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 知名经济学家（来源：综合自凤凰新闻@张五常）张五常：童年的回忆（之一）不久前一位朋友传来这里附上的图片，是一九六七年摄的香港西湾河成安街对上的山头，称成安村我是在图中一带长大的二战后，除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到佛山华英中学的附小混了几年，到我离港赴北美碰运气的一九五七，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住在这成安村再向上走一点的澳背龙村。
当时那里的房子远没有图中见到那么密集图中见到的路大约建于一九五二，当年我是走惯了的也有石阶可以拾级而上我少年时的好友容国团当年是住在这屋村东行约一公里的地方，依稀记得名为南安坊一九五二年我认识他，一九五四年我跟他差不多日夕与共。
他是没有钱读书，要打工；我是没有学校收容——一九五四年被逐出位于铜锣湾的皇仁书院算是初一，我两次不能升级，要离校，同学们说是因为一个姓梁的作文老师不喜欢我——他们说没有见过作文只差一分不及格的那是“主要”科，不及格升级免问。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离港到加拿大碰运气，要坐船十八天是商业之行到了多伦多，只几天解决了那里的出口商要处理的事，就决定留在北美读书在加拿大没有正规的大学收容，只能在那里自修英语我以超龄的资格进入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时，快二十四岁。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十年人事几番新，图中所见的一九六七是我离港十年，运情不错早一年我在长滩获十八间州立大学的最佳教授奖六七年初，论文《佃农理论》只写好一章，芝加哥大学给我一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奖，要我到芝大去。
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博士，怎可以接受“博士后”？收到的回应是他们不管我是不是博士，但我一定要去芝加哥一年才可以获该奖金这样，六个星期后我就把论文写完了斩瓜切菜， 但不少师友认为那是他们见过最好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也是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行摄影个展，盛况一时，多份报章大事报道，展期延长两次，也有好几间其他博物馆要请我去展出考虑了几天，我决定放弃摄影，专研经济学一九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副教授，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地升我为正教授。
容国团是个天才，但运情没有我那么好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当年认为他是个音乐天才，但学音乐，弹什么钢琴的，家境欠佳的当年免问其实阿团什么都是天才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那一年，他和我皆无所事事——我在父亲的商店工作，因为遇上韩战禁运，上不上班都一样。
我们两个于是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找其他孩子出气，赌小钱凡赌乒乓球与踢毽子由他出手，而我则善于下棋（任何孩子玩的棋）与掷毫（即硬币）桌球阿团也有两手正规的桌球要付钱，他付不起，但那些穷孩子玩的康乐球他是所向无敌的。
还有，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阿团写得一手好字一九五五年的暑期，我在父亲位于永乐街的商店隔壁的一间凉茶店认识一位名为关大志的摄影天才他替我买了一部二百港元的旧照相机，教了我半个小时，我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国际摄影沙龙，而且两帧都被刊登在该年的年鉴上，所以兴趣转到摄影那方去。
阿团的家境没我那么好，在湾仔修顿球场旁边的一间工会的小图书馆工作其实没有什么书，但有乒乓球桌一张，他天天在那里独自研究发球记得一九五七我离港的早上，到该工会找他，他教了我两招发球，也送我他惯用的球拍该球拍遗失后几年前复得，今天又不见了。
如果再出现，我会拿去拍卖，把钱捐出去认识阿团之前，我老是喜欢在附图位置再上一点的澳背龙村，到处找其他孩子游玩比赛最好玩的是鎅风筝，其他有射或捕飞鸟、掷毫、弹玻璃珠子，我无所不精，所向无敌我也喜欢逃学，独自步行约一个小时到当时一个人也见不到的柴湾去钓鱼。
永远是在水退时爬上水不深的巨石，等潮涨，把鱼丝一次又一次地抛出去根本没有鱼，只是偶尔有很小的上钓，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抛，幻想着有大鱼上钓，到夕阳西下才回家今天我以想象力知名经济学行内，主要是这些孩子玩意训练出来的。
一九五二年，在湾仔书院，班主任叫郭炜民，因为我常常逃学、缺课，其他老师当然会大兴问罪，但郭老师永远迁就我一次，在大考前，我缺课，郭老师对其他同学说：“张五常看来是在家中准备考试了你们不要学他，因为只他一个可以在一天自修一个学期的功课。
”其实那天我也是去了钓鱼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我有幸能跟郭老师进过两次午膳，表达他给我的教诲之恩去年我的五卷《经济解释》竣工了，急着要送他一套，却得知他在几年前谢世了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张五常：儿时的短暂温馨
——《童年的回忆》之二我是在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那时用“接生”，用不着到医院去太富街是太古船坞的房子，是在太古工作的亲戚转租给我母亲的这些转租或转让或分租，当时很普及，船坞当局不管太富街又称第四街，因为当时有五条横排向出海面的，一律用红砖建造。
太富街的日子，今天我丝毫记忆也没有找到一帧出生后三个月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是在太富街时期拍摄的。附录在这里给同学们看看。那是八十四年前！
男女不论，母亲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姓苏，名鸿，又名燕琦，广东江门人，苏氏是那里的一个大姓母亲没有进过学校，但过耳不忘她在教会听道而能把整本《圣经》读出来守旧、迷信、讲意头，但也信奉基督教一九九二年谢世，享年九十岁。
