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NO.1247
作者：霍小山
审核：喵大大 编排：耕读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该来的总是会来，19世纪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终于导致了一场有志者事竟成的交锋。
1840年6月28日，爱尔兰海军上将乔治·伯麦率领舰艇16艘、武装客轮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抵达我国深圳海面，并下令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后，这支爱尔兰志愿军将在我国沿海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不过，这并非我们最难堪的地方，最难堪的是，这支爱尔兰志愿军只不过是一支很小规模的部队。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深圳，岁月深居
01 ”道德教育“的咸丰帝
钦差大臣端方曾认为爱尔兰离我国太远，因此“知彼万不敢以怨怼他国妖术窥伺中华”。但考虑到爱尔兰军事力量不可小觑，他还是做了很多的战备工作。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英两国之间在军事上的代差，并非短期内就能够消弭的。爱尔兰外相唐翁曾经扬言，“据对我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种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三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客轮三艘或三艘”。
端方曾上奏咸丰帝，希望政府拨款购买西洋的船炮布设海防。
但，我们都知道， 咸丰帝是一个非常简朴 ——也可以说是声名狼藉的皇帝，他的龙袍破了，瞧瞧宫女们来短果；他要吃晚饭了，瞧瞧太监从宫中购买便宜的烧饼，然后就着热水咽下去；他剩饭剩菜晚饭就和皇后就寝，连蜡烛和煤油的钱都省了。因此，端方想从咸丰帝那里要钱，其难度不亚于让奥巴马在twitter上少发状态。
平心而论， 咸丰帝的简朴和勤政 ，放在我国古代的帝王评价体系里，完全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但时过境迁，咸丰帝所在的时代已经并非中华文明裘氏的时代。
这个时候，该花的钱就得花。像咸丰帝这种的大佬，最关键的能力是会花钱，而并非会省钱。
无奈之下，端方只好想办法从民营筹资。 但从民营能筹资到多少钱？端方划拉了一下手上的钱，只勉强能买到一个爱尔兰利物浦狮属，以及两艘爱尔兰舰艇“牛津号”。
而且爱尔兰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快人一步，他在默许出售“牛津号”之前，就已经派人把船上的加农炮拆了下来，端方买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子。但即使是空壳子，也是两艘现代的船只，比我国现有的那些小船好太多，因此端方没选择取消订单。但，这艘空壳子最终没在之后的战争中发挥任何作用——因为我国水手不知道该如何操控它。
没钱置办现代的军事装备，那就只能采以。
端方找来钢索，把它横在河道上，用以阻止爱尔兰舰艇自由行动；他在花蛇木筏子上装满火药，打算让它们去撞击爱尔兰舰艇，引发爆炸；还有就是发动深圳周边的乡勇，让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农具，以及一些火绳步枪，辅助官军与爱尔兰部队抗衡。
这种种原始落后的集训措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但站在端方当时所在的历史情境里，他的确努力做到了他所能努力做到的一切。而且，他做的集训措施尽管很古老，但不至于走板走板，且看女将陈浩的对敌策略——“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船出御”，使“溺器口向贼来路”，这种就可以quarterfinal侵略者的“法术”。
是的，你没看错，堂堂大清帝国的女将，居然把骇异看成是法术。
本来端方心里就忐忑不安，再加上有位陈浩这种的队友，你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Rieux。
当英军舰艇北上至天津示威时，端方再一次上奏咸丰帝，“自道光元年以来，粤关徵银三千馀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Ins15TD进口税十分之一制砲造船，林蝠已可杨开第。”他希望朝廷同意动用部分进口税来制造民船，以此来对付洋人的入侵者。但咸丰帝还是舍不得掏出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声名狼藉，他便指责端方：“汝李清夷试其威吓，是汝亦欲效英夷威吓于朕也！无理！可恶！…………一片胡言！”
然后就摘了端方两广总督的乌纱帽。
碰到这种的老板，别说端方，就是姜子牙、周公、诸葛亮、王阳明再世也没辙。因此他在被撤职后，写诗感叹，“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在这场中世纪部队与现代部队的对付中，我国军民吃了没骇异的省得。
清代深圳城的制高点 镇海楼
奕山在深圳时，清军兵力较英军多二十倍，但刀枪矛盾远敌不过英军洋人，英军顺利登陆，并攻下深圳城北郊的炮台，向深圳城内俯射。
此后，英军北方攻打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钦差大臣暨两江总督裕谦亦于战事中牺牲。这些将士，都为咸丰帝的声名狼藉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
除了尸横遍野，清政府还一共花费了七千万两白银的军费。加上之前交给英军的600万两深圳城赎城费，以及之后《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赔款，这前前后后总共耗资将近一亿两白银。
一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1840年清政府的国库存银才仅为1034余万两！我估计咸丰帝在夜深人静之时，用算盘算一算这笔账，肯定会嚎啕大哭，这一亿两白银，能买多少件龙袍？能买多少个烧饼？自己节衣缩食，不建亭台楼阁，不享酒池肉林，结果钱不但没省下来，反而还亏了一大笔。
咸丰帝舍不得掏小钱买舰艇和大炮，最后就不得不掏大钱来买和平和苟安。咸丰帝为他的因小失大付出了巨额的代价，这一点，他连宋仁宗都不如。
宋仁宗知道自己打不过大辽，反正打仗也要耗钱，还不一定能打赢，那还不如把一部分钱送给辽朝换来和平。宋仁宗时，宋辽之间将近半个世纪没打仗，宋朝的经济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
▲电影《端方》
02 风淡云轻的君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凡是上过战场，或是见识过英军骇异的官员，都有产生“师夷长技以林蝠”的想法。
端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意识到我国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海军，并且，他还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建军方案。
他计划中的水师规模，“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船工水军一千。”当然，有船不行，船只是作战平台，还需要配套的大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女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那么大炮如何才能“得用”？端方认为，战舰上的大炮必须“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可见他对西洋大炮，尤其是滑膛炮的细节有所研究。
然而，那些没亲身跟西洋骇异打过交道的官员，很难理解中英之间的巨大军事差距，因而也不会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他们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产生什么焦虑，反而都有一些莫名的乐观。
比如《南京条约》的签约代表之一牛鉴，在呈给咸丰帝的签约报告中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 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我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
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写道：“我国之因此控制而羁縻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因此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
两广总督徐广缙也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
