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的北大学缘”：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
4月27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
2018年以来，北大文研院先后举办了五期“传承”系列讲述活动，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26位北大学人参与其中，讲述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北大的缘分和故事。适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之际，文研院将这些讲述者的故事整理集结，与北大出版社联合出版。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北大出版社党委书记夏红卫、总编辑汲传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张鸣，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程苏东，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苗润博发言，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北大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凤珠、社科部副部长王周谊、校友办副主任赵文莉、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姝、融媒体中心副主任罗玲等出席活动。
以下为活动录音整理稿，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
与会者合影
渠敬东：尊敬的王博校长、袁明老师、陈平原老师、张鸣老师、邓小南老师，在座的各位学者，北大文研院和北大出版社的诸位朋友，还有一些同学，今天我们在此举办的活动“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一是为北大马上到来的校庆做一番祝贺，二是发布文研院和北大出版社合作出版项目的第一本书——《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这本书来自于刚才短片里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图景。2018年至今，北大文研院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场“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的讲述活动，这本书就代表着北大文研院和北大出版社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
中国人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彼岸世界，所以中国人的内涵、品质、学问、成长，全都来自于我们活着的榜样。而“先生”就是这样的榜样，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先生”的文笔、讲堂，去复原世世代代中国人活着的典范。所以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人生的品德，还是平常生活的态度，还有我们做学术、做研究时的良知，我们身上体现的时代精神，甚至我们继承的文明衣钵，其实都来自“先生”。所以，我想，没有我们的榜样，没有我们的典范，没有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这些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样子，我们也不会成人。
前五次的活动历历在目，至今我都能还原出每个具体的场景。我记得袁老师说过，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遇到“先生”，对她而言是怎样一种生命的鼓励；我们也知道，已故的段晴老师讲到，她德国的老师怎样为她塑造一生追求的目标……一帧一帧的图景都还能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就此话题和北大出版社一起举办这个活动。也许这就是北大精神最宝贵的地方：最宝贵的并不只是知识、研究和成果，更是把上述这些汇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这正是传承。
今天我们既请到了参加往次“传承”活动讲述的几位老师，也请到了对此深有体会、深有研究的几位学者，相信就此话题，我们能够展开充分的讨论。
首先请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汲传波老师致辞。
汲传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汲传波：尊敬的王博校长、袁明老师、陈平原老师、张鸣老师、邓小南老师，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特别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到出版社才4个多月，之前在人文学部对外汉语学院任党委书记，到今年，已经在北大工作了21年。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主要是向各位专家学习。
再过一周就是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的日子，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齐聚文研院参加“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意义非凡。125年来，北大人在传承中守正，在学脉中创新，积蓄了极其丰厚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传统。北大的精神魅力来自于一代代北大人的积累和传承，正是前辈的家国情怀、治学风范和人格魅力感召一代代学子成长成才。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是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他也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始终坚守高雅的学术品格，坚持精品战略，肩负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自文研院2018年“传承”系列讲述活动开始，北大出版社就关注到这项特别有意义的活动。2022年5月我们商讨具体合作，开启系列图书出版计划，以体现北大使命，继承学术传统，传递精神魅力。《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是北大出版社与文研院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与付出。邓院长、渠院长、夏书记、张凤珠副总编，还有文研院的老师们和我的很多同事，都为之倾注了很多心血。一本书的出版确实经历的时间很长，需要三审三校。我在学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本书被收入人文学部组织出版的北大文库，出版过程经历了两年，我一度疑惑何时能出版；我到出版社之后才理解，北大出版社确实是精品战略，每一步的编审要求都非常严格。这部书因为要赶在今年校庆之前出版，时间比较紧张，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责任编辑武岳老师给我送来了这本《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确实很有纪念意义，书的封面设计很典雅，图文并茂，我读了其中几章，觉得语言非常流畅，思想深邃。
比如书中谈到了学者在从学任教以外更重要的是“品”，“品”就是品格、人品。我读到这里特别有感触，今天上午刚参加完北大出版社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高校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暨祝贺胡壮麟先生九十华诞”的活动，我深受感动，因为参会的很多专家学者从各地赶来，他们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说明胡壮麟先生怎么帮助学者、帮助其他高校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他主编的《语言学教程》，外国语言学界的教师都非常受益。联想到今天下午的“传承”活动，北大学术、思想的传承已经远远超出了北大，远远超出了北京，已经影响了整个中国学界，包括国际学界。这个活动的举办意义确实非常深远。
随着“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系列讲述活动的举办和相关图书的出版，更多人可以领略北大前辈学人的风采，感受北大校园中流动着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学术风貌。在此，谨向“传承”活动的组织者和讲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愿意以出版的方式参与到这份薪火相传的事业中去。正如韩启德院士在序中所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传承，人类的文明要向前也需要传承，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北大出版社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文研院系列图书的出版，支持各位专家学者成果的出版。最后，期待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再次向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渠敬东：谢谢汲总编。我们还记得七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王博校长找到我跟邓老师，在院子里聊文研院怎么办，因为文研院那时候还没有正式成立。我也清楚记得王博老师说：“就办出北大学者的样子。”今天，七年以后，我们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传承，王博校长的理解是最深的，现在请王老师讲一讲。
王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王博：谢谢敬东，每次来到二院都觉得很亲切，很温馨，也很开心，今天更是如此。尊敬的袁明老师、小南老师、平原老师、张鸣老师，在场的各位师生和学术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在北大文研院以讨论北大传承的方式，以《传承》新书的发布作为献礼，共同迎接北大125周年校庆的到来。北大出版社夏书记、传波总编带领团队来到二院，小南老师、敬东老师带领文研院团队精心准备，学校社科部、宣传部、校友办公室、教育基金会、招生办、融媒体中心等各部门老师齐聚一堂，我特别感慨，也特别感动。
“传承”系列活动是文研院的特色活动之一，从2018年4月第一期开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期，一共邀请了26位北大学人分享他们的北大故事。刚才看的视频，每位学人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情。这里面很多都是我们的师长；也有我印象里比较年轻，但已经不那么年轻，肩负重任的中坚；还有刚走上讲台没几年的年轻人。我在现场参加了第一期“传承”活动，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很喜欢这个主题，也喜欢这个风格，更喜欢现场的气氛；那种气氛不是书里的，而是感通的，我可以看到大家很享受这样的一种活动。
后面几期我虽然没参加，但一直关注，今天拿到了这本书，我也会学习。必须承认包括“传承”系列讲座在内的很多文研院活动，我实在参加不了，但人不在现场，心一直在现场。活动里，既有知识的传承、学问的传承，也有态度的传承，每个人来到这个园子里，不管是读书还是教书，还是做行政工作，都会思考，这个园子里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传承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要思考给这个园子留下什么。