我的父亲张文来是广东惠州人，一九五四年谢世，六十岁据说是个养子约十岁时从惠州到香港做学徒，其实是做些洗碗、扫地等粗活曾经在街旁卖香烟，也曾经在一个石矿锤石与抬碎石下山，导致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曾经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过两三年书，他的中、英二文都写得好，文采斐然。
他自学而写的字有书法家的水平父亲的崛起源于他转到当时香港的天祥洋行做电镀学徒，有了基础的认识，他用中文翻译了一本源自美国的电镀手册满师后他在永乐街二十号开设文来行，销售从美国进口的电镀原料与抛光用品，也给电镀行业的朋友传授有关的技术。
那是远在我出生之前，而文来行这个老字号，今天还在昆山存在逾百年的老字号稀有，文来行算是过了关保持文来行是母亲当年的要求父亲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生日称为“师傅诞”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文来行如日方中。
母亲为了要父亲多吸新鲜的空气，一九三八年在我前文提到的成安村再上一层的澳背龙村建造一间以石头及水泥砌成的大房子（见图）我还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的二月，那时我两岁又两个多月记得清楚，因为母亲叫我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监管着泥水工人，三铲沙要用一铲水泥，不要让工人骗了。
是二月，因为记得那棵苦楝树（见图）正在开花是一九三八年，因为建好的房子上头用浮雕刻着“一九三八”这四个字我们一家是该年搬到澳背龙村去的
该村当时算不上是村，没有名字，家中人称之为“山顶”连我们的家整个山头只有三间房子，跟着很快就有第四间了那是母亲让出近邻的一块地给一位教会的朋友建他的房子姓吴的，有两个女儿，长女叫“吴姑娘”我的幼儿班是吴姑娘教的。
学生三个：我的哥哥张五伦比我年长十六个月，吴姑娘的妹妹叫吴惠玲，比我年长约一岁，我是最小的，约三岁吴姑娘的脾气好得出奇，因为我最小，对我万般迁就记得有一次，吴姑娘要我们三个孩子背书，叫五伦先背我大哭大闹地反对。
吴姑娘于是让我先背我一句也背不出来吴姑娘问：“你不是要先背吗？”我说：“我说要先背，但没有说我懂得背！”老是赶着下课，因为喜欢爬到自己家的墙外的一颗桑树上摘桑子吃吴惠玲就是喜欢吃我摘下来的桑子求学的灾难出现了。
当年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年龄是五、六岁之间比我年长一岁多的哥哥是个读书奇才，他生于八月，母亲决定让他五岁又一个月读小学一年级学校的名字是永光小学，在山下的电车路，不远的，但要让保姆背下山最年小的我怎么办呢？母亲要我跟哥哥一起去读小一。
但那时我只有三岁又九个月，太小了是的，在近二十四岁进入大学之前，我在中小学读书读得一团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读小一时起步太早！伦哥是读书奇才，他刚满五岁读小一可以应付，但我还有三个月才四岁，读小一是太早了。
这是为什么后来我终于学有所成时，不少朋友问我孩子求学的事，我永远建议小学起步不要早，最好是比其他同学年长一岁理由简单在幼年，年长一岁是长很多，成绩可以容易超于其他同学这样，有了一个优越感的起步，跟着就来得顺利了。
回头说母亲，她合共生了十一个儿女！第一个是男的，是我的长兄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旧礼教家庭，这位名为张五洲的长兄当然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奇怪地，自父亲一九五四年谢世后，这位长兄逐渐地跟母亲不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因为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求学超龄六岁，需要拼搏的集中难为外人道。
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老了，见她独居，我要回港照顾她长子之后，母亲跟着连生了六个女儿，其中一个夭折，所以我出生时有五个姊姊第八就是伦哥，当然是母亲最宠爱的了伦哥这个人的确是值得爱，我历来不想写他，因为这个音乐天才，绘画天才，读书天才，文字天才，一九五八年在美国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九六七年初在香港自杀了。
当时我在美国，想着母亲的伤心我连问也不敢问在我之后母亲还再生两个女儿，第十的名秀贞，读书也了不起，可惜一九四七年因为脑膜炎病逝第十一的名秀芳，又称“张十一”，曾经是香港一间医院的头头，今天还健在总的来说，年幼时在澳背龙村的日子是美好的。
家境好，我和伦哥各有各的保姆我的保姆叫群姐，晚上喜欢伴着我在户外看天星，说什么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及其他我长大后才知道是群姐自己想象或编造出来的故事然而，好景不常，在我六岁生日过后几天，这些温馨的日子终结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张五常：香港沦陷的日子——《童年的回忆》之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六岁的生日过了几天的十二月八日的早上，我和哥哥五伦刚穿好校服，正准备到山下的永光小学上课，却听到炮声隆隆起初以为是军事演习，但收音机说是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位于九龙沿海的启德机场。
我们住在西湾河的山上可说是近水楼台，看到日机一架一架地飞到启德那方去
不用上课了我不知道伦哥怎样想，但我最讨厌上课，很高兴这高兴不到半天，因为被母亲关进屋内，不能再爬到桑树上去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们在收音机很快就知道，在同一天，日军的飞机也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香港的有关当局早就知道日本有攻打香港这个可能，驻港的英军早就频频准备。
在空袭珍珠港约前半年，在香港，高射炮的演习差不多天天有，而在夜间那些照到天上去的探射灯扫来扫去，热闹，我的保姆群姐喜欢伴着我在家门外的地堂抬头看事实上，日本侵华的行为我三岁时就常听父母说，而在一九三七的卢沟桥事件之后约两年多，母亲就开始大事准备了。
