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深度访谈系列之四
宝罗，1991年、1995年曾分别与“自我教育”乐队、“穴位”乐队合作，光头女朋克形象在90年代初就被传为佳话，也曾受过讨伐。她是最早在央视露面的大陆非主流音乐人之一，“东方时空”栏目曾于1995年接连制作、播放《哪里天涯有鲜花》、《诺言》两首原创作品MV。在以个人身份发展期间，曾先后签约大地、风行、华纳等公司，因各种波折和变故，从1993年就开始制作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天堂之花》直到1997年才发行海外版，1999年发行国内版，并因为这些波折和变故，即便发行后就震惊江湖，也使《天堂之花》错失被更多人了解的机会，即便至今仍被传颂。
2002年宝罗与苏放组建中国第一支新古典主义黑潮世界音乐组合“北京谈话”，只两次演出就征服了太多双眼睛和耳朵，被当时国内最大的英文杂志《That’s Beijing》推荐为北京最值得去看的5个现场乐队之首，并被欧洲著名文化机构“亚洲文化中心”邀请到欧洲大型城市露天音乐节做70分钟的专场演出，西班牙电视台现场直播。
在改名宝罗之前，她叫王笑梅，1986年就开始登台在全国巡演，1987年就先后发行《甜甜姑娘》、《新潮·冷漠》两张翻唱专辑，并曾获得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只是，内心的叛逆和澎湃，在连续两次参加央视春晚录制到最后都因“太不听话”而被拿下、一怒告知时任央视台长再不合作后，她坚决离开流行歌星这条或许更充满着阳光的路，转而蹒跚但更坚决的行走在她内心里的独立音乐的路上。即便后来移民法国，仍与国内一线独立音乐人保持着密切合作。
★ 我一直努力用音乐证明自己，而不是靠这张脸——深度对话中国第一女朋克宝罗
文/刘浪
她叫宝罗。
在叫宝罗之前， 80年代中后期，她有一个流行红星的名字，王笑梅。
笑梅是本名，并以这本名，1986年就开始了全国巡演，1987年先后发行《甜甜姑娘》、《新潮·冷漠》两张翻唱专辑，并获得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
看似，一切的顺风顺水，却其实，埋藏着她生来的巨大叛逆。
这叛逆，初表现的大场面，是在连续两次参加央视春晚录制到最后都因“太不听话”而被拿下后，一怒告知时任央视台长再不合作。
并，就此，坚决离开真的就是更充满着阳光和璀璨的流行歌星之路。
即便蹒跚，明知蹒跚。
自我教育乐队、穴位乐队，是她职业独立音乐人生涯里，经历过的名字，痕迹清晰。但，这清晰，只是丰富她的履历。
她的浓重，是与苏放一起创制作、曾先后签约大地和风行两家唱片公司又解约，最终自行投资录制并由华纳发行、拿到当时堪称天价版权费的《天堂之花》。
历经难产，是适合《天堂之花》的词汇，或者，磨砺。
这磨砺，是反复的推翻和重建。就如，贯穿这次对话始终的“灵魂的自由”，即便蹒跚，即便昂贵。
但，也正因此，成就了“即便二十多年后听《天堂之花》，依然不过时”的经典。
这经典，是远凌驾于即便现今一些一线乐队作品那看似成熟实则熟透、一触即可能溃破的编曲的华丽。
这华丽，是遵从内心。
就如，很多年，她一直在努力用音乐证明自己，而不是靠那张倍受当时滚圈关注的脸。
她曾剃光了头，及不羁，并被誉为中国第一女朋克。
她的，现场的自如，和澎湃。
她的，内心的狂野，和外在。
一个年代，成就一个年代。一个年代，记述一个年代。
一个年代，有典范。那个年代，有宝罗。
并，一直，就在不远处……
▲ 宝罗，1996年 摄影：苏放
壹：很高兴签约摩登天空，年轻时就希望能和沈黎晖一起工作
刘浪（以下简称刘）：先说说最近的工作吧，主要在忙啥。
宝罗（以下简称宝）：最近一直都在做新专辑。在法国跟在中国不同，这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和我一起合作的音乐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只做我的东西，很多做音乐的人为了生存也做别的工作，甚至包括很多已经很有名的人。但正好疫情大家都有时间，能集中精力只做我这张专辑，差不多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我更喜欢即兴音乐，因为我觉得明天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规划未来，只做好今天能做好的事。
