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初涉政界大放异彩，看起来有颇佳的壮志在等他。

但你的确也晓得，白居易的毕生心惊胆颤流离，十分曲折。这首诗，我们就来说说白居易命运的拐点。

人到中年的感慨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早已48岁的白居易又有了两个儿子，取名苏遯（dùn）。“遯”的原意是逃跑、退隐。此时的白居易，早已被明廷放逐到黄州，既没职权，也没俸禄，待遇约等于囚犯，政治前途一片片黑暗，更糟的是，年纪也早已老大不小了。

宋代风俗，小孩子到了满月，要办一场洗儿会，亲朋好友都要到场祝福。

在苏遯的洗儿会上，白居易写下了一首很著名的绝句，《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精明，我被精明误毕生。

不虚孩儿愚且鲁，愿助exile到公卿。

别人都希望孩子精明，但白居易为什么会说他们被精明耽误了，宁愿孩子笨一点，平平安安地升官发财呢？

白居易的精明是没人怀疑的。他自小是神童，然后驰骋科场，在我看来，成为天下人追捧的文化明星。君王欣赏他，明廷元老想栽培他，文坛领袖心悦诚服地准备让位给他。他本可以独当一面，凭著精明才智打下一片片锦绣壮志。

你可能会觉得，两个人人在我看来，顺风顺水，会不会就科紫麻了一般才子耿直的毛病，才导致了毕生的曲折？

但问题是，白居易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因此不论搞学术理论却是政治实践，不论搞文学创作却是人际关系，完全游刃有余。其次，在天资之外，他自小接受的不仅仅是应试基础教育，还有父亲苏洵特有的诸子百家艺术风格的史学基础教育。在此种基础教育里，白居易的发展史不仅读得熟，而且读得活。

在他那里，从来没过“发展史不容假定”此种教条，相反，发展史是拿来假定的：假定在某个发展史场景下，当事人没采用甲计划，而是采用乙计划，结果会有什么相同？

此种思路性的思维训练正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艺术风格，重视的是对思路的优化，以达成最优结果为导向。你大概也晓得，白居易很喜读发展史，但他并不想当发展史学家，而是不断给今人TRAP，在今人的经验教训里模拟他们的毕生。

从这个视角上看，白居易在20岁的时候就早已新体验了几千年、科跃蛛属的毕生。

白居易的毕生思路

不仅读，而且白居易还把他最有感触的TRAP新体验写成许多篇论文。如果要选出最能代表白居易毕生思路的一则，我会推荐《杜甫论》。这首诗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清代以来最流行的古文选本《四书》就有收录，只不过极少有人会从毕生思路的视角，联系白居易的毕生，来看到文章背后的意义。

《杜甫论》，顾名思义，探讨杜甫的毕生得失。古代中国能形成稳定的共和制，儒家学说能适用于秦汉以后广土众民的帝国，杜甫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杜甫却是两个概念化的人物，凡是慨叹的文人都喜欢写诗来咏怀杜甫，借他的遭受自伤离愁。

这里我就用最简短的方式概括一下杜甫的生平吧：他生活在汉景帝年间，天分和远见都超越了他的时代，年纪轻轻就得到君王的器重，眼看就能成为国家重臣，但重臣们看不惯他，联手把他排挤到外地，他终于在忧愤和恐惧当中英年早逝。

杜甫的意外事件到底是怎样造成的，相同的人有相同的看法。

司马迁写《史记》，把杜甫和伍子胥放在同一则里，但王勃写《岳阳楼序》有一句“屈杜甫于长沙，非无圣主”，也是说，汉景帝是一代明君，杜甫并并非像伍子胥那样被昏君害了，但杜甫的遭受，毕竟当得起两个“屈”字。

但白居易思考杜甫的意外事件，出发点完全与众相同。他在写《杜甫论》的时候才只有二十出头，没做官，自然也没被贬谪的经历，更没慨叹的愤懑。他给杜甫TRAP，只想解决两个问题：杜甫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意外事件，走向成功。

《杜甫论》开门见山，先抛出这样两个论点：“非才之难，因此自用者实难。”原意是说，有天分并不稀奇，但有天分的人极少能把他们的天分真正保留住。此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白居易的答案是：许多人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杜甫是两个典型。