庄子有一句话叫“夫道，可传而不可受”，有些东西可以传，也可以接受，但有些东西虽然可传，也许不可以接受，背后有它很深刻的道理在。我们是希望传承的，我也相信，从根本上来说，在北大这样的土壤里培育的一种精神，让个人可以发现自己，发现学问的价值。我很喜欢未名湖的名字，“未名”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给它命名，给它起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大学是最能体现传承的地方，这是历史和未来的交汇之地，也是已知和未知的交汇之地。
第一次参加“传承”活动的时候，（程）乐松提到，研究让人时刻感觉无知的绝望，但是北大的学者能够不断发现自己无知的现实，达成内心的和解，对于学问、对于知识的探究才可以保持活泼的精神。我们越是意识到自己无知，才越能接受、传承，并为我们创造新的知识提供空间。这可能就是大学的意义所在，大学是一个提供无限可能的地方。
我记得第一次“传承”活动是2018年，当时是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这次活动是125周年校庆前夕。就像王洪喆老师的题目“问学之路与归家的人”，在这个时候作为在北大学习生活的人，我们一起回顾我们的问学之路，看看北大的过去和现在，一起探讨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回顾和传承关联着历史感，真正的历史感不仅通向过去，更通向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在这个院子里40年，不敢说有什么理解，但有些体会：第一，北大人有热的心，但头脑是冷的，所以我们讲科学、重理性。第二，北大有一个美的校园，更有求真向善的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致力于成就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既重科技又重人文。第三，北大有厚重的历史，也一直追求塑造未来。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想特别感谢邓小南老师。文研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到今年快七个年头，邓老师对文研院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文研院的品格，树起了文研院的形象。这种品格和形象对于文研院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真的能够在未来传承下去，我想邓老师的心血也值得，不知道邓老师对此如何感受。文研院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者最新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清新的学风。文研院成为学术界的一股清流，也是学者们的向往之地，邓老师以她的付出和投入向我们说明什么是北大学脉，什么是精神传承，什么是北大人文。各位当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跟我们的文科学科建设、跟我们大学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当然感受到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科技一往无前，但人文却要瞻前顾后，这也就是人文本身的价值。我的个人理解是，通过文研院这个平台，我们做到了把文科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把人文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把文化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当然也把学术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特别感谢邓老师，特别感谢文研院，感谢支持文研院的各个机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文研院这个平台让我们看到来时的路，找到同行的人，希望文研院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精神传统传承下去，这对整个北大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大家！
渠敬东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渠敬东：谢谢王博校长。在北大的校园里，每一个场景、每一堂课、每个类似于今天这样的活动，都是在传承。北大真是不一样，因为每当有这样的活动，各个职能部门，我不想说职能部门，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事、伙伴，就是学者本身，都来参加。比如今天教育基金会的耿姝老师、融媒体中心的罗玲老师、宣传部的杨萌老师等都来了。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情，倒不是说出于本职工作，而是发自内心，所以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参加这次活动。
我记得特清楚，袁老师在传承活动的现场讲的每一桩故事、每一位先生，还有大屏幕里放出的每一张图片。其中有一些对于年轻人而言只是有所耳闻的名字，突然之间变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融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现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现在就请袁明老师再讲讲您的故事。
袁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袁明：王博老师、小南老师、平原老师、张鸣老师，各位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房间里，我应该是最年长的，我1945年出生，1962年到北大，所以与历史同行。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确实非常有感触，因为文研院从成立、从办“传承”系列活动开始，我全程参加，有一次还上了台。其实我现在非常怀念当时和我一起在台上的段晴老师，1979年我到北大做研究生，段晴老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姑娘，在楼道里她是最活泼的，昨天我还看到了段晴老师的儿子写的那种生命的传递，我始终觉得段晴是不会走的，她的样子、她的精神就在北大。
文研院和出版社强强联手，1+1肯定大于2，因为是在北大，这样精心策划的活动怎么说都值得，确实刚才几位老师已经讲了，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个人。敬东老师说到李赋宁先生1966年在未名湖边对我的点拨，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学生，但也经受了风浪，他说：“袁明同志，你还好吗？”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温暖，因为那时我才21岁，心中一直仰慕的先生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声音很柔和。我说：“挺好。相信群众，相信党。”李先生加了一句：“也要相信自己。”我想这就是一种点拨，我觉得一切迷茫都消失了。所以，传承是方方面面的。在这本厚重的书里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全都是传承。我们活在当下，怎么守住传承，这个题目很大，因为活在当下的体味，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是一定有共性，最大的共性在书里已经有所呈现。对此，文研院和出版社做了很多整理工作，我也特别感谢参加整理文字的年轻朋友。在讲述现场，我已经讲到，北大的诞生与同期出现的其他几所中国大学一样，都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关，因此也难逃家国情怀的历史宿命，这一点与欧美的大学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区分；但既然是现代大学，就必然要有科学精神、自由思想，要追求探索现代中国理性，一方面是面向世界的时代气息，一方面是厚重内敛的中国人文精神，两者在各个历史节点上激荡交汇，所产生的精神张力是传统中国文人和西方知识分子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北大在前位探索，是探索一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历史。
说这个话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活在当下，我越来越觉得还是有一种责任，北大培养我或者培养我们，其实给我们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精神，我已经把王博老师的讲稿要过来了，其中谈到这种精神。对此我不展开讲，就讲一个切身的故事。上周外交部请我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蓝厅论坛”，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让我去讲讲北大的年轻人，便答应了，这个活动在21号。韩启德老师和我19年前在绍兴文理学院倡议设立了一个卓越奖学金，我们每年都去参加颁奖活动，所以当时我在绍兴接到外交部通知，说20号晚上在上海有重要活动，而20号下午我还要给绍兴文理学院的600个孩子讲课，如果想赶到上海，我就要放弃讲课，但绍兴的年轻人平时要听到这样的课是不容易的，我不能放弃。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赶夜路，在绍兴讲完，驱车200多公里赶到上海。当时真的是很累，体力不行，精力也不行了，但在赶路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出来了一句诗，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然而没有什么悲凉的感觉，只是尽最大努力赶到。这种支撑我的精神是谁给我的呢？是袁行霈老师，他给我们上了三年中国文学史的课，袁老师那时候很年轻，一手漂亮的板书，我到现在还能想起他教我们的诗歌，他自己的朗诵也特别好。赶到上海以后，不可能再参加20日晚的活动，但第二天到真正的国际场面上，外交部的朋友们不断给我提供机会，让我介绍北大年轻人的故事，姚明在现场还呼应我。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这完全是应该的，要尽最大的努力。
故事不多说了，刚才各位老师都讲到一个词“品格”，我就想到了中国的品格。品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品格太重要了，北大现在就在继续塑造中国的品格。当代中国任何传统之物都要经过洗礼，我们依旧在这个过程中，而且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王博老师讲，科技的力量现在扑面而来，但是北大或者北大一代一代学人留下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守住，要传承，这个守是要拿出我们的全部智慧，调动我们全部可能的资源，当然包括多元国际资源。兰园一个小苗长起来，我就想到前天在上海和王安忆聊，《天香》小说还没有写完，北大又出来一个好题目，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当代性。北大现在做的工作，不完全在当下，也许在未来，但我们播下的精神的种子在成长。书里提到的很多老师，人已经不在了，精神还在，只要我们在。
谢谢！
