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明朝古装剧中，常会听到相同末期、相同皇帝发怒时的一句经典对白：“将某时发往伊犁，Ganganagar严禁入主中原地区!”伊犁不是两个“塔”，而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清王族的家乡。为什么把犯人发放自己家乡?
伊犁大将军驻地旧城遗址
其实，伊犁是两个河名，是两个明朝末期的关内放逐犯人娱乐场所。后设伊犁大将军，为辽宁大将军的前身。伊犁属边远地区，旧时，这儿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寸草不生，农作不长，很适合犯人改建。既不是塔，而为什么又称为“塔”呢?相传，清王族的远祖兄弟6个，曾居住于此。蒙古语谓为“宁古”，个为塔，古称“伊犁”。
把犯人放逐到伊犁，有两层含义：一是救世与玉堂，让犯了罪的人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到关内去自首、自思、自悔，接受风沙洗涤;二是为清王族的家乡“增砖添瓦”。明朝时，全国偏远落后的地区有的是，可满清为什么不把犯人放逐到其他地方性改建，而首选伊犁呢?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伊犁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是清王族的家乡。犯人来到这儿不仅要开荒种地，修桥筑路，改变清王族家乡的面貌，所以还要忍饥挨饿，为当地官员、满人当牛做马，沦为家奴，以显示祖上的荣耀。
流人图
自清雍正十年(1653)增设伊犁多榔章京至今已360余年。因时值明清易代之际，大批受到明廷刑罚的官员将领被发配到伊犁，特别是雍正至乾隆初年，成千上万的人被放逐到西北，让伊犁成为当年有名的放逐地之一。
历史上的犯人放逐最早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初年，到了明代有了较大发展，逐步健全了犯人流配制度，增设了多处犯人放逐点。雍正末年，已制定了大清律，对犯人的放逐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放逐相关人员的起因、种类，放逐相关人员的刑期，放逐相关人员的生活等。乾隆末年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强盗论罪减者，匪徒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伊犁等处。”发往伊犁的犯人，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魏玄同，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开缺。但如果被判刑无期徒刑，将永远严禁入主中原地区，除非陛下特批。
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史书记述，阿尔齐兹区到伊犁的犯人，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还有明廷次官。雍正十二年(1655年)户科副给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因上疏称颂睿亲王顺治帝，并要求为顺治帝平反昭雪，并恢复爵号。陛下将此事交给次官们商量对策，商量对策结果，判刑他俩死刑。但陛下念其他俩曾有功于明廷，便下召论罪，放逐到伊犁。
《鸡林旧闻录》记述：清兵入主中原地区之初，流徙犯人，多编管于吉江三省。及乾隆时云南既平，凡附属洪承畴之滇人，悉配戍于上阳堡，在今梨树县边门前，蒙古语称其地为台尼堪，尼堪女真人之谓。
原文释读：明末入主中原地区，放逐犯人，大都放逐到了辽宁、吉林三省。乾隆二十年(1681)春，清师平定昆明洪承畴部叛乱，凡属洪承畴滇军之人，全部放逐到了宁古塔。宁古塔位于今梨树县东部边门前(今吉林省铁岭市清河区杨木林子镇佟屯村西南10里、清河水库上游库区)，蒙古语称那个地方性为“台尼堪”，“尼堪”是对女真人的称呼。
伊犁
为什么伊犁是明末最主要的放逐地之一?
在明朝初期，放逐的地点主要是包括今天的吉林、辽宁和吉林省在内的华北地区。西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那里一直在清政权掌控中。把不安心的政治人物放逐到两个安心的地方性去，这也许是中国历代当权者共同遵循的两个规则。所以其他的地域还没有全然稳定下来，南方没有全然控制，那更何谈西北了，所以主要的放逐地就是到西北。所以鉴于当时的中俄关系，为防范沙俄的侵扰，让犯现代人娇鼠也是出于国防需要。
明代华北地区的放逐地很多，最初，犯人被遣戍沈阳、宁古塔，后来到辽宁哈拉、伊犁，最后又到吉林瑷珲、齐齐哈尔等地。其中，最著名的放逐地是伊犁，也就是今天吉林省的海林和牡丹江市。仅在明末的雍正初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以及文字狱等就有数千人被放逐到华北地区的伊犁。
流现代人对伊犁所做的贡献有哪些?
