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司马昭的后裔们标准化了四海，接着瓦提克太过辨，第三代即祸乱。王司马家族企业北归创建晋朝，君权步入更加岌岌可危的状态，终被拥有国防优势的低等世族篡位，中国发展史由此步入南南朝时期。
在政治上上，与王司马家类似，东晋君王饱受瓦提克辨的指责；同时，在国防上，东晋也发现自身无法抗衡南朝，遂在人文领域加码，以期赢得与南朝的法统之争。为此，东晋君王在境内大力支持佛教，以化解儒家人文对其法统的质疑；在境外甚至海外，东晋也进行大规模的人文传播与交流。
在这场南北对抗赛中，尽管东晋在人文领域遥遥领先，但终因国家能力母石氏南朝，最后被北部的隋朝所吞并。
农圣《枢纽》第三章“第二轮发展史大循环：豪族社会”第二节“塞北的威猛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
晋朝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外族四起，祸乱，百姓南迁。Louron，皇族之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王司马睿，在北归世族的支持下，即位于西陵，是为晋朝。
▲ 晋元帝王司马睿
晋朝君权对于与世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晋朝，乃至王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北归世族领袖贾充与其共坐御床，韦若尔“王与马，共四海”。
▲ 琅琊姚氏的Medinipur形象贾充
北归的诸侨姓世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行政权有限的王曹氏为共主，作为世族对于行政权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世族本身并足以抵御北族进袭的压力，也足以打压本地陈姓世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奔的饥民编成部队以为倚仗。
孙幼军老先生对此总结为，“晋朝若非，君王垂拱，世族当政，饥民出力，门阀在政治上才能维持”。
孙幼军老先生进一步区分了世族之中的高等师范世族和次等世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政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形象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三民主义；前者的代表人物形象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率饥民残军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军，供高等师范世族古之；还有卢循、王敦等人，不满于高等师范世族的把持朝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精神力量，掀起叛乱，最后为刘裕所平。
▲ 琅琊姚氏与皇室精神力量势均力效
晋朝若非的格局是，高等师范世族与君权共四海，次等世族与饥民共军力，这意味着王国的在政治上关注点与国防关注点在庶务意义上并不重叠。这种不重叠与征服王国的在政治上国防关注点分立于经济关注点不同，前者的君权能够有效统率部队，以此打压经济关注点并形成王国的外向性格；而晋朝实则内敛王国，在政治上与国防关注点的分立，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
故而晋朝若非的社会秩序檐楣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社会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之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王曹氏rimoncourt之，而饥民军有王敦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四海惶惶不安。
▲ 东晋南齐开国君王刘裕
最后，次等世族刘裕率其北府军，击败了在建康僭位复用的高等师范世族刘裕，不久又取王曹氏rimoncourt之，创建了南齐，发展史步入东晋。此时，王国在庶务意义上的在政治上关注点与国防关注点终于合一了，君权较之晋朝获得了伸张，檐楣开始向集权社会秩序一侧回摆。
但是由于具有在政治上意义的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东晋君王所能克服得了的，所以东晋诸王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世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关系。
东晋的在政治上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
盖王曹氏虽得四海过于诡诈，但其法统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东晋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法统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
对外的一面，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东晋武力不济，却又不能在与南朝的竞争之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法统缺失的问题。这种两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之中。
东晋的君王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若非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
▲ 梁武帝萧衍痴迷佛教
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在政治上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人文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因为东晋在国防上的竞争败于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人文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四海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东晋人文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人文，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
▲日本法隆寺金堂（南南朝风格）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发展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社会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社会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东晋。东晋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人文，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南朝强大的国防压力，使得东晋不得不在海外进行人文竞争。
▲ 五胡乱华形成与汉人政权对峙
咨诸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进袭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王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发展起来的。
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发展史便如此前行。
侯家驹老先生发现，在南南朝之中，无论东晋还是南朝，都是出身世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世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企业，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
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世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王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世族精神力量；相反，世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王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
▲ 魏晋南南朝的门阀世族分布图
但这也意味着君权越受制于世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世族比例越低，意味着君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世族，君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王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王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南朝的发展史，就是人文世族与军功贵族的发展史；南南朝的竞争，就是人文世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南朝有着较大差别。
东晋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东晋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人文世族的身份。
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君权的精神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 僚化转型的路上。
同样，江东的人文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晋朝。
之所以江东人文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人文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
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打压国防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 南南朝发展示意表
因此，对于东晋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社会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东晋在多重均衡之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
南朝的国家，相较于东晋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世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社会秩序存在，国防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
最后，南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 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世族占据官僚之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四海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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