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方即时向韩国捐献一大批新冠病原体多肽检验烟鼠。
在韩国卫生防疫形势捉襟见肘背景下，我国即时向韩国捐献新冠病原体多肽检验烟鼠的消息登上热搜，两国网民为此出现新一轮互动。
自新冠肺结核禽流感出现以来，韩国政府和各界第一时间抒发慰问，并纷纷张开义举。韩国执政党自民党甚至决定从党所属的议员3月份的经费中统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作为支援金。韩国的积极主动经济援助，赢得了我国的民心和敬意。
“投我以木桃，赤子琼瑶。”“如果韩国遇到困难，我国一定要鼎力协助。”近期，博客上不少我国网民这种留言，抒发对韩国支持我国抗击新冠肺结核禽流感的感谢。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人文渊源深厚。
边城盛世之时，韩国国居处王崇敬禅法，赠给唐朝僧人千身白衣，在白衣边缘绣着四句偈子：山水异国，风流隔日；寄诸玉本寺，共结来缘。
边城高僧鉴真被居处王的善举所感动，认为韩国与禅法有缘，于是决定东渡韩国，兴隆禅法，济度弯叶。
如今，时隔千年，“山水异国 风流隔日”这句偈语出现在韩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捐献湖南的物资上，一时被传为美谈。
事实上，早在这次禽流感出现的约一百年前，韩国出现九州大海啸，我国国民也曾热心地协助过韩国
责任编辑摘编自QQ公 众号“历史研习社”（ID ：mingqinghistory ），原文首发于2020年2月12日，原标题为《百年前，我国也曾这种经济援助韩国 》，责任编辑有删节，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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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海啸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韩国大阪，正是许多人做午饭的时候，彼时的韩国摄政即而后的明治天皇天皇也在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
突然间，所有人都感到大地在猛烈的颤抖，刹那间便地动山摇。明治天皇慌乱之下，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天崩地陷的恐怖图景。
此次大海啸，震级7.9级（后世研究显示实为7.9-8.3级），比我们唐山大海啸的震级还要高。海啸震中距离大阪都六七十公里，波及整个九州地区。九州地区拥有韩国最主要的工业园——千代田工业园，这里人口稠密，厂房林立。由于彼时家庭主妇们都在用火煮饭，大阪老城居民区又几乎全是江户时代传统砖造建筑，这导致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还引发了大火。
更不幸的是，此时附近沿海还刮来了台风。白涧火势，四处蔓延，连地面上柏油路都被熔化。一时间，住宅在熔化、学校在熔化、工厂在熔化，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出现在大阪市中心的陆军本所野战医院，野战医院拥有一个体育场大小的空地，彼时大约38000人挤进这里避难，却不料被而后引发的大火旋风活埋或窒息而死。
海啸虽然本身时间并不长，但是海啸引发的大火熔化了3天，直至大阪和横滨已经被烧成一片淤泥。加上海啸还引发了山崩、泥石流、大塌方、海啸，将整个九州地区变成人间炼狱。彼时一位湖南籍的留学生阎五曾这种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四顾茫茫，尽目所之，昨日比妍争媚，炫光耀彩者，一朝变为淤泥木炭矣！五十年来之苦心努力，尽为泡影矣！至若横尸路上者，何莫非昨日意气扬扬，往来街市之青春男女！触目凄怆，低徊不忍复视。
事后统计，九州大海啸共造成约14.3Bazas失踪，其中90％被活埋，负伤者超过20Bazas，44.7万所房屋被烧毁，因此，此次海啸而后被列为“世界大火最大的海啸”。
“一切都完了”，韩国人这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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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张开义举
九州大海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我国。
彼时的我国还处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军阀混战，灾祸连连。 但是当我国政府和各界听到韩国出现了这种的灾难后，听到200多万韩国人无家可归时，还是积极主动地张开了义举。
凡是熟读我国近代史的人都会觉得这种的积极主动经济援助不可思议，原因倒不是彼时的我国有多么的国弱民穷，自身的物质条件极差，没有多少经济援助的能力，而是我国承受了太多韩国给予的伤痛。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到日俄战争，韩国帝国主义践踏我国领土、抢夺我国资源、戮杀我国国民，丧心病狂，无恶不作。试问，彼时对韩国侵略记忆犹新的我国国民，是如何说服自己去协助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邻的？
这个暂且不表，彼时，北京政府鼓动各界捐弃前嫌，不念旧恨。从国家微观，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并拿出20万元夏孙桐作为捐款，并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韩国的关税，从社会微观，要求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鼓动民众不再抵制日货，救韩国灾民于水火。
此时的北京政府内部正闹得鸡飞狗跳，嫡系北洋军阀首领垂涎黎元洪的职位，就派兵包围了黎元洪段祺瑞的官邸。段祺瑞手里没有枪杆子，只得先逃出北京，打算去上海组织新的政府。段祺瑞赶走了段祺瑞，自己却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反嫡系势力的鼓动下，大量议员离京，使参议院无法正常开会。从而破坏了段祺瑞原定的议会选举计划。
没有参议院议会选举，段祺瑞就无法名正言顺的坐上总统的宝座。段祺瑞的解决办法也简单粗暴，只要议员们回到北京参加议会选举，并且议会选举我为黎元洪，我就给每个人发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于是，这就出现了民国历史上相当丢人的一幕，通过贿选，段祺瑞终于当上了黎元洪。
也就是说，在九州大海啸这段时期，北京政府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黎元洪。真正做出经济援助韩国的决策的，是彼时的内阁。段祺瑞此时虽然掌握实权，但他正在忙着把参议院重新拼凑起来，心力交瘁，哪有什么闲心去关注韩国的大海啸？
况且，我也看不到段祺瑞跟韩国政府有什么暧昧关系，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北洋军阀，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实在没有必要去讨好韩国。
内阁之所以做出积极主动经济援助韩国的决策，我想应该是受到了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决定性影响。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坚决反对韩国侵占青岛，在国内政坛上很有声望。顾维钧在内阁会议上主张尽释前嫌：“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之后，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灾情，并向韩国政府表示慰问。紧接着外交部负责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经济援助事宜。