渠敬东：谢谢袁老师。袁老师讲了一个细节，那一年跟着您和韩老师一起去绍兴文理学院，两位老师这么惦记家乡的学子们，而且很多孩子的名字都叫得出来，我总想说，和这两位先生比，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还是缺少了一些像刚才袁老师说的那种急迫的心情，特别是在传承的意义上，我们都能体会得到。陈平原老师恰恰是学脉的研究者，并且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学生。陈老师在多个方面对这个话题有着特别的体会，我们也非常想听听陈平原老师的讲话。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昨天晚上我才回来，没有时间事前看这本书，现在看了之后也想祝贺出版社。大学的任务由王博来讲，文研院的事由敬东来讲，作者由袁明讲，剩下留给我的位置就是读者。40年走过来，看着出版社步步走来，《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只是北大出版社关于北大的精神、故事、人物、传统、学养的一个最新成果，应该把这条路一直梳理下来。很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参加演讲，以后大概会轮到我，在前面五次演讲的嘉宾里面，乐黛云老师、张鸣老师、洪子诚老师、戴锦华老师都比我合适。我始终觉得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本科生，我是博士在北大读的，所以我常说中大是我的母校，北大也是我的母校，但相对来说一个本科生对大学的感情超过博士生。我来的时候就是跟着导师，虽然和林庚老师等老先生已经很熟悉，但是和张鸣老师那样听了北大多年课的学生不一样。我来的时候已经成熟了。80年代曾经有一个采访集，有人说自己到了北大如何徘徊，觉得自己是从外面来的，不自信。夏晓虹看了以后说根本没有，她一进来就觉得北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本科生，请他们来讲比我合适；当然如果将来本科生都请过了，轮到博士生，我也可以来，那时候我估计也能讲出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只不过我讲的可能跟北大本科生眼中的大学不一样，我来北大时已经有自己的主观看法和立场，以此来审视北大，北大是什么样子，北大的教师是什么样子，我心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等到将来，现在的激情过去，需要比较冷静反省思考的时候，我再登场更合适。
第二个话题我想说的是，之所以把《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作为有关北大的系列读物而非独立书籍来看待，是因为北大自从出版社恢复建制以后一直在做这个事情。1988年北大出版了《精神的魅力》，这是一个征集来的稿子。我后来说可以把《精神的魅力》定位为90年代以后大学故事的起点。当时是1988年，北大还有十年就百年校庆了，所以当时请了好多人，有老先生，像季羡林先生，最年轻的作者则是大学本科生。若干年后，这些当年的大学生的文章依旧能够激发青少年学生对北京大学的向往。我觉得1988年《精神的魅力》日后还会有二、三，不断出下去。
而后便是从《精神的魅力》到《老北大的故事》。北大校庆一百周年的时候，我编过一本书《北大旧事》，写过一本书《老北大的故事》，就是从大学精神走向大学故事，因为有不只一个朋友，尤其是国外朋友，说你们北大太夸张了，动不动说北大精神，以后每个大学都有精神，那个精神怎么界定呢？没有听说讲哈佛精神、耶鲁精神的，但是我们中国很多大学都提出自己的口号，那么每个大学的精神是多大？是传统、学养、学脉，还是一种相对宽泛的精神？所以百周年校庆的时候希望落实到人物和故事。
不仅是讲大学的故事，此后的十年，我在北大出过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筒子楼的故事》。我们中文系出过有关55级的《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从那个时候开始，北大的特点是一代代老师和学生会不断借此来强调学统、学脉。到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的时候我们出了很多书，《我们的学友》《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诗文》，我们知道哲学系、历史系在系庆中也大量做这类的图书，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脉络是这所大学很重要的特点，而很多书籍是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从精神走向故事，走向系事，走向学缘，好处是越来越实。相对来说精神是比较虚的，从精神到故事，到人物，到学缘，好处就是我们越来越实在，通过人际关系、师生的互动来体现精神的传承。这也是80年代至今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80年代的青春勃发、理想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学缘。今天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从“精神的魅力”走向“北大学缘”，既是一种深入，也是一种极限，所以我希望谈学缘的同时，还记得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人物、故事背后传统的精神。下一回有机会应该开一个座谈会，把北大所有的关于人文学科的，从制度到故事，到人物，到精神，到学缘，我们再一起讨论，做成一个专题性、学术性的讨论会。我们都是走出校园的人，做北大校史时有一个感觉，在校生对学校都是批评的，毕业生对学校都是怀念的，我们怀念是怀念我们的青春，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溢美之词会多，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既能怀念我们的学校，怀念我们的老师，怀念我们的青春，同时能够用冷静的眼光审视我们走过来的道路，还有我们可能走向哪里，如此会更有思想深度，更值得做学术性的思考。
谢谢大家！
渠敬东：谢谢陈老师，陈老师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对“传承”二字的思考。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学，校园风习、知识变化、人的成长、时代变迁，在这个脉络里思考这个问题会产生不同时代的特点。陈老师，下次请您从一个博士生的角度来讲。
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张鸣老师讲到自己的先生在蔡元培像面前的那种怀念，那种带有强烈生命欲求的由衷体会，这就是传承特别有力的力量。张鸣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聊天，知道张鸣老师每年，甚至每个学期都带着学生重走苏轼之路，或者他所研究的宋词相关的道路，这就是一种传承，一种特别的传承，在古今之间建立一种通道。张鸣老师刚才说：“不出去，学什么文学。”请张老师讲讲您的想法。
张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鸣：谢谢渠老师。我写了一个发言稿，但太长，我简单说说自己的想法。刚才平原老师从不同的角度讲传承的问题，讲精神的问题，讲校园故事的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从本科就在北大待着，是属于在山里的，不一定能够说到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我也希望想法尽量客观一些。
我对北大校园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每次到了未名湖周边都能够发现今天的未名湖和昨天有什么不同，拍个照片传到微信上都会引起很多同学的怀念，说张老师以后要多拍一点这样的照片，不过我最近很久没进来了。
围绕着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讲几点想法：第一，我在北大读书任教，接受许多老师的教诲，听过很多老师的校园故事，最突出的感受是，好的老师除了有深刻的学养和学术成就，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在人格、精神和思想认知上对学生有特别的感召力，这一点看起来很虚，实际上在课堂上接触过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觉，一点都不虚的。所以我感觉幸运，在北大求学的阶段，碰到了很多位具有感召力的老师。在第一次发言当中说到很多老师的名字，这些老师都有自己个人的特点，但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就是敬畏学术，热爱学生，热爱教学，把三尺讲台视为神圣之地。我第一次上讲台之前，好几位老师都跟我说，在讲课之前一定要认真准备，甚至说哪个字没有把握必须要去翻字典，我就照做。在他们心目当中，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踏上那个讲台，你就是在一个神圣的地方讲你的课程内容，这一点是老师们给我的影响。
我曾经举过一个戏剧界老艺术家常说的话，“戏比天大”。我们的很多老师心目当中一定是课比天大，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他们的课上，除了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会独立思考，学到批判精神，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还能受到人格的熏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进入过这些老师的课堂，才会知道北大精神。说到底，在大学教学是一个良心活，在北大做一个好的老师不大容易，但是有这些榜样在前，困难也就不再是困难。一位老师是不是认真对待教学，学生是很清楚的，因此衡量一位大学老师是否优秀，首要的标准是看他对学生的影响力。
我在学生时代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老一辈先生的言谈举止中透着亲切、平等，这么高的学术声望，对待我们这些小本科生的时候都是非常亲切、平等的。冯钟芸老师是老辈的西南联大时代的学生，我们都很尊敬她，她会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跟我们聊天，跟同学分烟抽，是我见过最优雅的抽烟方式。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但我在上学之前，真的受冯先生的影响。50年代末，高中的语文教材是分文学和汉语两种，我偶然的机会翻到那些文学教材，其实就是一个作品集和讲解注释，那时候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但看了那本书之后，知道天下还有一种东西叫文学，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红楼梦》，是《三国演义》。恢复高考之后，面临着选择专业的问题，我只能选文科，我想起来北京大学有文学专业，文学两个字我认得，就报了。到了北大之后才知道，那本教材的主编就是冯先生。
后来我问她（因为她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的答辩），我说教材那么好，为什么后来不用呢？她笑了笑说原因很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基层的学校反映学生学起来很困难，老师教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改掉了。我觉得那是非常失败的一次改革，改到现在的结果，是我们的中学生对于文学、中文的学习水平和兴趣已经被搞掉了。
论坛现场
冯先生这一代老师对我们是一种非常平等、非常亲切、非常尊重的态度，一点都没有架子，这样的大学者真的非常平易近人。有时候我们会提一些疑问，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批评，说老师讲得不对，这般自以为是，但老师都会非常诚恳、周到地做出一些解释。如此一来会让你感觉到，讨论学问这件事情是平等的，大家是可以平等交流的，不是谁就一定占据学术的高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这些具体言行中就可以感受到。比如已经故去的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老师，有八个字的准则，叫作“热爱学生，敬畏学术”，这八个字是他教书的准则；我觉得这八个字不光是他的准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中文系的系格。尊重学生的人格是教书育人最根本的要求，不过在全校范围里是不是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太确定。有的细节上可能还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很多大学期末考试的试卷印着考场纪律，教务员每到期末考试的时候给监考老师发一张纸，让他在考场宣读这个规定。当然规定考场纪律是有必要的，但上面的措辞要讲究，有的是先假设学生一定会抄袭，然后提出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这是很不得体。我跟学生说我看着不舒服，如果在北大的考场上对北大的学生读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很丢脸，很尴尬，我就不想读这个东西。请大家看看我抄的几句古人的话，其中有一句话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北大的学生悟性很高，自尊心也很强，一看就知道分量，也都知道怎么做。