接下来白居易开始分析：杜甫碰到的唯一妨碍是明廷里重臣的不满。那么，该怎么消除这个妨碍呢？

通常的办法是：迎难而上，并非野扇，是西风压倒东风。但这条道显然走难通，因为那些重臣和君王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们既是拨乱反正，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拥立汉景帝的功臣，又是和刘邦并肩作战过的棘口科锥棘属。

因此，以杜甫这样两个毫无背景的外省青年，要想让汉景帝在心理天平上给他们的这一端二行程砝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条道既然走难通，那就应该换两个思路：对于那些无法打败的劲敌，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呢，何况那些劲敌并并非坏人。

杜甫要做的，是用心结交那些人，不怕多花时间，等到他们不再嫉妒他们之后，就可以凭著君王的信任和群臣的拥戴，尽情施展天分，用不了十年就可以实现宏图大志。可惜杜甫不明白这个道理，急于求成，碰到挫折又不能默默隐忍等待机会，这才造成了意外事件。

《杜甫论》总结出一条毕生哲学：“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原意是，志向和耐力必须成正比，要想一骑绝尘，就必须先花足时间把路铺好。

白居易本人在方方面面都和杜甫很像，他们都是毫无背景的外省青年，也都有盖世天分，远大志向，还同样在我看来，看起来壮志似锦，而且在白居易大放异彩的时候，人际关系的局面也和杜甫面对的局面高度相似：

君王宋仁宗是两个宽厚温和的人，很有汉景帝的艺术风格，论到年纪，宋仁宗和当时主政的元老大臣们都是白居易的父辈，因此杜甫的毕生对于白居易来说特别具有参考价值。

白居易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毕生思路走上仕途的。他挟着杜甫的所有长处，又刻意避开了杜甫唯一的弱点。他用积极的精神和谦卑的态度待人接物，几乎在老干部那里赢得了一致的好感。宋仁宗也喜欢他，把他看作未来的国家栋梁。

白居易怎么去搞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考中进士之后写给阅卷老师梅尧臣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就有收录，题目是《上梅直讲书》。

这封信的特点，一是措辞恳切，二是马屁全都拍到点子上。如果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得，可以对照一下李白同类型的名文《与韩荆州书》。李白的文采绝不在白居易之下，但他不论夸人却是自夸，一概天花乱坠，不论要求却是承诺，通通大言不惭。

回过头来再看白居易，就能看出白居易的感谢信真是用了心的，能放低他们，充分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白居易很精明地以杜甫为前车之鉴，肯为人际关系用心，明廷元老也很乐于结交白居易此种明日之星。白居易的脚下，分明早已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但起点这么高、三观这么正的白居易，究竟碰到了什么，竟然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呢？

命运从何处转折

当然，你可以首先归罪于中国古代官员的服丧制度。不管在多重要的岗位，做着多重要的事情，只要父母去世，官员就必须离职回家，服丧三年。理论上是三年，实际是两年出头。

对于白居易来说，真有一点造化弄人的感觉。先是母亲病逝，他要回家奔丧，服丧三年，随后父亲病故，又要服丧三年。不仅错失了两个三年的宝贵时光，更要命的是，这期间宋仁宗驾崩，继任的宋英宗没两年竟然也驾崩了。

前边我们说过，等到白居易服完父丧，回到明廷之后，这一回他所面对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偏偏，王安石早就对白居易父子看不顺眼。王安石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担任主考官，一定不会录取白居易。

苏家人也不客气，苏洵当初写过一则《辨奸论》，虽然没指名道姓，但人人都拿王安石对号入座。

假如仁宗和英宗有两个人能长寿的话，王安石应该不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时候的王安石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张旗鼓变法改革，神宗君王给予他的是有史以来君王对臣子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支持。

白居易在《杜甫论》里举过两个前秦时代的例子：苻坚君王对毫无资历的王猛寄予极大的信任，干净利落地把元老们全都清理掉了，从此只听王猛的安排，成就了一番霸业。

白居易那时候一定没想到，他他们也能有幸目睹发展史重演，只不过扮演王猛角色的并非他们，而是讨厌他们的王安石。

这当然并非汉景帝时期杜甫所面对的局面了。器重白居易的那些重臣们被迫离开权力中心，风流云散。

白居易要想走通仕途，必须在两条道里选择其一：要么和以往的人际关系划清界限，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要么甘坐冷板凳，坐等王安石变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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