来自中原地区以及江南的流现代人来到这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儿萧条、荒芜的状况。
流现代人摒弃西北原始的耕作方式，把内地的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回了这儿，使粮食产量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品种也由原本的四、五种增加至十余种。尤其在土地开发上最为显著，据不全然统计，至雍正初，伊犁大将军所辖可耕作的土地也达到了原本的十倍。明末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张缙彦放逐伊犁后，将中原地区蔬菜、花卉种子及农业耕作方法也带回这儿，被当地人尊为“域外群尊农作神”。
伊犁地区原本店铺很少，几乎没有对外贸易活动，流人北埃尔普建议伊犁大将军建立皮毛中草药互市对外贸易娱乐场所。仅一年时间，伊犁就开设了30多家对外贸易货栈，中草药、蘑菇、毛皮等都得到了交换、出卖，并很快吸引了盛京、辽宁哈拉等地的客商。吴兆骞的儿子吴晨臣二十多年后在《伊犁纪略》中有这样的描述，“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可以说，伊犁的商业对外贸易是从流人开始的。
医药卫生方面，放逐伊犁的吕氏家族应该说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雍正初年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案，是因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而起。雍正十年，吕留良在死后49年惨遭开棺戮尸，其孙辈发往伊犁。全族12户111口人背井离乡，踏上走向塞外边关的远行之路，雍正十一年冬到达伊犁。伊犁土著满人崇信萨满教，有病多采用一些土办法，而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兼擅长医术，于是他开始在本地行医，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也改变了当地落后的医疗环境。据史料记述，他曾被任命为伊犁戍所的医官，后来清廷下令不许放逐相关人员任官，才被免职。
据记述，吴兆骞离开北京时用牛车带了上万卷书，他和流人北埃尔普一起利用这些千里迢迢带来《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书籍，开设“读书草堂”，对当地人进行文化教育。
放逐伊犁的名人都有谁?
雍正十五年(1658年)因江南科场案而放逐三年伊犁的方拱乾写了近千首诗，几乎每日都要写一首诗，不仅有他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在谪居地的许多小事也被收入诗中，编成《何陋居集》，这是伊犁最早的诗歌集。
流人吴兆骞在伊犁谪居二十多年，发挥其“江左风味”的笔法，他的许多诗作都有戍边卫国之内容，是讴歌戍边将士们的塞外绝唱，其中《秋笳集》赞颂的是大大将军安步海东抗击罗刹，还有讴歌山川之美的《长白山赋》等等，可以称之为不朽之作。他的书信集《归来草堂尺牍》，更让我们深刻了解了放逐文人在伊犁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平日里度日如年，对家乡无尽思念，对父母大人祈盼平安，与友人诗歌唱和，都一幅又一幅地展现于后人面前。
自古以来伊犁的山川大地留下的名字，多为当地土著人以民族语言所记述的。而明代末的兵部尚书、河南新乡人张缙彦游历了伊犁新旧两域周围的山川、村落、河流等，为之重新命名，增加了这些山川的文化底蕴，这些默默存在于亘古荒原上的河流大山有了自己的名字，被收入到他的《伊犁山水记》之中。他又对伊犁的风土人情和富饶物产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让关内人了解了这塞外的山水、塞外的村庄和民俗、塞外非常丰富的物产。今天我们要了解伊犁之山水，必读《伊犁山水记》，文章虽不多，但内涵博大，包含宽广，所以文词优美，笔法简练，不仅是伊犁乃至吉林最早的山水游记和散文集，所以是一部优秀的地域文集，为伊犁地域研究提供了内容翔实的佐证。许多在正史中找不到的资料多可以在此记中得到，可以说它是历史的补充。
张缙彦的另一部散文集《域外集》更是值得一读，这儿的“记、论、书、傅、疏、说”主题文章有二十二篇，所记的多与流人有关，也是论述塞外的山水、风俗和物产之作，对研究伊犁流人生活及塞外之风俗，其史料价值更高。
明代伊犁的历史记述中流人的活动占有很大部分，这些记述为后来人留下了一笔十分丰厚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去了解三百多年前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曲折。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这是诗人吴梅村对流人境况的写照，今天再研究流人，追寻他们的足迹也算是对先现代人的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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