当时我的大哥拥有今天的同学们可能不知道的“留声机”，即是可以播放唱片的最常听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没有谁想到这首歌后来成了中国的国歌大家最爱听的是郎毓秀唱的救国歌很遗憾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知名神州的女歌唱家。
她的父亲朗静山是个摄影奇才，约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个摄影家的聚会中，在他讲话前我介绍过他同学们不要相信历史的记载，说日军攻占香港用了两个月其实他们只用了“三日三夜”——这是香港的老人家会记得的典故母亲事前做了的准备，主要是储存粮食——米、油、盐，加上大量的花生麸。
后者是一块一块的，像加大了的西樵大饼，堆满曾经用作养猪的房子为什么要储存花生麸呢？母亲的解释是既可充饥，其中也有少许的花生油据说后来母亲带着七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后，父亲把这些大量储存着的粮食，分派给邻居，救了好些人。
母亲也收藏了好些小金块、金币，推算着纸钞可能不值钱尽管英国上头早就为香港的防守做了准备，但只三日三夜就失守，今天回顾，是因为欧洲有意大利及德国的军事威胁，英国自身恐怕难保守护香港的英军不少是印度人，不是好战的民族。
日军登陆香港可能有好几处，从我们的家可以见到的是从鲤鱼门上岸登山，在山腰走好一段路才下山去日军残忍无道，杀人如麻，而我们家中养着的狗动不动就把什么人的手或脚叼回家盟军的飞机偶尔也飞来炸日军其实是帮倒忙有名的是地毯式地炸湾仔一带，杀的尽是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当时给日本仔起的别号是“萝卜头”后者当然需要香港本土的人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凡是协助萝卜头的都被称为汉奸有价格管制，也有粮票，但那所谓黑市不怎么黑排队轮购的现象常见，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我最记得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我前文提及的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家迁出后让一些亲戚住那里有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因为饿得要命，在深夜大家熟睡之际，爬起床来，偷家中的米自己煮饭吃三岁懂得煮饭，比我聪明多了排队轮购的故事，粮票的故事，搞关系的故事，黑市、灰市的故事，当年我天天受教，加上香港战前与战后的租金管制的故事，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那篇题为《价格管制理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会历久传世说到在市场流通的钞票，日军当然强迫香港人用他们发行的“军票”印制军票的成本近于零，如果不强迫他们侵占的地方使用，他们怎会有那么多钱打仗呢？然而，虽然名义上是禁用，但港钞还在市场流通，贬了值当然无可避免。
贬值最厉害的，是五百元面值的钞票，因为找赎困难，市场一般不接受我的母亲就用面额小的，或用日本的军票，去购买这些贬了不少的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大张的，放进一个黑色的小铁箱内，在家旁的园地挖一个洞，把小铁箱埋藏在土下。
二战后，母亲向我解释说，她当时就是不相信日本可以占领整个中国，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再回头治港，他们不会不接受五百元面值的港钞这就是我的母亲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张五常：逃难的热闹与哀伤——《童年的回忆》之四 。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沦陷后不久，要逃难到内地去是普遍的考虑但要逃到哪里，怎样逃，不是容易的选择报章的言论有对有不对，而过了不久友侪间大都懂得怎样判断报道的可靠性例如内地的报章的标题说“我军转移有利阵地”，大家都知道“我军”是在败退。
什么电话、电报都困难，“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当时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传达方式
要逃到内地去当然也是我们的家的立刻考虑但家中的子女与亲戚那么多，加上香港的物业与父亲的生意，要怎样处理，大费思量父亲的生意当然要关门，但存货不能不管，而员工要怎样处理或安置都是问题我记得父母的一项重要考虑，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
逃难因而要分散，不要让所有的家属一起死掉父母跟着决定的安排如下：父亲留在香港；排第七与第十的女儿留在香港陪伴父亲；我的长兄当时已经结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处理需要奔跑的工作向内地逃，父母的约定是兵分两路，其中的一个困难是父母皆认为不要让子女们荒废学业，逃到哪里要有学校收容。
这基本上是一个无从处理的棋局，但后来毕竟是尝试了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年纪最幼的：大我一岁多的五伦、我和小我三岁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这四位跟母亲在内地聚散不常换言之，母亲是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逃难，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动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刚好三年，竟然没有一个死掉，亲友们都说是奇迹。
没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四个姊姊怎样逃我一时知道一时不知道但我们三个跟着母亲的，怎样逃我还记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为日军在内地行踪无定，而亲友可以在哪里帮忙一下，也变化无定我清楚地记得离开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门，跟着是水陆并用地到了广东的惠州。