说到这个地方，又想到大学对教师的方式，实际也是先假设老师会偷懒，这是对教师内驱动力的不信任，尤其对青年学者不友好，我听到过很多抱怨。当然北大这些方面做得还算好的，没有太过于计算数字，而且给青年教师也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尤其是文研院在邓老师、渠老师的领导之下，在培育年轻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实际上压力太大并不利于人文学科培养人才，人文学科的学术人才成长要靠大量的阅读，有的书读过没读过，多读一本少读一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靠书本和学术风气的涵养才能够出人才。朱熹讲过读书的方法，特别强调“涵泳”，就是要沉浸在书里，要沉浸在文字当中，引申一下就是要沉浸在特定思想的氛围当中，沉浸在学术的风气当中，让学术和人格境界同时得到提升，不是你的学术提升了，人格就可以不管，要求两个方面都要得到提升。所以在目前课题制、数目考核管理体系下，很多年轻老师抱怨，他们就像被猎狗追逐的猎物，为应付考核奔命不暇。当然这有点扯远了。
蔡校长提出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的校风，如果能够加上陈独秀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就更加完善，这是对学校的办学宗旨而言的。当然对在这个校园里任教的个人而言，同样是重要的。两个层面，往大了说是做人，人格独立，思想独到，不随大流，不被世俗潮流裹胁，用苏东坡的话说是“不随”。苏轼有一次给朋友写信讲，变法的时候大家都跟在王安石后面拜他为师，等到司马光当宰相了，大家都转过来追随司马光，你“随”的人不一样，但你跟随的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他说他和司马光虽然相知很深，但都不随，所以他跟司马光常常吵架。所谓不随就是保持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不至于随波逐流。
往小了说，是做学术研究同样不随波逐流，绝不人云亦云，即使有一个小的学术观点，要有自己的见解，这是我在北大老师的课上感受到的。段晴老师在文章里转述季羡林的话，“没有新东西就不用写”，确实是这样。在学术领域这本来是最起码的常识，不过在今天好像很难做到。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来北大进修的教师，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他把北大中文系五篇硕士论文借出去复印，编成了一本书，当作他自己的学术著作出版发行，有一本送到了作者本人手上，他看了文章以后觉得这个像是自己的文字，仔细一看书的作者只是把开头和结尾换了，里面的讲解一个字没动。然后别人也看了这本书，觉得应该是硕士论文，就跑到北大来拿给我看，我一看，发现五篇全是古代文学的论文。他就想找这本书的作者打官司，但被剽窃的几个人觉得没有时间打官司，其中有一个同学说：算了，北大人写的东西就是要给人抄的。我虽然不赞成他不珍惜自己知识产权的态度，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的气度。
第三，我觉得学缘传承关系到北大的定位，北大一直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进步不可谓不大，但进步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建设一流大学一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学的潮流，大家都追逐。任何事情只要成为潮流，必定伴随流弊，所以跟随潮流一定要警惕流弊。我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流的大学追求的是质量第一，二流的大学追求的是数量第一，而真正最好的大学只追求唯一。不敢说北大是最好的，也不敢说北大就是一流的，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确实是唯一的，北京大学有蔡元培老校长奠定的校魂，有追求纯粹学术的校风，有研究高深学问的传统，有学者以学术为生命而产生的内驱动力，有中学西学各擅其长的学术路径，有宽广的社会视野和学术视野，还有历届青年学生带来的青春的活力，更有历代师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师生风云际会共同创造的社会影响力。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发展、挫折，北大都与之息息相关，命运相连，这都注定北大与众不同。所以追求学术创造和大学品德的唯一，才是北大这所大学的命脉所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是一所有唯一校格的大学，我们应该为此骄傲，在当下更应该反省如何才能保持这个唯一，如果保不住，即使进入所谓一流大学的排名，排名再高也难逃泯然众人之讥讽。保住这个唯一是我作为一个北大人的愿望，如果保不住我们将愧对先贤。
我就说这些，谢谢！
渠敬东：传承是一代一代人的感情，更是一代一代人的思考。当我发现我考试或者上课的教室里有十几个摄像头，感觉一下就特别不好，考试的时候为什么要装这么多摄像头去取证呢？大学里真正的知识和传承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印、相惜的地方。
刘云杉老师一直以来都是研究教育的，特别是高等教育，而且特别是北大，刘老师这些年访谈了各个年龄层次的教授，也采访了大量的学生。当然任何时代说传承都是为了年轻人，刘老师在这方面深有感触，请刘老师讲讲您的发现。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云杉：谢谢渠老师和邓老师，因为作为工作委员的便利，我能来多听一听、看一看。一切学问都以人为中心，有此机会看到北大的学者、先生们的信息，感受到学术的传承。刚才袁老师提到《天香》，小说背后，是女性，尤其是传统女性怎么走向独立。同样，这也给了我们记录追踪北大女教授的机缘，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不断触摸。
今天我想讲的是教育学或者教育学科，讲讲我的老师，北大教育学院高教所创院元老汪永铨老师。他早年是研究物理学的，80年代任北大教务长，后来研究北大本科教学。汪先生著述并不多，他主要是建立学科队伍，做学科布局。他在北大教育学院留下了一个镇院之宝，就是做学问或者做人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我、不唯风。这就要求学生能够沉潜，独立思考非常重要。我们学院之前特别强调静水深流，真正下沉到教学和育人实践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找到一些切实的办法。
汪先生同时期的，他的领导和知己王义遒先生，是分管教务的副校长，90年代分管本科教学，今天他仍然非常关切教育。我们有一个群，他经常在半夜12点、1点发问题，让大家给他解答。比如我刚才查了一下，在2022年9月13日晚上12点，他还在想关于工科转理科的问题，也在写关于数字教育的认识和思考。他是北斗系统的重要发明人，已经有30年不具体负责教学工作，但仍然花很多精力不断思考一些问题。教学的问题非常细碎，但也非常切实，关系到学科结构，关系到人才评定，也关系学风评价，影响非常深远，它决定了学生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性情，甚至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王老师作为物理学家在教育学领域的重要见地。在教育学里，他总是像一个新兵一样非常谦逊，不断请教问题，你在他那里感觉到这个学科非常朴素但又非常重要。
最近我研究理科教学，跑到了化学学院，做了很多老师的访谈。他们一直在提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怎么能带领我们的人才从跑得快真正变成走得远。之前40年中国的学术建设中，学生都是跑得快的，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要不断冲破知识边界，从已知到未知充满着不确定，失败就是日常，这就尤其需要抗逆的能力，学生的性情和情感应该是非常平稳的，学习的习惯一定是非常坚韧的。我们找到了实验室的张奇涵老师，他说理科教育知识非常多、非常系统，实验要求也非常严格，比芝加哥可是严多了，为什么40年来，我们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实验要求越来越严，但真正有创新的人却不多？正是因为我们给的太多，容错太少，而创新重要的是自己提出假设，敢犯错误，在假设和犯错中让思维真正迁移进研究的现场。
北大化院从过去的教研室制度，转变为现在更流行的PI制度。一个老师叫李娜，当了10年助教，真正当PI的时候，由于新老体制的变形，当不了首席，仍然做分析化学英文中文的教学。年轻的老师回来，过去的拔尖1.0看今天的拔尖2.0，感叹今天的学生知识比过去高很多，但内在的愿望、精神动力却不如从前，因为他们的前景不像以前那些学者那么开阔，不像以前的学者能够勇敢面对一些事情。这是今天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命题，怎么能陪伴他们在具体的实验、具体的事情上反复磨炼，能够真正走出自己，走到一个更大的时代当中，能够坚持一些东西。
好，谢谢！
渠敬东：谢谢刘老师，刘老师提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真是和传承的问题密切相关，理科我们不是特别熟悉，但文科有的时候很多学习动力并不来自于简单的知识性的累积，更来自心中的一份愿念，而这个愿念很大程度上是老师生发出来的。我跟飞舟是好朋友，我很了解他的想法，也很了解他是怎么一步步做学问的。像那一次“传承”活动里讲的一样，他之所以跟着王汉生老师读书，是在本科的时候跟王老师下去调查，觉得这老师太好玩儿了，太有见识了，而且说话很有风格，飞舟老师就觉得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果然他后来就读了王老师的研究生，也遂了王老师的心愿，回到北大一直做老师未竟的事业。我们真得好好谈一谈我们治学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飞舟：谢谢，各位老师好。这本书里的内容我几乎都看了，我的那期我听得也很认真，陈平原老师讲传承应该开一次研讨会，我很感慨，不讲具体的人和事，讲一点我对传承这个事的理解吧。
我们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晚年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传承的问题。传承是一个非常无形的东西，他说我一直在思考“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问题，就是实现“社会继替”的功能，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人死灯灭，人虽然死了，但有很多东西都传下去了。怎么传下去的？传的都是什么？我们看这本书，还有大家讲，讲来讲去，包括陈老师梳理的那一条书籍脉络，传的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非常无形的东西，用费先生的话说，外人看不见，内人说不清楚，但是只要在它当中的人，就能时时刻刻经常感到它的存在。在北大念很多年书，出去以后气质就变化了，很多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变化的。这就是费先生晚年讲的“社会须持续”，社会继替的各种东西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精神气质。
读这本书，我特别大的感受是，我们传承的是精神气质，这些精神气质里有人的品格，有对真理追求的精神，有各种各样特别珍贵的东西，但最重要的，这本书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传承还是靠人，它并不是靠知识的传递，甚至不靠真理的传递。这本书里面写的传承的东西，跟我们说的知识和道理不太一样，它不是一种可以手把手教给你的东西。古人作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岭上的白云给人带来的感受，谁来了都能感觉到，但没法把它直接交给你，递给你，这是我们谈传承时候特别微妙的东西。古人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它没掉到地上，其实全是靠人来接。我是觉得我们传承的那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是纯粹靠一个一个的人来体现，并不可以脱离具体的人，我们搞一套东西然后写在书里，你来了把书读一遍就会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的魅力也是在这个地方。
