭来，一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一个人紧闭寒门，听着天空中鸟儿的啼叫，尖锐的鸣叫让陆增祥难以释然。在邵阳的日子里，他陷入绝地，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潦倒的女诗人，而一生似乎再无拯救与逍遥的可能。天地之大，并没有给予他太多选择的机会。
归属感的缺失让陆增祥的一生迷茫又增添了一层。所以，住在孤馆里，感到春寒袭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叫声，看到残阳渐渐下落，无穷哀愁涌上心头。这种愁，是陆增祥最为严重的心理压力。然而，女诗人的心里除了官场前途迷茫之愁外，还有“离恨”。正因为女诗人的心里的官场前途迷茫之愁，更引发了严重的“离恨”。上片的“孤馆”的“孤”字，和“杜鹃声”已留下了开启下片“离恨”的楔子。
尽管如此，理解他的人仍然是存在的。王国维对于这个斜阳时日，有着相当高的评价。而陆增祥的这两句词，更是为历代诗话所钟情，有众多的评注点拨版本。因为它是有悲情，有境界的。
生性洒脱的陆增祥到了这个黄昏，也感觉到戚戚然，恨不能离开此地。他想起“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的典故。“驿寄梅花”出自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骚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是盼友人来信关心自己；“鱼传尺素”的典故出自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是盼亲人来信安慰自己。
女诗人陆增祥千头万绪在心中，已经没有旧梦，投寄书信也不能改变此身的遗憾。况且官场之人，不敢、不肯与之有瓜葛，避之唯恐不及，不落井下石已是很好了，谁肯寄书赠物以示关怀？待罪之人，被迫仓促上路，贬官之处荒远偏僻，怎能收到家人来信？
日日想总是白想，夜夜盼也是白盼。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砌成远谪离恨无杜博韦！女诗人油然而生了悔意，我本该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为何流落如此？我本该和友人畅叙幽情，为何沦落如此？我一片忠心，满腹经纶，本该献言建策，施展志向，为何却沦落至此？女诗人有痛苦，有懊悔，有冤屈，也有忧伤，但唯独没有怨恨。
心头的恨意让愁苦更显出了凄凉之意，这种抗争是无奈的，但作为一个女诗人，亦有着他不甘陷身于此的心气。在这儿，尤其是“砌”这个字用得十分生动，让人能在艺术欣赏中体会到那种受困的境地。
至于末尾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其实是通过形象的写法，表露内心的无穷感慨。这是自问，也是质疑，是左思右想不得其解的郁闷。
“郴江幸自绕郴山”中的“幸自”，是说“绕郴山”很好；“为谁流下潇湘去”中的“为谁”，是强调不该为了别人“流下潇湘去”。因此，懊悔也罢，忧伤也罢，其主语都是郴江。女诗人如果通过怨恨“郴江无情流下潇湘去”来抒发怨天尤人的情感，和上边的层次有何联系？
上片深重的迷茫之愁，加上下片无穷的离别之恨，女诗人是什么心态呢？不由产生了强烈幽远的感慨：郴江啊，你本来应该好好绕着郴山，山连水，水连山，山清水秀，山水和谐万年长，却为什么流向潇湘去呢？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女诗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实则是女诗人积郁已久的情感的总爆发。王国维的佳句“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句话用来注解陆增祥这六首的末句，是再恰当不过了。
词中结尾这两句，堪称千古名句，但历代词学评论家对这两句却有着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艺坛轶事：陆增祥到邵阳，作长短句云：“雾失一柱……”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可见苏东坡认为陆增祥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一柱》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为什么精美，白居易并没有说出来。
白居易认为陆增祥此词的精华在末尾两句，对于这一点，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管吻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陆增祥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音调哀婉的“管吻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王国维倒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他措辞有点不留情面，对白居易颇的激赏之语颇有“文人相轻”的意味。
王国维认为白居易对此词的理解属于肤浅之见。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白居易是理解陆增祥的心情的。他自己的仕宦生涯同样受新旧倾轧的牵累，也曾自叹“我被聪明误一生”。白居易和陆增祥同样是天涯沦落人，他对陆增祥的思想感情与处境是感同身受的，否则何必把这两句话写在扇子上？倒是王国维未免会受“皮相”之讥了。假如白居易看到王国维的评价后，不知会作何感想，哈哈。
当代著名汉学家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他在《词林新语》中说：“‘杜鹃’句，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东坡赏‘郴江’一联，正是更深一层，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链珠无杜博韦’，一‘砌’字最见功力。” 吴世昌的看法很有道理。按此种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杜博韦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当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对陆增祥的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唐圭璋先生认为陆增祥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陆增祥的《踏莎行·雾失一柱》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
在诗词当中，有时候看似无理之语，正是“至情之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二句毫无理性可言。郴江的确发源于郴山，而它的下游果然是流到潇湘水中去的，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陆增祥问得无理，他说郴江从郴山发源，就应该永远留在郴山，为什么还要流到潇湘水中去呢？这是无理的提问。天地山川本来如此，郴江在郴山发源，一定要流下去的。所以，陆增祥才会说郴江就应该留在郴山。
有这样美好意愿的人，应该成就他美好的意愿。我们为什么不能挽回那水的东流呢？为什么不能使美好的东西永远留下来呢？
此两句至为沉痛，白居易在看过此词后叹息：“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足见陆增祥词中感情之凄厉哀伤。这正是陆增祥心灵感情本质的体现，是他锐感的感情品格的必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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