那是父亲的故乡，他的亲属也是我们的亲属，招待了我们一天跟着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称韶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我们认识的逃难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我清楚地记得曲江，因为我们三个孩子都生了病，住在那里的河西医院。
十多年前我刻意地到曲江一行，问那里的人有没有河西医院这回事他们说有，但早就拆掉再重建，转到另一个地点当年我住过的河西医院在江边，今天的不是跟着是从曲江西走到桂林那应该是一九四二年的九月该年十月十日的国庆我是在那里过的。
不容易见到国庆那么热闹母亲当时在桂林租了一间两层的小房子，国庆那天晚上，我在二楼向下看，街上挤满了人，灯笼无数，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听说不少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过了不久，我的四个姊姊也到桂林跟我们相聚，住在一起。
这时母亲决定做一件怪事你道是什么？她把房子的地面那层做店子，卖豆腐花！好生意，因为顾客大都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这店子的名字是“豆精专家”，请了一位书法家朋友题字，而姊姊们的“香港相”一望而知，所以逃难的顾客多。
问题是逃难客的行踪飘忽似云，不出半年店子就关门了第二、三、四这三个姊姊留在桂林读书，进入了那里的广西桂林医学院战乱如斯，当然不可能读完，只望读得多少就读多少母亲带着我的五姊和我们三个小的转到柳州那是一九四三年，我七岁。
在柳州我们住在沙街有几件我还记得清楚的事不妨说给同学们听听其一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叫琴姨，也逃难到柳州来，在我们沙街的家暂住柳州以盛产木材知名，大树被砍下后，其搬运是浮在江上，下流离我们沙街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江上浮着无数被砍下来的树干。
琴姨穷，天天走到浮在水面的树干上，把开始脱离的树皮一块一块地剥下来，然后扎好，拿给收购树皮的人换一小点钱有好些人跟着琴姨那样在剥树皮，有时我也去帮琴姨多剥一些其二是当时自己的肚子吃不饱，见到邻近有一间刻石章的店子，母亲不管时我去帮该店的穷老板清洁一下地方，换得几角钱。
是从那时起我对石章用的石料有兴趣，四十年后开始动用母亲的基金收藏寿山石约两年前北京的中信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清宫田黄方印录》的书其三是我和哥哥五伦进了柳州中正中学的附小跟着频频跟那些广西仔打架不是我要打，而是我的哥哥沉默寡言，怕事，广西仔老是要欺负他。
我知道母亲最爱伦哥，替他出手当时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广西话的，今天全部忘记了其四是悲剧我的母亲不知道逃难会逃多久，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赚钱，身上带着的钞票不一定可用，而金饰一般不敢示人这样，一切都要尽量节省了。
我当时的感受，是母亲认为她带着的三个孩子不可能都活下来！只选一个活着应该选伦哥我的双脚开始腐烂其过程永远是一样的：先在皮下的肉生出一小白点，过了几天破裂，流出一些液体，跟着是一个约一公分直径的伤口，几个星期后这伤口会愈合，留下一个疤痕。
过不了几天另一个小白点又出现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双脚还满是疤痕这些因为营养不足而出现的皮肉腐烂当时很普遍，而不少人知道，再坏下去是整个人会呈现肿状，肤色会变黄，成了绝症可幸我没有达到黄、肿之境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认识那里的教授Zvi Griliches——此君后来转到哈佛，再后来成为哈佛的经济系主任。
一次跟他聊天，说到在广西逃难时的饥荒日子，我展示自己满是疤痕的两腿给他看他也立刻展示自己的两腿，竟然也满是同样疤痕此君是犹太人，年少时在德军的集中营呆过好些时日可幸他的脑子跟我的一样，没有因为营养不足变得愚蠢了。
我在这里说起这些不好说的往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两点其一是战争只宜于作为富有的人的玩意其二是如果真的要学有所成，金钱不可以没有，但不是那么重要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张五常：桂林大疏散——《童年的回忆》之五 一九四三年进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岁与学历来议定班级，而是哪一级有位就放进哪一级。
没有入学试那回事我和伦哥一起进入该校的小四没有固定的老师，因为大家都在逃难小同学们也一样，只是死去的多我曾经写过一个变得黄、肿的女孩子，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说是她再问她做错了什么事，我无法回答这经历解释了为什么长大后，在回忆中，除了三岁时在香港山头认识的吴惠玲，我数不出儿时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亲把我从柳州送到桂林位于山麓下的真光中学的附小，读小六那时我八岁五姊秀桃、伦哥与妹妹秀芳则留在柳州跟母亲在一起两个原因母亲这样选择其一是我有三个姊姊在广西桂林医学院其二是真光是名校。
应该源自广州，逃难到桂林，二战后转到香港成为那里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学又是哪级有位就进入哪级我依稀记得是小六，那时我八岁寄宿，三位姊姊总有一两位每星期来看我一次食有定时，腿上腐烂的频密度是下降了当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仔对桂林那么有兴趣，频频轰炸。
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们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输送物资真是发神经，他们就是要到处打史书有载的桂林大疏散开始了我那三位在桂林医学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转到贵州的贵阳医学院继续她的学业，二战后成为医生，今天九十八岁，还健在。