再说进一层，传承的东西在人。在一个家庭里，我们谈家风，家教，就是靠父亲、儿子、孙子这么传，范围比较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一个国家也有它的精神气质、它的文化特征，但是它的传递机制也不是很清楚。在学校里，尤其在北大这种学校里，背后有一些非常清晰的传递脉络和机制。因为我一直觉得师生关系很特别，我们中国人讲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里没有师徒，因为师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意，父子有恩，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父子之间的感情，君臣之间人格的仰慕，朋友之间的讨论，都体现在师生的关系里，所以学校是一个最佳的这种精神传承的地方。这个围墙之内，这个气质是最浓的，而北大这一百多年，通过一代一代人、具体的师生之间传递的这个东西是最浓厚的。老说北大精神，其他的大学我也不太熟悉，北大绝对是特别有资格说精神的。
学校跟别的组织不一样，学校就是教人的，传承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本质的特征。
但是，为什么北大这个精神最突出呢？是因为我们北大人和其他学校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种很明确的传承意识，从《精神的魅力》到这本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气，“习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我是觉得在北大始终有这么一种意识、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就是说我上面有人，我下面有人，我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我的责任就是不能断掉，我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意识在北大的老师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浓厚，我从我的老师身上很能感受到这个东西。
这种传承意识体现在具体的“怎么当老师”的问题上，我先当了很多年学生，又当了好多年老师，我的体会是有传承意识对一个老师来说非常重要。大概两点：第一，真正的传承不能纯粹以一个老师的心态去教育学生，因为真正你想教给他们的东西，不是你可以教给他们的，不能直接递给他们，你天天跟学生说的那个东西，学生根本不学，学生学的是你没注意、你自己做的，对他影响最大。所以传承意识对老师这个职业来说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意思。我个人的体会，得以一个学生的心态去当老师，这话怎么讲呢？我刚念完博士回来教书，那时候就是以老师的心态当老师，就觉得你这儿写得不好，那儿写得不对，这儿不符合标准，那儿不符合规范，回去重写；随着年龄渐长，尤其传承意识更加浓厚之后，每看到一个学生的表现，我就在想当年我当学生的时候，我老师是怎么对我的，这么一想心态立刻就摆正了。就好像不是我在教我的学生，而是我的老师在教我的学生一样，因为我是比着当年我老师对我的方式来对学生。可能大家都有这种体验，老师当的年数越长，对学生越宽容，可能年龄差距也大了，越来越慈祥。怎么会有这个慈祥的心态呢？不是因为我比你年长，我比你知道得多，我高高在上，就是我总想起我当学生时我老师不是这样对我的。始终保持这个心态才能真正传承当年老师教给你的东西，而且你不用担心，你能记着的老师教给你的那些，老师对你的态度，都是最珍贵的。
我觉得传承意识的可贵，回到刚开始说的费先生的话题，就是“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老师都是从年轻变老，然后去世。但我一直觉得传承这个东西是能够始终的，老师虽然走了，但老师最珍视的东西仍然能活着。什么叫活着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活着的学生在实践当年老师做的东西，这不就相当于你的老师还在做吗？所以，我一直这样理解费先生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中国人没有永生观念，没有一个上帝，而中国文化里对于永远活着的这个东西的体验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人的立身之本。我就说这么多。
渠敬东：谢谢飞舟，他讲的就是中国人怎么样把先人的生命装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传递下去的话题，这就是一个连续的生命系统，而且今天这个过程恰恰最多发生在大学里。前两天文研院办一个活动，陈来先生讲冯友兰先生，我体会非常深。陈来讲的时候，不断念叨冯先生讲的最重要的话，这给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讲座好像是陈来老师讲他的先生，但最后听众体会到的是从陈来先生身上看到的冯先生的影子；通过他讲他的先生，才知道他在做什么。当然哲学系承担着冯先生、梁先生等先生的衣钵如何传承的问题，程老师讲一讲你的压力吧。
程乐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程乐松：各位老师好，特别感谢。其实我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想严肃起来，被渠老师一调侃就又严肃不起来了。人活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皮一下。如果不是对一个人、一个地方极度的信任、极度的亲切，你看到那个人、去到那个地方是不会皮起来的。特别是人越近中年，越觉得自己没有皮一下的权力。但我每次到北大来，尤其带着我们家茸宝来，一定要怂恿他到二院来，其实是我自己想在这里皮一下，这种内心的情感一直都有。我自己觉得人就是被生活塑造出来的，生活就是际遇，是你碰到的人，碰到的事，每天遇到的那些新东西。比如十年前，我不认识（程）苏东的时候，不知道一个86年出生的人可以优秀到这种程度，社会际遇告诉我——他站在你面前了，这时就开始自惭形秽。说得深刻一点，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作为一切的存在”，我们不断理解生活中的际遇，我们不断用理解的方式将之填充自己。用老话说，凡人烦，烦凡人，如果你是普通人一定很烦，所有的烦恼都会找普通人，把这个话翻译过来，如果你不烦也蛮烦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就是我们直面的人际性、在场感，讲传承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一种物理性的方式存在在生活际遇里。如果不是在燕京学堂里教书，我就不会遇到最优秀的学生并且从此让这些最优秀的学生忍受我的英文，让我把英文口语变得越来越好。的的确确如此。我有时候内心对一些东西心存感激，真的要找一个很温暖、能平和表达的位置才能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
95年入学以来至今，我大概只有八年不在这个园子里。从1995年到2002年在这个园子里待着，不觉得这个园子到底有多好，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抗争就是针对大澡堂，原本大澡堂每周一不能洗澡，1998年我们抗争了一次，之后周一就可以洗澡了，这是我感觉大学期间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2002年离开以后，我总是很想回来，才意识到我在过往的七年不是待在这里，而是活在这里。所以2011年有机会回到北大的时候特别开心，我又可以活在这里了，而且活在老师们中间，活在非常优秀的同事们中间。所以我以活在他们中间为荣，并且我尝试在学问和教书的意义上活成他们的样子。实际上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实际上不是不太容易，是根本不可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唯一不缺乏的东西就是优秀，这个让人很绝望。前两天北大官微上发了我的访谈，我转给我的爱人，她第一句话就说“看，你多需要茸宝”，意思是你这个人无趣到只能靠你的儿子体现你的差异感。我大概就是属于无趣且不严肃，平庸且不努力，所以把我写出来需要很多别的东西来支撑。所以我要感谢文研院，文研院给了我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二院，一个是传承中我想的那几句话——好像是我在过往的二十年中讲得最漂亮的话，所以我特别感谢。
这种相互滋养是一种契合的关系，你被这种精神契合到了，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你天生就契合这种气质，实际上不是的，是这个地方把你的气质养成这样了，你反过来会认为自己很契合这个东西。你在坑里待久了，就会觉得你天生就适合这个坑。在这个园子里，既能找到一种学问的深度，也能找到视野的广度，有时候还能找到情怀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你能找到一种亲切的温度，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个东西才是让你始终觉得在情感上没有离开这个园子的根本原因。我常常讲在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非常依恋但又很害怕太依恋的复杂情感，为什么呢？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夹心感，被两代人夹在中间。上一代的学者给你树立了一个东西，你知道超越不了，很难受。往下看，能不能往下竞争？不，程苏东来了。有时候这种夹心感让你造成一种恐慌，你会很慌乱。
（渠敬东：慌的时候多来。）关键是我慌的时候就会有渠老师给我补刀，我来了渠老师给我一幅他画的画，我就更绝望了——人家随便画一画，你一辈子也画不出来。这种慌乱有一种很有趣的后果，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失败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失败，因为在优秀中间习惯优秀，这是对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最大的质疑，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就是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但你发现自己是夹心的时候，躺平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合理。我这代人就是个过渡，把这个时间熬过去就好了，因为有更优秀的一代人已经等不了了，希望你赶紧下去。上一代的人看你的时候心想，反正是我带出来的，再差我也忍了，这样想就觉得舒服多了。我在北大的学术和精神的传承里找到的历史感就是这种感觉。刚才飞舟老师讲的，我特别有共鸣，现在看我的学生经常想骂人，经常想发火，后来想一想当年我的老师是怎么对我的，我比现在的学生肯定差多了，但他仍然忍住了，没有骂我，而且他纵容我在他的课堂上各种胡说，那种纵容很安逸，这种安逸的态度恰恰是北大的那种“亲爱的”传承，亲切地爱护你，而且用纵容的方式，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不知道理科是不是更严格一些，但我接触的所有老师都是用纵容的方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传承的东西，就是尝试用漫漫生活经验承受这个园子带来的精神上的东西，而且这个园子的精神是同一个底色差异化的折射，这个底色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它有不同的差异化的折射，在不同老师身边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你感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同一个精神的系谱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有色差，但并不影响这个系谱的统一性。
我看到张鸣老师的发言稿，真的觉得我是来打酱油的，原来无趣且不严肃是对的，的的确确是我本人。我很舒服的一件事，是不再尝试寻找自己在精神谱系中的定位，反而知道自己在这个谱系中，虽然可能连为这个谱系坚守底线都做不到，但仍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个谱系原来的样子：一个谱系要接受伟大，接受优秀，必然要接受平庸；以平庸为出发点，我们收获的最重要的是精神财富，有了这个财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
