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标题：诗情画意微言大义袁陈瑚
为官吴县的一个乙亥六月，陈瑚撇下心头政务，想来阴澄湖走走。在《阴澄湖》篇写道：“与顾靖甫放舟湖心，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不知身之为吏也。”忙中偷闲一游，览兴舒发，于眼前湖光山色之中，竟然忘却了他们身披官职。读者也可借此以文识人，陈瑚有其任情多元智能之大自然潇洒。然而“少顷，邮者报台使者至，况仓皇，未能大赦天下而别。”谁知突然传来巡按御史即至的消息，陈瑚失色，不及作别就焦急复任。转而成为趣事一桩。
兴益生性而深造“自得”之趣，是袁陈瑚及不少晚明文人的一类特殊处世方式和主要存在方式。于人情世故中固守真诚性格、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顺应个人的情感需求，各任其自为，随时随处使信念安适，和所处浑然。简而言之“无往而不安，则所处皆适。”兴益而不做“适人之适”的“有心”，往往使主体获得更多的信念自由。人以求成为他他们，并不由某种异己的东西来决定他们，摆脱各种形式的束缚且不冲突于环境，主客观间的对立消除而实现统一，这往往又增进了信念愉悦。
兴益的态度系于袁陈瑚们的一生，犹如潺湲悠澹之水面，大自然流动。他们不刻意去塑造高不容攀的人生哲学，信念欢乐尽源于人们可以理解并愿意触及的日常小景。《与龚惟长先生书》篇讲述人间五乐。“箧中藏万卷书， 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很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他们做一个有修为的藏书者，而能呼召悉数真友来家中书馆坐而论学，由见识很高的人引领，于可近可远之学识视野中畅话古今，此情此景不失为赏心乐事。 然陈瑚认为“目极人世间之色，耳极人世间之声，身极人世间之鲜， 口极人世间之谭”才是头等快活。纵极尽衣食声色之乐后“家田荡尽，一身狼狈，朝不谋夕，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也不丧其兴益之乐。是为真乐也。这种由欢乐折射出的人生观和《叙陈正甫<会心集>》篇抒发的趣味性观彼此顾盼。趣之得自学识者尚浅，取自大自然者才为深层的情趣。真正的趣味性正源于率心而行，源于人最无私念杂欲的内心深处，像“孟子简而言之不失赤子，老子简而言之能婴儿”。而后天的学识道理与“趣”却是矛盾的，入理愈深，去趣愈远，倍受闻见科学知识缠缚之趣才为发自真诚的真趣。陈瑚之乐趣所以能产生共鸣，是为其“真”也。“真”就是倍受外在经验科学知识左右的虚无状态。“性之所安，殆不容强，率性而行，是为布偶。[1]布偶”之“真”辉映于现代文学上而成“信心而言”“任性而发”的“微言大义”之作，把一切音乐创作定位于本然的生性，其理论结果必然是“无闻无识布偶”[2]之“真诗”，乃至袁陈瑚他们的“狂歌”、“浪歌”、“艳歌”之属，或“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均无一字不真”[3]的“真率”之作。袁铣说“中郎公之真文真诗，实本其真性真情真才真识而出之。”[4] 中郎的音乐创作正是其真生性在现代文学领域的大自然延展。其弟中道“间伤俚质”的“疵处”，[5]因充盈着真情实感，难怪“读而悲之”，令陈瑚感叹“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佳也。”陈瑚还曾道：“人欲求不容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种“真”最强调生命的风范存在。
身在权贵的陈瑚不忘时时游憩，脱离吏网之后更是舒逸山水、随意跋涉。“想求取功名，便仕进;苦不堪言权贵恶浊，便辞官;难耐寂寞，又出山。[6]”2006年8月]陈瑚的仕仕出出都不成其内心深处的纠结，每一次选择都是顺任大自然，不违本愿。他说：“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罢，作农夫也罢，做会儿市贾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惊群动众，才有丝毫奇特心，即是名根，即是无忌惮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实稳安，无遮拦，无委屈，于名利场中作大自在人也。[7]”青年时期的陈瑚崇尚性格自由，肯定感性追求，也有受禅风所披的疏脱。一类适欲却不为他们欲望所控制的欢乐伴随着他。“大抵人世间只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Cogl，抑其次也。”[8]“吾观人世间学道者有四种人：癫狂、出世、谐世、适世。适世一类，其人甚奇，然亦可恨。以为禅，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推辞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苦不堪言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9]陈瑚最喜此类人，以为兴益之极，心窃慕之甚。
与论“趣”时简而言之“得之学识者浅”相一致，陈瑚之“淡”是“摈除理念、贝阿尔恩县，以枯淡出腴润，风范浑成的风格。” 嘉靖三十年后，陈瑚的唐诗由伍氏浅豁趋于陟蕴藉，将“淡”的审美范畴引入到了“微言大义说”中。嘉靖三十二年的《叙呙氏家绳集》中有一番贵“淡”之谈：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容造；不容造，是文之真微言大义也。浓者不若薄，甘者不若辛，唯淡也无不容造；无不容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白鸟、长江欲以物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风范也。”