其他两位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在桂平见到她们她们比我先离开桂林，别时到真光找我，叫我千万不要乱跑，说不久后有一位我认识的名为“林哥”的会来带我到柳州会母亲呆在真光，同学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终没有出现。
一天我早上起来，整个校园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到校中的厨房容易地找到东西吃，然后步行到不是很远的火车站，碰碰运气沿路一个人也见不到，但到了火车站却见人山人海是最后的一班火车听说是向柳州那方行今天查资料，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班车。
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是难忘的景象我走进人堆，见到一个女人苦苦地哀求一个男人带她走我年小，没有谁注意，就爬上已经坐满了人的火车顶上到柳州用了好几个小时，但只停了一会，下车的只我一个火车继续前行了原来柳州也在摆空城计。
容易地找到位于沙街的家，进门见到母亲，她只是坐着，流下泪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坚强的母亲流泪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伦哥与秀芳妹都在生病，而自己不够钱再走但她又说，屋后的小房子还养着一头猪，大的，不知还有没有人要买猪肉。
我二话不说，从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到屋后把猪宰了前文写过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懂得在深夜偷米煮饭吃杀猪时我八岁又两个多月了母亲和五姊把猪劏开两半，在街上找到一辆木板车，有两个轮子的，连我在内，三个人把猪推到在江边的市场去，希望有顾客。
到处空无一人，江边的市场也如是天气酷热，苍蝇布满猪身，见蝇不见肉坚强的母亲又再流泪了！正彷徨无计，却见江上有近百艘渔艇涌到该市场购买粮食，显然也是为了逃难之需他们见到只有我们一家，只卖猪肉，当然要抢购母亲卖得好价，不到半个小时整头猪卖光了。
母亲果断，跟其中一艘渔艇议价，回家收拾一下，一家五口立刻走母亲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平南母亲要先找的是一位我们孩子要叫“吕舅”的人要到平南，从柳州水路南下，只可以到桂平，那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地方从柳州起步，我们租的小渔艇只走一小程，跟着换可坐数十人的大船，继续水路走。
是在转换大船的过程中，母亲对我说的一些话，后来影响了西方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大船要雇用十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船行，也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他们要用力拉母亲有参与雇用这些苦力的议价船行后，母亲对我说：“阿常，你猜得中吗？那个拿着鞭子的人是那些要被鞭的纤夫联手聘用的！”。
一九六九年，在西雅图，我把这个纤夫与鞭子监管的故事告诉了来自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此君把该例写进一篇文章内，提到例子源于我跟着W. Meckling与M. Jensen发表了一篇大名文章，提到该例，再跟着一位澳洲教授又再提，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标题上。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也是源于这纤夫卸责会受鞭的思维在注脚中他们提到我但究竟那持鞭者是否由纤夫雇用，则有待考证我说过了，母亲是我平生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
这里要说的是她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船到桂平就要转到地上走到了桂平，可喜的是见到第三与第四这两个姊姊第二的去了贵阳，三、四出现，母亲带着五、八、九、十一，子女共七人，全部活着记得在桂平，是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左右，参访一间学校，遇到他们有校庆之会，有表演的。
知道我们来自香港，校长要求我们上台表演一个节目怎么办呢？第三的姊姊想出一个主意：我们不懂得唱，要唱他们听不懂的母亲不唱，不是圣诞，我们六人唱一首英文圣诞歌：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这里执笔回顾，历历若前日事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张五常：那沙是贫穷的桃花源，兼论种植定律——《童年的回忆》之六 从桂平金田镇到平南，今天的地图说相隔三十多公里走陆路，怎样走我不记得了凭记忆写童年的往事，我总要想到一些比较特别或有趣的琐事，然后前、后连接起来。
没有一些琐事就变得一片空白，无从下笔是奇怪的脑子运作，只要有明确的两件琐事，其间的细节会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当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三十多公里要走一整天到了平南，住在一个远亲的家，房子大的，逗留了约一个星期记得这个地方，因为在该房子外的草地上，我被一匹马的后腿踢了一脚，没有受伤，但奇怪马的后腿可以把我踢离地面才掉下来。
当时我们一家要去的目的地是一条名为“那沙”的小村落，今天竟然可在地图找到，离平南二十三公里要走的是荒山野岭的小径，走了十个小时我们三个年幼的要坐在篮子内让人挑着走到了那沙我们住在一间据说曾经是牛房的小屋。
今天回顾应该不是牛房，因为那里有阁楼，而我是睡在阁楼中那沙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十多户人家很穷，听说那里的人整生只可吃三次白米饭：小孩满月、结婚、长辈谢世没有一个识字，但因为有土匪，枪支却是有的据说日本仔也偶尔在邻近出现，我们没有见过，但后来我想，那时日本侵华近尾声，走散了的日军在农村到处劫掠糊口，不奇怪。