渠敬东：你说了很多哲学命题，比如纵容也是一种传承，同一个谱系中间还有色差，等等，谢谢乐松。传承一个伟大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各种各样的角色。学科本身重在传承，如果没有传承，学科就很难独自成立和发展，少勇老师对这个体会特别深。段晴老师走了整整一年，我们都很怀念她，是在各种意义上怀念她。请少勇老师谈谈体会。
叶少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叶少勇：各位老师好，我是做梵文研究的，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都是段晴老师，段老师在前面“传承”活动里做了非常燃、非常大的报告，她把我们这个专业的传承脉络讲得非常完整。今天我讲一点侧面的，围绕梵文一手资料，即写本资料的研究，讲一些故事。
我是2002年考上北大硕士研究生的，本科不是北大，也没有在这里作为根正苗红的存在。但是我们梵文专业在当时本来就没有本科生，当时全中国只有北大有梵文专业，而且就是从硕士开始，从零开始学起。在我上了一年以后，北大恢复梵文专业的本科招生了，我觉得我就是早生了几年，不然就能成为根正苗红的那一辈了。进入北大之后，讲梵文基础课程的就是段老师，很多老师听说过梵文教学秉承的是季先生的游泳论，就是把学生踹泳池里，呛几口水就会了。梵文确实不容易，段老师讲课的风格确实把我们呛得够呛，很多人听几节课就不来了，旁听的走的很多。而我们剩下的人感觉每听完一堂课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们都相互称为战友。刚上了一节课，段老师就让我写梵文写本。中国跟印度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佛教有很多梵文的原典，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很多在印度本土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很多典籍只能看到它的藏译本、汉译本，19世纪以来主要是在印度之外发现了大量梵文的完整本和残片，兴起了一股研究梵文写本的热潮。我们虽然有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但我们对梵文的研究起步很晚，对于写本潮流参与度非常有限，曾经的存在感非常低。在民国的时候有一部“蒙藏丛书”，其发刊词中有一句话形容当时中国的边疆研究、民族语言的研究，用来形容梵文写本研究也特别合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英日俄人，著作千百。回顾我邦，何乃守默？古语有云，楚弓楚得，启发愤悱。”
我们本身和印度的交流就比较频繁，甚至印度文化成为我们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材料又是在中国发现的，但是真正做这些材料研究的，在当时来看，中国人很少。而北大是近现代最早开始梵文课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唯一的一家。北大1919年就开设了梵文课程，但在最初开设的二三十年间，一直都只能聘请外国教员，相当于梵文教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直到1946年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创立了梵文专业。西藏可能是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开发走的梵文写本的宝库，上世纪60年代有大批写本被调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季先生一直对这些写本念念不忘，当然60年代经历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季先生写了很多回忆录，哪有条件研究学问。一直到80年代，北大拍摄了一批梵文写本的胶片，我们专业的蒋忠新先生最先投入研究，研究了差不多小十年之后，在1988年出版了一部《法华经》的梵文写本，季羡林先生评价它具有在国际学界扬国威的意义，我们现在可能不会用这样的话评价一部书，但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的确如此。
2003年电脑刚刚开始普及，段老师买了胶片扫描仪让我负责扫描这批北大的微缩胶片，当然我就是个助手。然后，她很快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读这些梵文。大家想想读了一学期就让你看手抄本。我就想硬着头皮干吧，这需要很多资料、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各个方面段老师都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当时我们看所有前人的东西都是一种仰望的姿态，段老师说不要只知道仰望这些学术大家，段老师的口头语就是“这有啥呀，我们花一点时间都能学会”。段老师学会了十几门语言，她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纠正她的导师的不足，当然段老师会说“你们很快就会瞧不上我了，你们很快就能超过我”。季羡林老师曾说过，什么是好的学生，就是能超过老师的学生。
段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是“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我们在这种碾压之下，真正实现了跨越式的学习。后来在段老师的帮助下，我在一捆未被认出的梵文散页里发现了两部从来没发现过的佛教中观派哲学思想的梵文著作，它几乎是西藏所存的最早的经典著作，大概是6、7世纪的。段老师特别激动，当时她给我们系领导群发邮件说“我的学生做出了重大发现，你们应该给予嘉奖”，搞得我见了领导都特别不好意思。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当时前前后后一块儿学习的很多学生，段老师都是分配甚至是硬塞给学生，说这是第一手资料，你得研究。她鼓励我们做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还经常鼓励很多学生带着这些写本出国学习。很多学生也在这种培养之下做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段老师是留德回来的，她在国际上的人脉是很广的，很多人知道她手上有一手资料，找她要，但段老师手非常紧，不松手。很多人说段老师垄断资料。段老师说：“不是我狭隘，我必须用这些一手资料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梵文人才。”
涉及一手资料，本世纪初新疆还出土了一大批数百件资料，当时为了督促国图收藏这批资料，2008年段老师去医院找病中的季先生亲笔写了一封信，就两句话，“听说最近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语言的残卷，这对于我们中国学界以及世界学术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让外国人弄走”。我特别能够体会老一辈学者的心情。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段老师说的，这些资料是我们培养自己青年人才的绝佳的机会，它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学者在刚刚入门的时候就站在一个国际前沿水准的科研实践之中，边学习边踮着脚尖够，而且目的性很明确。我们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年轻学者水平一流的团队，我们的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我们的传承就是为了青年，这就是一个体现。我们为了青年，也就是为了未来。
梵文这个学科是1946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77年，我们经过了中国学术最艰难的时期，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快速回暖，并且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冷门绝学的阵地，但是经过70多年的坚守，绝学没有绝，而且还发展了，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从过去总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忧愤的国际学界的后进，我们变成了并进，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成了先进，这种三四代人筚路蓝缕的坚守让我感觉到，这一路走来，人文学科是一个弱组织性、高课题性研究的学科，不管多大的先进后进的学术差距，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出很大改变的。
谢谢！
渠敬东：段老师真的对学问像是一团火一样地燃烧，对自己的学生既极其严厉，又万般宠爱，这两种很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真的融在段老师的音容笑貌里。我们总是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老师，他们给学生的力量，有可能比学生自己的力量还要足，让学生能够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北大的精神所在。
苏东对这方面感受特别深，因为他不只是自己做研究，而且一直在古代文献领域或者是广义上的学问里帮着前辈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请苏东讲讲。
程苏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
程苏东：谢谢，各位老师下午好！刚才提到段老师，我跟段老师没有很多机会接触，但是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巴黎和伦敦，我确实在那次接触中感受到她给人的一种非常大的力量。那次会议要用英文做报告，我英文是很差的，但我讲完以后，段老师对我说“北大中文系还有英文这么好的”，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这样很短暂的一次接触，段老师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
刚才都谈了中文系精神的传承、学脉，我作为后辈，非常认同陈老师说的。我到北大也比较晚了，很多老先生是活在传说当中的。我就谈一谈我自己对传承话题的理解。
特别感谢渠老师把我叫过来。2018年我们讨论要做这样一个活动，就有了学缘和传承这么一个概念，邀请的讲述者也不一定是北大本科毕业的。正好那个活动是4月18日，是袁（行霈）老师的生日，我那天正好在台北开会，但我一直在群里，看他们还搞了彩排，看到彩排的场景，用了大屏幕，而且大家都化了妆，我当时心里酸溜溜的，感觉这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可我却错过了。