刘：您说的这张专辑就是与摩登天空签约的那张吧？
宝：对，就是与摩登天空签约的那张专辑。
刘：说说与摩登天空的结缘吧。
宝：开始我是想做一张法语专辑，也已经找朋友帮我写了一些法语歌词。有一天沈黎晖的名字忽然映到我的脑子里，这可能是上帝给我的提示，我的生活中很多主意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它自己进到我脑子里，我一般都毫不犹豫的遵从这样的提示，因为我认为那是上帝的提示。这次也一样，我毫不犹豫的把法语歌都改成了中文，做完三首我就把小样寄给了沈黎晖。我年轻时就很希望能和他一起工作，所以我很高兴这次能和摩登签约。
刘：以前和您聊过，您非常认可沈黎晖老师。虽然在您心里，您足够认可您经历过的每个人，但对沈黎晖老师，您不乏溢美之词。
宝：我一直很欣赏沈黎晖，他很有耐力、很有责任感，可以相信，能把摩登天空做成这样是要牺牲很多东西的。他让很多有艺术天赋但没有经过艺术训练的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艺术是天生的，对艺术的理解是通过训练达不到的。而且我觉得他让很多不可能做音乐的人都有机会做音乐，我真的觉得应该感谢他。
刘：这张专辑大概啥时候能发行？
宝：我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早就应该发行了，现在还在等。所有的事都这样，没到最后发行那一天就都有不确定性。但应该不会等太长时间了。
刘：以前和您聊过，您一直在准备新唱片。而您这一直，可是自1999年发行《天堂之花》国内版后就开始的。
宝：我一直在听，在看，在感受，这就是我做音乐的方式。音乐可以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我很喜欢画家杜尚的那句话：生活就是艺术。
刘：二十多年，您似乎还是一直在寻觅，您内心里的音乐的与众不同。
宝：我没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只是做不了别人要我做的样子，我只能做我自己。现在我不再需要寻觅，我已经找到我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的自由。我正待在里面，享受着这种自由。
刘：新唱片还是要以“我”为主吧？
宝：我觉得从来都没有“我”这个字，或者说“我”这个字从来不是指一个人。“我”就是一个人把他听到的、看到的、遇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融合在一起，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大家。这次合作的都是法国人，都是年轻人，主要是我和一个录音师一起完成的。
刘：这么久的沉淀，一定具有不一样的内心和表述。
宝：人总是在变的，有时候这种变化自己都没发现。2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肯定不一样，但有些东西是从来不会改变，那就是我对自由的需要。
▲ 宝罗，1999年 摄影：宏伟
贰：一个人一辈子只可能有一次能找到灵魂伴侣，很幸运，我找到过
刘：您移民法国多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体制的自如应该是更契合您的气质，包括音乐。
宝：住在法国多年，感觉法国能给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刘：所以，为啥没能遇到更适合的乐手？
宝：这儿的乐手真的都很棒，不是找不到合适的，而是我和苏放一起做音乐是用灵魂在交流，而不是技术交流。
刘：也或许，这就是属于您的音乐的命数？
宝：一个人能找到灵魂伴侣一辈子只可能有一次，有一次就已经很幸运了。
刘：《天堂之花》也基本就是您和苏放老师的合作作品，只是在个别环节，邀请了曹钧、全胜、李强、罗岩、赵家珍、姚策、RAY、王中华、耿国际、张安祥、底里等圈内好友助阵。
宝：第一张专辑都是我和苏放在家先做好一个小样，然后再找别的人。除了你说的专辑里的这些朋友，后来演出，常静、张全胜、荒井、牟强、刘效松、余伟民、Dominic Bautista等我们在一起最多，他们都是国内最棒的乐手。