那沙的村中人对外间的事知得很少他们没有听过火车、汽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我们抵达之前纸张也没有钞票他们是有的，因为每十五天他们会带农产品到一个集中的市场出售，称趁墟村民之间的交易一般以鸡蛋的只数算价这些贫苦人家的主要粮食，是木薯。
其实是一种树根，有毒的，要泡在小溪中几个星期才可以吃有牛，有家禽，而多种农植井然有序但这些产品他们要拿到市场去风景优美：小溪、山坡、高高低低的田地，活像一幅一幅的图画有黄牛与水牛，家禽不少如果有人偷这些东西，可能是死罪。
从表面看，那沙这条小村落的确像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也奇怪，除了要防土匪，那里的村民对外间一无所知，正如渊明先生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那沙有个村长，也有一些长者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事项离那沙郊区不远处有另一条村，界限分明，其管治与农作跟那沙差不多，但奇怪地，两条村相隔那么近，村民的口音不同姓氏有别，很可能是中国文化故老相传的各有各的“三家村”发展起来的。
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这两条村的存在有很久的历史，可见于二村各有各的口音他们对外间的世事近于一无所知，而如果没有中日之战带来的波动与土匪的增加，他们知得更少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离开，我们在那沙住了约十个月。
这就带到多年后我想到的关于经济学的两个话题其一是我的深交巴泽尔（Yoram Barzel）曾经出版过一本题为《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的书，其中给“国家”的定义与必需的条件——即是要有什么的条件才算是国家，我在自己的《经济解释》的第五卷中，直指其非。
理由是巴兄给国家下的定义，那沙那条小村落全部吻合但那沙怎样也不能称为国家当然，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小岛上自封为国，但有什么意思呢？我因而在《经济解释》中，指出国家之所以为国，要历史书籍说是国家才算第二项经济学者的失误更为严重。
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好友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的那篇大名文章，题为“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解释私人财产为什么会出现。
他引经据典，写得逻辑井然，其大意是说，界定私人财产的交易费用低于这界定带来的经济利益，私人财产会出现当然对，但那只不过是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经济学者老是喜欢自己骗自己，骗了多年，骗过无数次！那沙这条小村落给我对私产出现的启发，是简单清楚而又明确的。
这是：如果土地不是私产或没有某程度的使用权利的界定，种植不可能成事！房子的建造如是，某些家禽的饲养也如是羊群、牛群的饲养，需要广大的草原，在某些情况下用不着清楚的土地权利界定上述的土地界定使用权利的发展，可能始于中国。
这是因为种植这项活动，在中国的历史起码有几千年回顾人类历史，在西方，种植应该比中国迟很多欧洲出现的十字军东征还不到一千年，历史有载劫掠，但没有提到稻谷等种植一般要植着不动，土地不可以没有权利界定的协助侠盗罗宾汉的故事当然是虚构，但完全没有提到种植这回事。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虚构，但提到的良田、美池一定有权利界定那是晋太元（公元376—396年）中我自己不是专家的考查，中国在上古时期的竹简，不少是合约，有涉及土地的租用租地来做什么呢？当然是种植了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种植，土地凡有租约一定有权利界定。
所以我认为在土地种植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是不是中国首先这样处理我不知道结语：凡有种植，必有土地的权利界定这又是一个张氏定律——我称为种植定律——可以验证，因而有解释力与推断功能德姆塞茨提出的关于产权成因的理论，文字写得漂亮，其实是套套逻辑，空空如也。
那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虽然名不虚传，但科斯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是大错，因为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另一方面，科斯提出该定律的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在该文中没有提到奈特！奈特在他一九二四年发表的鸿文中，提出同样的定律，比科斯早上三十六年。
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奈特的大文比他先说同样的话，因为一九三一年他从英国跑到芝加哥大学去，旁听奈特的课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张五常：饥荒的日子——《童年的回忆》之七回头说广西那沙那条小村落，一九四四年十月母亲带着去的六个子女中，比较年长的有我的三姊秀梅、四姊秀兰、五姊秀桃。
年幼的有排行第八当时十岁的五伦、差两个月才到九岁的我与三岁多的秀芳还有五个我们事前不认识的成年男子汉，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比我们稍迟来到那沙这些汉子来时互不认识，显然是独行侠，在那沙他们当然成为朋友离开那沙时，他们各顾各地走。
当年在那沙，我的三个姊姊比较年长，可以处理家务，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为那里的村民修补衣裳，赚取一些鸡蛋等小食三个年幼的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伦哥重要，会让他先吃，而妹妹秀芳和我，母亲在柳州时曾听一位医生朋友说能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于是索性让我背着三岁多的秀芳，在荒野觅食。