这次我受到邀请，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这又是一个历史时刻，而且我要准备一个发言稿。十多年前，在社会上，包括在北大校内，有过一段时间，大家对所谓学术近亲繁殖的讨论很激烈，最后以禁止本校博士生的直接留校来完成这个制度，而且很快在各个高校推广。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既被这个制度折磨过，也是受益者，有很多更优秀的师兄弟没有留在这里，我们留下的人获得了更好的平台。一直到博雅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这个制度执行得比较严格。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评价，不必争论，就好像进化论最初是一个生物学知识，后来变成了社会学领域的知识，包括鲁迅这样的学者，本来是科学思想，后来变成社会学思想。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是一个近乎于真理的东西。近亲繁殖也是一样，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或者优生学的概念，但被用在讨论学术代际关系的话题里，这样一种看法不管怎么样，多少是会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差异，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我们这次关于学缘的讨论，展现出了代际之间传承的价值，因此不仅仅限于北大，大概给整个高等教育界青年人才的培养，包括青年教师的引进，也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角度。因此这本新书出版之际，我作为一个读者衷心地表示祝贺。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前面老师讲得都非常好，我讲一点不是特别合时宜的话。北大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地方，具有强大的精神魅力，经常会给人带来历史现场感。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会在北大每天都有，但是看到名单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要参加，它会使人形成一种巨大的自我形塑能力；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但它也可能造成一种排斥性。尤其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提到我们的北大学缘，首先“我们”是谁，本来是所有的北大师生，但北大老师中有一些人没有北大学缘。这个活动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学缘是一种传承的方式，也许还有别的传承方式。
我的发言稿本来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缘传承”，这次活动整个围绕着人展开，有老一辈，有年轻一辈，这是非常好的角度，让我们真实可感，它确实是我们身边的，就好像孔子做《春秋》有三世，都是通过人的纽带传承起来的。因为我是做汉代经学的研究，我很快就会想到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学术传承上一个重要的差异：今文经学以人传承，但古文经学是以书、文字和知识来传承。这也就讲到继绝学的问题，“为往圣继绝学”，绝学的传承不能断，但中间有时候会跳跃人，孔子在《春秋》最后一年说，我这个书在当代没有读者。孔子通过书本的形式等待读者，汉人说：孔子的学生是谁呢？董仲舒。
今文经学有它的优势，有准确性、系统性，有真实可感的力量，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旦传人调令之后，学问就会随之湮灭。甚至有负面的问题，比如有的博士太有责任感了，觉得这个学科无论如何要传下去，当有一种新兴的学问出来的时候，他会打压这种学问，即《汉书》云“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我们也必须反思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具有125年的历史，并且始终引领学界潮流的大学来说，曾经产生的学术性代表人物和学术思想太多了，这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借助师承方式留在北大，因为有的学生会转移阵地。比如最近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纪念戏剧学科百年传统，其中一个重要讲题是，南大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是从吴梅先生南下开始。这些还是不是北大的学脉和历史传承？因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是竞争性非常强的舞台，不是谁来了就都能留下。有时候制度层面上整个学科被整体废止而中断。我本人做的是经学，京师大学堂有经学，但后来也被裁撤。这些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是当时非常灿烂，但是他们都是北大精神的重要脉络。因此，我们是不是在依托人的传承路径之外，考虑依托书、著述的另外一种传承？作为今天的北大人，是不是应该把继承这些传统的后学请到聚光灯前，给他们一个大幕，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这或许是未来可做的一个工作。
谢谢！
渠敬东：谢谢程老师，讲的是真心话，而且是学理上的反思，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需要开一个有关传承的学术讨论会，既要有故事，同时又有背后的深思。苏东老师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苗老师的老师——刘浦江老师是北大重要的学者之一，可惜英年早逝。这段学缘有很多故事，包括刘浦江老师和邓广铭先生的故事，刘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每每与润博聊起刘老师，润博还会沉浸在那种别样的感情中。下面请润博讲讲自己的感触。
苗润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苗润博：谢谢渠老师，渠老师把节奏带得很好，一下把我们带到八年前。刘老师走了八年，昨天看了段晴老师公子写的文章，我也想到八年前的自己了。今天听老师们讲的，确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之前有一个校报的采访写到，我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带我的学生。它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但也不是简单地手把手，传承需要以身体之，耳鬓厮磨。当然从刘老师到我们，我最想讲的一点，跟大家谈到的有交集，但更多的是不同，那就是批评和传承的话题，或者说，只有切实的批评才有真正的传承。
举三个例子，我第一次见到刘浦江老师是2010年9月份来北京听他的课，当时我还是念大三。课后我去向他提问，心里怀揣着对他的成名作提出的商榷，挑了他的一个错误——当时有反骨嘛。刘老师跟我聊了半个小时，我回到天津南开——我的本科学校之后，第二天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表示我的感谢，没想到他回邮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然后就让我参加他给研究生开的《辽史》读书班，实际上是参加中华书局《辽史》的点校工作。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不打不相识。
过了三个月，我又在他的文章里挑了一个错误，写了一封邮件给刘老师，其实是非常小的错误，就是老师引述的材料有版本上的差异。刘老师把他给我的回复同时抄送给所有学生，他说：“从此事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引用任何材料都一定要核原书原文，否则不定什么地方就留下隐患……我早年写的一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相当粗疏。正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明年正好五十，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适。《春水秋山》一文写于1996年，那年我35岁，因我出道很晚，所以这应该还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们现在都比我起步早，将来一定会比我更有成就。”这是一个成名学者对于一个大三学生的批评意见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批评的意见成为一种日常，刘老师每写出一篇文字，无论是随笔式的，还是论文式的，我们都会有一个机制，就是集体讨论。刘老师上来就说，“一句好话也不要说”。这使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刘老师发来一个文稿，我们都会像打鸡血一样找他的错误，这样一种刺激非常真诚坦率，让学术批评成为日常，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老师是可以平等对待我们的。更有意思的是，我的性格是比较直的，我到动情处，会说：“你这是硬伤，不改不行。”刘老师当场可能会默然，过会儿讲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会说“你这也是硬伤“……来来回回地讨论。在我看来，传承是在师生的砥砺之间产生的。
这三个“史料”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开放包容甚至是纯粹的学风。这种学风是非常难传承的，最难传承的是批评。回顾这些批判的日常，我的学术是怎么来的呢？我在研究领域的每一个大的范式性的突破，全是建立在对刘老师的批评之上。因为刘老师代表了我们辽金史学界最前沿、最深入或者说是最重要的里程碑，当你和他的对话成为一种日常，才能反思以他为代表的既往的学术，实际上他代表了边界。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拓展人类思考的边界，北大的老师恰恰是这个边界。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日常时，既有对于具体观点认识的辩难博弈和推进，同时还有一层意思，我们老师的研究方法很多是自在的，到我们这儿是自觉的，因为有反思、有提炼、有总结、有批判，其中有研究方法的转换。从辽金史到北方民族史有一个彻底的范式转化，就是在这个代际之间产生的，维系这个的是批评。
讲批评和传承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三个层次。最先想到的是老师对学生进行批评，这种批评肯定是负责、认真，真正能够读懂学生，找出学生要害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批评，要想切实，一定要下功夫，这种切实的批评昭示的是一种学术恒定的东西。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接受的是：我只要卷过别人就赢了。但学术是一个恒定的标准，每一个比拼的场合似乎告诉大家相对的标准在哪里。批评导致学术标准的昭示。
更重要的是学生对于老师的批评，是挑战，是直言不讳。刚刚讲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内核是拓展人类思考的边界，而在传统人文领域，至少北大的老师往往代表了这个领域的边界，也是首先需要跨越的地方；研究范式的转移，整体思考框架的突破，其实都在这里。学生对老师的论述展开严肃而细致的批评，使得挑战权威成为日常可能性，而这种具体学术观点的商榷，不仅无损于学者的格局和境界，更会真正体现这个学者的影响力，因为真正值得对话的没几个，而最值得对话的就是我们的刘老师。
更重要的是，历史学是反思的学科，作为一个老师如何制造这种批评，不仅限于乐于接受、包容，更重要的是反省学生提出的批评。反省如何对待学生：自己对待学生的姿态，到底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雇佣的。任何讨论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讨论，而不是君与臣的讨论，不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讨论，甚至不是简单的师父带徒弟，这种关系的反省建立在我们对于师生传承的认识之上，师生之间应该是平等，而不是依附的。师生之间的权利关系天然不平等，这样一种批评在挑战自然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压力，所以变得很稀缺，学术的可贵就在这儿，师生在学术面前的平等，针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切实讨论，无关乎等级、地位。人和人之间的传递最难的是反思性的批评，这种批评恰恰是学术界区别于其他领域最可贵的东西。
我说完了，谢谢！
渠敬东：谢谢润博，今天大家说的都是心里深有感触的话。学问是一个特别的职业和特别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内在的道理和尺度构成了传承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各位老师对传承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倒不一定是不同，而是讨论的角度面向不一样。文研院成立七年以来，学者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我们见过很多学者，见过很多师生，见过很多传承的现场。既然叫传承，那就不只是现实发生的事情，也包括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甚至文本之间建立的传承，而这方面邓老师体会最深，邓老师一辈子都在北大。我经常想问她一个问题，但不敢问：一个学者有多大的胆量才会想做和自己父亲完全一样的领域？这个问题涉及老北大的历史，涉及新北大的历史，也涉及各个方面，所以请邓老师讲一讲。