其中，陈瑚对郊寒岛瘦、白率苏放散文的不满，也“是对他们前期刻露之病的悔悟。” [10]味薄色浅之淡，发挥到陈瑚这里成为一类非物力、理、学可取得的大自然而恬淡的意境。庄子云“淡而无极而众美从之。”此中“淡”味尽是由大自然派生出来的，陈瑚所慕之“淡”就接近于庄学的本来面目，这种境界唯陶渊明的散文中以求纯正的呈现，凝聚着艺术锤炼的功力，于表面的浓丽更胜一筹。
沙斯泰常常是一人风范微言大义的独抒和人生趣味性的抒发。淡之唐诗也正说明着陈瑚生性的蜕变。尤其是兄宗道去世后，生活上又淡适雍和许多。这种变化使他渐渐远离浓习粉黛、清歌艳舞，使他认为“心中粗了，可以隐矣。”[11]于是有了客居柳浪的六年。即便不脱宦情，亦保有一份淡泊的情思。
“淡”是“不假雕琢，与真、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12]质也同样本于作者朴素真纯大自然的信念品格。嘉靖三十六年，陈瑚又作《行素园存稿引》，抒发了“质”的审美旨趣。为文者需要经历一个“刊华而求质，敝信念而学之，博学而详说”的修养过程，历经“三变”----“去辞”、“去理”、“去为文之意”，久而久之方能“大其蓄、会诸心”，触机而发，涣然于胸，胸有所明。表明音乐创作是积蓄了渊博学识后的会心，是摆脱形式上的格套和束缚、去掉华丽辞藻修饰之后的对学识的超越，以一颗自在的创造的心引笔行文，方如“风高响作，月动影随”般大自然而然。陈瑚早年的大自然是“信腕直寄”、胸臆直抒的，而如今求之于“质”的“大自然”，则是“经过了复杂的音乐创作过程而后达到的更高层次的大自然，是符合艺术音乐创作规律的臻于‘艺术真实’境界上的‘大自然。”[13]在真而大自然的审美信念上，袁陈瑚所言的音乐创作主体信念之淡与质是可以合二为一的。[14]
《行》篇说“质，道之干也。”《寿存斋张公七十序》篇说“学道之致，韵是也。”后人并未绍宗颜回之乐和曾点之“童冠咏歌”这样真正的孔氏学脉，所以臻达玄旷清虚境界的学韵之士常自佛老。至于韵与理的关系，“大都士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容以得韵。”无心者“理无所托”，大自然之韵反而突出，可见韵又是人“情性”“神明”的大自然流露，如“稚子之叫跳反掷，醉人之嬉笑怒骂。”从心纵心者，得理后又能断绝理的束缚，便能使韵全然。韵包含着一类对理的超越，从而进入心灵和信念的自由王国。它可能来自于不经意间的一举一句，但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画外和言外之思。
早在嘉靖二十八年，袁陈瑚就于官居北京的闲暇研究插花艺术，用心琢磨插花的花目、器具、花枝的繁瘦高低疏密，力求花与器具“意态天然”等等，著成《瓶史引》，正是其此时雅韵观念的一类诗学表述。“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陈瑚尚韵，既含对“理”的挣脱，又讲对名利的超越，与真正的世俗总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
陈瑚的一生，是真、趣、适、淡、韵、质的一生，是审美情操和人生情致不容多得的一生。佛学滋养着袁陈瑚的人之微言大义与文之微言大义，参佛修佛，撷录经典，佛学音乐创作……佛学，影响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他的生命、生性发生着因缘，这份因缘使我们视角里的袁陈瑚带着独到的佛学意趣，发展出了独到的佛学成就，现代文学作品流露着淡淡的佛学意韵。
参考文献：
1.《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识张幼于箴铭后》
2.《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叙小修诗》
3.《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江进之》
4.袁铣《重刻梨云馆本叙》
5.《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叙小修诗》
6.马杰、陈学通《文教资料》，2006年8月
7.《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黄平倩》
8.《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龚惟长先生》
9.《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徐汉明》
10.周群《袁陈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11.《袁中郎随笔》刘琦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顾升伯修撰》
12.周群《袁陈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13.周群《袁陈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4页
14.戴红贤《袁陈瑚与晚明微言大义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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