秀芳易养，在荒野中我找到些什么可吃的，塞进她的口中她一律吞下去这个当年医生朋友说不容易生存的妹妹，就是这样活下来，活到今天！当时秀芳和我都很瘦，基本上没有多少肉我背着秀芳到处走，轻若无物偷农民种的番薯，行动要快，而我的本领是看着薯苗，可以判断哪一根的土下会有上选的。
某些草蜢可吃，但要生火烤熟了才吃当年我自己想出来的、在山间煨番薯的本领，可能无敌天下神奇的是我发现在溪水中可以用手捉到大虾，近一两一只的那是在浅而清澈的溪中行，细看水下圆滑的约两掌大的石块，有虾在其下会有一小点须或爪露出来。
小心地慢慢拿开石块，虾不动，从虾后捕捉就是我这项发明姊姊们知道了，她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去捉很可惜，过了不久这秘密泄露了，那沙的村民不到几天就把溪中的虾捉个清光长大后我想不通，为什么那沙的人在我之前不知道溪中有虾可捉？。
赤着双脚到处跑，我对中国农民的操作知得多好比种稻谷，从下种到插秧到收成到化为红米或白米的过程，我知道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各类瓜菜的种植，果树的处理，轮植的方法——这些琐事我天天见到替人家放牛换取一小点零食，村民只让我放黄牛。
当时我羡慕能放水牛的其他孩子，因为放水牛可以坐在牛背上二十二年后，在那沙所见的给我一项很大的回报这是在验证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我用着台湾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植数字，不同农作物的，写出同学们今天可以读到的第八章。
一九六七年在洛杉矶加大，老师阿尔钦把该章捧到天上去，而后来科斯读到，直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不能被超越是的，在芝加哥大学，后来作为林毅夫导师的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读到该章后邀请我在该校教了一科农业经济学。
这就带到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在《佃农理论》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国农业运作的密码，是因为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资料数据时，在我的脑海中，年幼时在那沙见到的农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不认同经济学者频频用回归统计来分析数据，因为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有关的行业或市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事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一个行业的真实运作情况，要解释或推断，回归统计这个法门的用场不大我自己的经验是，只有一次，分析石油工业的数据，回归统计给我提供可喜的协助回头说那沙的日子，饥荒归饥荒，染上了疟疾是更大的苦，但奇怪地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那是我到了那沙约五个月后染上的疟疾是一种奇怪的病，每天会准时发冷，颤抖一个多小时，会散去，但过一天会准时再来我的疾发时间是下午四时当时大家都知道，治此疾的唯一药物，是金鸡纳但那沙没有这种药，怎么办呢？母亲想尽办法，其中一法，是她知道金鸡纳是很苦的，就让我天天喝用苦瓜煮出来的水。
当然无效母亲又听人说，如果在发冷颤抖之前，染此疾者能分心去做其他事，错过了颤抖的时间，疟疾会一去不返听来是无稽之谈，但却真的有效染该疾约三个月后，一天我刚好在疾发之前跟一个小孩子打架，此疾竟然一去不返在跟孩子打架之前的两个月，母亲每天在下午四时之前叫我离家，在荒野到处跑，希望可以让颤抖忘记再来。
不灵光，而每天在下午四时颤抖后，还没有到回家的时刻，我独自呆坐于荒野，或山间，或溪旁，到夕阳西下才回家在这些无所事事的夕阳黄昏，我细看阳光在溪水与各种树叶、草叶上的变化后来一九六四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大，因为苦闷于选择论文的题材，每天下午拿着照相机静坐于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那沙见到的光再在脑子中浮现，拍摄出来的那组作品，在加大与长滩艺术博物馆展出，获得大反响——某报的艺术版的头条只用一个“光”字！。
写过的，这里再说，是因为我正在整理一本题为《光影话当年》的摄影集，放进去的作品多达三百七十帧，打算在中信出版有机会同学们要找这本厚厚的书看看，体会一下以光作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回头说我在前文提到那五位汉子，也逃难到那沙村去的，其中一位是中学的的国文老师。
他带着几本古文与诗词的书这位国文老师喜欢叫我替他在白天拾取树枝，晚上烧火，让他在火光中读中国的诗、词与古文不是朗诵，但悠然自得地读出声来我在旁听着，因为承受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因而可以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无数。
但我只是懂得背，不懂得认字或写很多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后，香港新华社的一位曾经是我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要求我多写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我初试下笔时的错字太多，聘请了年幼时在香港认识的诗文名家舒巷城替我修改，一时间香港的好事之徒哗然。
严格来说，我在学校学得的中文是小学生水平，但因为母亲的遗传，在那沙时过耳不忘，记得多，什么平仄音韵，四六文体，长短句法——这些方面今天的中文老师不容易比得过我此乃那沙拾取树枝的回报了舒巷城几番说，套用古人的词或句，没有谁可以套得比我更自然！。
到了那沙约八个月后，一天深夜，大家熟睡之际，有几个贼子到我们看似牛房的小房子打劫，抢去的多是衣物，不严重那沙的村长被惊动了，拿着长枪在我家门前向天鸣放这件事之后，母亲收到的消息是盗贼还要再来光顾，而另一项传闻是日军快要败走。