邓小南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邓小南：首先纠正一点，我们学生有一次问我：是不是邓（广铭）先生做的问题你都不做？后来我想了想好像也是，他研究王安石、岳飞，我从来没写过这几个人的文章，但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下意识的。当然润博说到，学生和老师之间要有平等的批评。有时候我父亲的观点我也不一定完全赞成，我父亲晚年的时候会说我们家有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说的就是我。我当时的想法是，有一些事情别人不会跟他说，只有我会跟他说，但是他听到后也经常很不高兴。我其实想，我父亲晚年将近90岁时，他内心可能有相当的孤寂感，觉得甚至于连他女儿都不理解他想说的话。这是一个题外话。
言归正传，今天有各位老师在，在座的都是我们文研院的朋友，刚才的发言确实有很多是学理性的反思，也有很多具体的范例和多方面的思考，我跟在各位的后面说几句。大家说到各种不同，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背后要追求的那个共同。
文研院的事情都是大家做的，包括这次讨论会，主要的推动者也不是我们，一方面是出版社——以夏书记为首的；另一方面，具体的工作我们这边有渠老师，有小翁，有我们的团队。所以文研院的事情都是大家做的，而且都是在各位的支持下才最终能够做成的。今天是北大125周年校庆前的一个特别日子，正好是我们“传承”五周年的纪念，也是我们文研院和北大出版社开始密切合作将近一周年的日子。我记得在去年在出版社开的会上，我带去了郝平书记的嘱咐“好书都要留在北大出”。所以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跟北大出版社的同事、跟各位关心过和参加过“传承”活动的老师济济一堂进行新书的发布会，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充满感情的发言，带给我们很多非常切实的启发和很温暖的回忆。
像大家说的，“传承”这个题目是青年老师集体酝酿出来的，得到了北大不同代际老师的鼎力支持。2018年4月首次传承活动，那时候一方面正逢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另一方面，当时北大校内外正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曾经犹豫传承这个活动要不要在那时候做，但商量了以后觉得，那种时候更应该宣传或者推进我们传承的精神。那次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究竟有多少学生会来，我们心里完全没有底，但到了二教地下会场，当时热烈的气氛让我们特别感动，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一直把这个活动做下去，接下来就坚持了五年。
各位老师从各个学科，甚至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汇聚在同一个平台上，实际上这也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学缘并不等于人缘，而且学脉本身有延展性和跨越性，而不应该是排他的。北大始终是作为一种气质、一种精神而存在的。我经常在校园里碰到有人说自己是来自南开的、来自北师大的，到北大来听什么、看什么。为什么要到北大来呢？北大不光是属于北大的，也不光是属于北大一代代学人或学者的，它是作为一种气质，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于当下。所谓的气质、所谓的精神，就是渗透在日常的学术生活里，甚至说渗透在一天一天在痛和乐的挣扎之中的，其实就是在这种挣扎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这样一种气质，这样一种精神。
人文学科说到底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渗透在我们学术之中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它的内在价值是以一些杰出的前辈学者作为榜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传承活动都是从前辈讲起，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是以一种学脉的延续作为学术生命的准绳的，而且各位都以北大精神的传承作为自己的义务。
说到精神传承，张鸣老师回忆到我们第一次传承的现场他讲到的那件事情，实际上每次我从历史系过来，经过未名湖走到静园，都会经过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李大钊先生的铜像，这是我们77级、78级同学毕业的时候集体捐赠的。1982年这两尊铜像竖立，到现在已经过去40多年，但我们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经常看到铜像前面摆着鲜花。每次我从那儿走过，都会觉得受到了前辈的注视，他们在这儿看着我们这些人走过来走过去，忙忙碌碌，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是不是他们当年期待的那个样子？
我们面向历史的目的是面向未来。就人文学科来说，我们有楷模，有传承，有积累，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境界，才会有历史性的超越，我们才能有勇气面对未知的未来。像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和他们无数的后人，在北大工作过的或者关注过北大的，他们以毕生的成就奠定了北大特有的风范，他们执着的努力不仅仅在学问上，不仅仅在于出版了什么书、发表了什么文章等事功，更重要的在于他们酿成了一种风气和潮流，这种风气和潮流影响到我们一代一代后世的人，这就是北大的学脉，就是北大的精神，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历史。
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把传承不仅仅作为一种活动，就像陈平原老师说的，要作为一种严肃的机制，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实践，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文研院就是为此而建的，所以今后我们一定和各位一起继续为此而努力。
最后，谢谢出版社的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老师，也谢谢始终支持我们传承活动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就说这些。
渠敬东：谢谢邓老师，其实跟邓老师工作很愉快，只要想得正就可以做。确实要感谢北大出版社，这本书是我们和北大出版社合作的第一本书，出这本书也是有我们的考虑的，以传承的实质性的精神气质，带动同样作为北大一分子的两家单位的合作，确定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两家目前规划了三个系列的合作，在这本书之后，接下来会出版一套“大先生”的系列，一方面我们要系统总结这些先生的学术创见，另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在他们身上或他们同辈人身上、不同辈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只有理解了这些故事，某种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学问，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书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让读者在那些日常但又不平常的细节里看到他们的精神气质。
因为有了先生们，我们才能进入到北大这个大学堂，有了先生们，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学问的腹地，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用各种各样的主题呈现文研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的学术收获，我们会有一个“大学堂”系列。正因为有了各代人之间的学术积累，我们才能睁眼看世界，才能看得更清楚、更丰富，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大世界”系列。从人到学，再到我们面对的生活、世界，来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当然这只是开头，需要各位老师更多支持，也欢迎更多的批评。我们的合作离不开出版社的领路人，也请夏老师讲几句。
夏红卫 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
夏红卫：谢谢，我不应该讲的，因为老师们讲得特别好，我一直在记，特别受鼓舞。敬东老师已经把我们跟文研院合作的这个系列“大”字的构想做了简单描述，要想实现这个图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尤其需要各方的支持，老师们的支持。
今天的主题是传承，我在想怎么扣这个主题。我是去年4月份到出版社工作，到现在为止大概一周年。我在1991年留校以后一直从事的是交流工作，我跟在座的老师们都有过交流，我在北大30多年做的都是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的本质就是文化交流、文明交流。但我原来做的工作更多的是以活动为中心，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我在北大坚守了30多年，在国际交流一线，最割舍不下的是北大这块土壤，对于这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北大是一个绝佳的场所。我到了出版社以后，就思考这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特质怎么能够传承下去？我跟汲总编是新来的，出版界的元老们都在这儿。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去年邓老师说，文研院成立了六年，做了很多活动，口碑非常好，非常丰富多彩，所有的学术活动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是什么呢？就是出版。因为出版了之后，文化传播的力量能够倍增。邓老师鼓励我，郝平校长也说好的书要在北大出，当时我很受感动。要跟文研院合作，我就赶紧组建团队，找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双方一起讨论，丛书的架构怎么建立、品牌的形象怎么设计等等，我们都做了很深的考虑。我们交流中很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人是非常重要的。邓老师和渠老师说要把这本书做成精品，把北大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我们为了促进双方的合作，每两周碰面一次，一年多时间出版了第一本书。这样一种精神，也是一种非常努力的精神。我们要把这种非常努力的精神传承下去，接下来出版更多的精品，更好地把北大精神体现出来，传承下去。
谢谢各位老师！
渠敬东：谢谢夏老师，今天出版社的好多老师都在，张凤珠老师、陈小红老师、徐丹丽老师、徐少燕老师……我们现在越来越熟了，因为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而且很愉快。原来我们还说，讨论这本书是不是每个人上台讲一讲；我说不，一定要大家坐在一块儿说说心里话，真正去讨论这个问题，感受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氛围。王博校长也说了，要把这种氛围坚持下去。也特别感谢北大各个部门的领导来参加今天的研讨，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机会，以增进相互的理解。
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就结束这次活动。但也许这个话题还要真正以研讨会的方式来好好再进一步切磋，谢谢各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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