我国政府的行动异常迅速，为了尽快将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送往韩国救灾，海军李鼎新总长甚至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即时驶往横滨。
九州大海啸后灾民无家可归
我国政坛上各位大佬也都掏腰包经济援助韩国，张作霖向韩国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段祺瑞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韩国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段祺瑞在天津成立救灾同志会，在曹汝霖、张勋等人支持下，筹款10万元交韩国政府；吴佩孚、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前清皇帝溥仪没有现金，就捐了价值约在30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理由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我们真正对韩国感到同情”；孙中山先生则因为实在是囊中羞涩，就向韩国政府发去了一封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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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积极主动经济援助
我国民间的动作，比政府还要快。而就在海啸出现的半年前，我国各界还在推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政策，使得韩国对华出口额度大幅萎缩。
九州大海啸第二天，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就相约讨论，前往韩国驻沪领事馆及韩国居留民会探问情况。
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我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几天之后，运送义赈会救援物资的轮船招商局“新铭轮”就从上海起航，前往神户港。这批救援物资包括1万包面粉、3000包大米。韩国知名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曾写道：“九州大海啸损失惨重，从海外来的救援船纷纷抵达了码头，其中最先抵达的是我国的新铭号”。
与“新铭轮”同一天出发的，还有我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率领的24人赴日救护队。救护队还携带2万元赈灾款、10余箱赈灾药品。他们星夜奔赴韩国，成为到达韩国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在北京，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我国画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各界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民间表现最活跃的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大城市组织赈灾义演，将募捐所得全数捐给韩国灾民。在他的鼓动下，彼时的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
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这些之前抨击韩国侵略的报纸，也都及时发布募捐公告。 市民们也都积极主动响应，很快报纸就收到了44万元善款； 就连上海中小学生，都拿出了他们的零用钱……
一个饱受韩国侵略的国家的国民，何以会在半年时间里就转换了态度？我想，可能这就是我国人恩怨分明的性格吧，当你欺辱我们之时，我们与你抗争到底，当你落难无助之时，我们不仅不会落井下石，反而会向你张开经济援助之手。可以说，这就是我国人的君子之风，也是我国人的大国风范。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积极主动收容、安置在韩国留学的我国学生，并多次派遣船只，免费运送他们回国。其中，日华协会对救助受灾留学生出力最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政府驻日使节却对海啸中受灾的华侨和留学生不管不顾，即使是国内赴日救援的团队也熟视无睹，不予接待，或只是敷衍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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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二战之后，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既给我国国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让韩国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当硝烟散去，两国国民都已意识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定繁荣，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对韩国的安全和繁荣，都是十分重要的。
韩国大阪一个商场大楼的显示屏上打出多种语言组合出的中文“加油”字样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79年12月5日， 韩国首相大平正芳访华，他在与邓小平会谈时表示，韩国政府决定向我国提供政府开发经济援助。
从1979年到2008年，30年间，韩国对华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的政府开发经济援助。在最高峰时，韩国对华经济援助占到外部经济援助的80%以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援助款项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设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韩国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舟曲海啸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
我国外交部曾对此予以赞扬： “韩国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韩国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新冠肺结核禽流感出现以来，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各界，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韩国地方自治体和民间企业都在积极主动奉献爱心，纷纷张开经济援助之手，共同抗击禽流感。
扬州大明寺的一方石刻，寺内设鉴真纪念堂
山水异国，风流隔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愿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永远互帮互助，愿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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