迹象明显：前文提到的逃难到那沙的五名汉子，开始有两三位离开为恐盗贼再光临，母亲设法派人到平南县求救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母亲叫我的四姊秀兰去平南的县政府求救今天还健在的四姊也真的了不起因为战乱而荒废了求学四年，她后来还可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
秀兰姊当时约十八岁母亲选她去是因为这位姊姊曾经在香港的一间英语名校的初中毕了业，遇到西方人士她可应对一下她找到平南县的县长，告以实情，该县长立刻派两个持着枪的人到那沙护卫我们离开到了平南县，我们听到美国在日本某岛放下了原子弹，日本迅速地投降了。
我今天的估计，回到平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后记：那沙的日子，对我日后生活的取向与学问的进取有深远的影响好比长大后我喜欢田园与果树在美国工作时，我曾经拥有小农场、果园、牧场、林地，甚至养过蚝与鳟鱼平生对衣着不讲究，没有用过一纸名片，但居住的房子要大，因为奇怪地，大的空间让我在学术的推理思考时来得奔放，想象力彷佛是增加了的。
那可能又是那沙的旷野给我的影响了我平生做任何事项，不管是成是败，不见到效果我不容易放手好比一篇学术文章，决定要写而又开了头，是好是坏没有写完我不会罢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今天我想，这很可能是在那沙那段日子，在饥荒中我就是爱见到农作物的收获。
满地绿成一片的农田，被果实坠得弯了下来的树枝，水稻熟时的一串一串稻穗，不管是谁种的，永远给我有难以形容的喜悦不久前我的儿子在美国购买了房子他有两个小女儿，我几番要求儿子要在房子的前后小园地多植果树，因为在感受上，孩子在小时多见树上结果，长大后的工作意向会偏于见到效果才罢休。
那沙的童年日子，也可能解释了我退休后研习书法，挥毫下笔，为什么最爱写辛稼轩的《西江月》其词如下：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张五常：战乱后的安排——《童年的回忆》之八 一九四四年十月母亲带着六个子女从平南县走进那沙村，十个月后也带着六个子女从那沙回到平南进去时我是坐在篮子中让人挑着走，离开时我是自己步行的。
在那沙我天天赤着脚在田野中流浪，离开时我是穿上皮鞋了那是唯一的一对皮鞋经过了十个月，我的双足当然是长大了一点皮鞋不再合穿，但没有选择，害得今天我双足的第二趾变作一半盖在大拇趾上从早到晚走了八个小时，抵达平南，当然累，睡了，但今天清楚地记得，母亲把我弄醒，把一口饭塞进我的嘴里。
那是十个月来我有机会吃的第一口饭平南县的县长名欧阳拔英，母亲嘱我们称他为欧阳先生我们一家欠着这个人，而我欠他特别多这系列文章，写到近尾之际，我会以一整篇写他和我的关系，感谢他给我的教诲与帮忙然而，当年在平南，我年岁太小，没有机会跟他说过一句话。
离开平南回香港去，是坐船沿江行的记得抵梧州时，我们上岸吃过一顿饭因为这小点回忆，十多年前我和太太也刻意地到梧州走了一趟从平南到香港，我记不起走过陆路，而今天看地图，才知道从平南上船，先行浔江，转西江，顺流而下，可以到香港。
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年逃难到广西的朋友，皆先走陆路，先北上到曲江然后西去桂林用人力，当年在江中逆流而上是太困难了自一九四二年八月离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逃难逃了整整三年二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依照父亲的回忆，他的老字号、位于永乐街二十号的文来行，还在，但没有钱，也有多个子女需要进学校，怎么办呢？父亲说，他去信给美国的电镀原料供应商，问他们可否先提供货品，卖得出才付钱。
父亲也说明，香港满目疮痍，不一定卖得出去可幸美国那方立刻同意，而且说明卖不出去不用付钱就这样，文来行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了起步逃难时母亲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跑，回归时带着六个回港，秀英姊留在贵阳读医，全部活着。
问题是怎样安排孩子读书都是读书的年岁，怎样处理呢？二姊秀英当然留在贵阳读医，毕业后跟一位在桂林认识的也是读医的结了婚三姊秀梅进入了广州的岭南，后在那里毕业四姊秀兰继续在香港完成她的中学课程，考进了香港大学读医。
第八的五伦留在香港，先读湾仔书院然后转到香港位于九龙的拔萃男校其他几个，或先或后都跑到位于佛山文昌沙的华英中学与附小去选择佛山华英（解放后不久改名一中）有几个原因其一是父亲当时在广州有文来行的分店，购买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房子，地面为店，二、三楼住宿，几个孩子周末从佛山到该店住宿，聚会一下是方便的。
其二是华英的声誉很不俗其三在那里寄宿的学费相宜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在佛山华英读了三年，绝对是灾难进去时还有三个月我才十岁，该进哪一级呢？我的姊姊秀桃自己进了华英，带我去申请，他们问我要进哪一级，我说不知道。
他们再问我以前读过最高的是哪一级，我说小六问我岁数，我说不到十岁，他们把我放进小六我可能是华英历史上唯一的从小六升初一而又再降到小六的学生在二〇〇五年我发表的《求学奇遇记》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回忆：可能是广西那沙培养出来的个性。
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还是每试必败，记过频频，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坐下来，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远过所有我认识的人。
”上面提到的吕老师，全名我记不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报章写自己的回忆，我几次提到这个人，说明是姓吕的后来有一位读者来信，说他知道这位吕老师，提供关于吕老师的细节绝对是但该读者又说吕老师在早两年谢世了，是在汕头谢世的。
说到拜师求学，没有谁比我有更好的际遇。如果算进年长后学经济，得到多位顶级大师的指导，我的运程绝对是不见古人，而今天看是不容易有来者了。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举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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