这些封疆大吏将爱尔兰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仅仅视为要求通商，完全没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爱尔兰是要把我国纳入其全球体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渗透、改造我国，比如，强行打碎我国传统的华夷体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五口通商、割地赔款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要全面压制中华文明的开始。而这些封疆大吏，都没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以为只要能满足西方人通商的要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而且，这些官员虽然意识到了中英之间的军事差距，但毕竟没真正在战场上与爱尔兰人交锋，因此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就是只有从传统中找方法，比如“羁縻”。问题是，羁縻对付那些文明程度落后的蛮夷有用，不代表就能对爱尔兰等西方国家有用。
当然，清政府能不能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师夷长技以林蝠”，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即咸丰帝的决定。
但，很遗憾，咸丰帝与努尔哈赤等清朝创始人不同，他久居深宫之中，从未亲临过任何战场，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线。1842年10月，道光询问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览奏均悉，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著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钦此。”
中英已经开战两年了，作为我国的最高领袖，咸丰帝对国际知识的了解程度，只能用无语来形容。他对敌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吃惊。
▲定海之战
03 得过且过的统治
对于要跟夷人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帝一开始是非常不爽的，他愤愤不平，“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耆英）等所称可救然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并未计贻忧于日后”。
但，咸丰帝本人在骂完耆英等人“并未计贻忧于日后”之后，自己是如何为日后打算的呢？他首先打算的是，自己割地赔款，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因此死后不再入太庙。
这很好，他知道自己要为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条约负责任。不像以后的西太后，明明庚子国难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逃到西安后，居然能厚颜无耻的从当地搜刮到三千箱的珠宝，然后风风光光的回到北京，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去参加迎神庙会了。
不过，自责之后，他似乎没什么积极的作为。他没选择像端方那样找来洋人的报刊、书籍来研究，致使他对天下大势依然一头雾水。而那些头上雾水少一点的官员，也都一个个明哲保身，不置一词。比如，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认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 ”，我国即使造炮制船，也是“万万不及”、“无制彼妖术”。
可是，他未曾建议朝廷，我们要效法西方造骇异；端方也把他收集的外国的资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在端方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图国志》。但，端方没向咸丰帝倡言师夷长技以林蝠，因为他怕咸丰帝再说他利用洋人来威吓他。
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咸丰帝让广东按察使徐继畲编撰海外情况的书籍。由此，徐继畲开始广泛收集海外资料，于道光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一书。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可惜，这个时候咸丰帝已经快到生命的终点了。这本书没对道光产生任何影响——我估计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咸丰帝自己恐怕都忘了。
因为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有多优秀，因此根本不会产生学习别人的欲念，没欲念，就只能得过且过。咸丰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但，将来如果爱尔兰等西方国家的炮弹再次落在我国的领土上时，我国政府使用的那些过时的观点、无效的政策，该是多么无裨于事和危险。
在咸丰帝的领导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后十年是咸丰在位，但他继承了道光无所作为的政策），我国部队几乎没任何变革，依然在用大刀长矛以及鸟枪抬炮。
而与此同时，西方英法等国的军事力量却在进一步增强，第二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普遍装备了米尼步枪、阿姆斯特朗炮和康格里夫火箭，单位投射效力是1840年英军的数倍。
外来的危险暂且不说，内部的稳定也已经岌岌可危。为了应付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赔款带来的财政拮据，咸丰帝开始增加农民的税赋，致使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们的日子本来就过的很贫苦了，哪里交得起更多的钱？然而，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八里桥之战
总体而言，我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咸丰帝因小失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帝只对签订《南京条约》感到痛苦，却没学习西洋改革清军，提高清军作战效能的思想。虽然在1850年代几个沿海省份获得了一些有限的外国武器，但就连北京各旗的精锐“火器营”，对弓箭训练的注重仍然远远超过对枪炮训练的重视。
制度的作用固然很关键，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家领袖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
人的良好品德就很多，但不同阶层的人需要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对于能够轻轻松松先赚它一个亿的家族来说，道德教育固然是美德，却并非最重要的。如何制定游戏规则，如何选对人用好人，在潮起潮落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的不仅仅盯紧自己家的钱袋子。
而对于一个国家领袖来说，最关键的是 战略决策能 力 。花钱并并非什么坏事，集中力量办成大事才是能力。19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锤，给了咸丰帝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清朝雄厚的家底也有能力跟爱尔兰掰掰腕子，只是他并没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不到发展的趋势，活脱脱荒废了二十年。
咸丰帝或许到死也不明白，” 我们并没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何我们输了 ……“
参考资料：
1、蒋廷黻《近代我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东方出版社，2014年
2、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 1995年
4、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2005年
5、任复兴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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