刘：是否那时候您和苏放老师的情侣关系，能够更多的契合？或者，是天人合一成就的《天堂之花》的经典。
宝：我认识苏放时，他正要在首体做一个大型演出。那时候我是中央电视台特约演员，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听过摇滚，女歌手们都在唱邓丽君的歌，我唱的是山口百惠和苏芮什么的，在流行歌里面已经算是很摇滚了。我唱歌时苏放会听得泪流满面，苏放也给我读很多书，像莎士比亚什么的，我也听得泪流满面。我们总是喜欢一样的东西，只有一点不一样，他比我更理性，我比他更野性。
▲ 宝罗《天堂之花》专辑封面、部分内页，1999年 图片提供：刀刀刀
▲ 宝罗与苏放
叁：法国文化表面的小里小气，其实是蕴藏着更深刻的灵魂
刘：很多年后重听《天堂之花》，依然不过时。或者，依然是崭新的。而且这么说，至少会有很多我这个年龄段的听者赞同。
宝：灵魂从来都不是一个时尚的东西，所以肯定不会有过不过时的问题。
刘：但我也知道，《天堂之花》并未达到您的期望。
宝：我从来都不喜欢我做过的东西，因为我想的永远比我做的要好的太多，想象力是没有限制的，你把这些想象变成现实的时候就不同了。
刘：这么说来，2002年您和苏放老师组建的“北京谈话”组合，那即兴现场，才是更贴近您内心的表述？
宝：我喜欢现场，因为它可以把我身体里很多不同的东西充分表现出来，我的安静，我的野性，而这些在录音的时候就很难做到。
刘：而且“北京谈话”还受邀到欧洲大型城市露天音乐节做了70分钟的专场演出，并且西班牙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宝：西班牙那场演出，是刘效松的太太看了我们在三里屯Udo办的那场演出之后，正好有一个西班牙音乐节，很多乐队都送了录像，我们被选上了，还有一个新疆乐队。
刘：旅欧、旅法多年，作为一位成功的歌手、艺术家，您觉得欧洲音乐包括环境，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宝：我刚来法国的时候真的是很受不了法国音乐，因为我习惯了中国的那种追求高大上。法国的音乐让人感觉小里小气，就像法国电影里面从来没什么大人物，但是你看得越久听得越久你就会越喜欢上这种东西。在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里，你越来越感受到更深的灵魂。
刘：这些不同，包括生活，是否就是您一直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
宝：在我自己的国家我总是被当成一个异类，毫无疑问会感觉很孤独，当然孤独也会给你一种力量。在法国就不同，每个人都那么自我，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你不需要搞关系，搞关系对于我太难了。
刘：北京圈内好友去法国，多会找您一起玩玩音乐，也就是否更自如？
宝：上次底里来蓬皮杜也是法国最有名的现代博物馆演出，他让我和他一起去演。演完出，他在我家待了一段时间，我把和我一起做音乐的朋友都介绍给他，我们一起玩音乐，其中有我最欣赏的法国女歌手Brigitte Fontaine的鼓手，因为我刚来法国时就跟他一起做音乐。那次，我想底里肯定对法国音乐家的素养留下难忘的印象。
▲ “北京谈话”乐队西班牙巴塞罗那专场开场曲，2002年
▲ “北京谈话”乐队西班牙巴塞罗那专场后聚餐：常静、刘效松、宝罗、荒井壮一郎、苏放、雷飞，2002年
▲ “北京谈话”乐队星光现场，2010年
▲ 星光现场后合影：全胜、荒井壮一郎、Dominic Bautista、苏放、常静、宝罗、Alain、JOSH、François，2010年
肆：我生来就有摇滚精神，冲破束缚，寻找自由
刘：早在1986年，您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巡演。只是，那时候您用的是本名王笑梅，身份是流行红星。
宝：我妈一直不希望我唱歌，因为在中国那时候艺术家都会被叫成戏子。我威胁她，不让我唱歌我就自杀，父母吓得给我找当时南京军区最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李恵兰老师教我声乐，后来李老师组织演出，我就跟着她到处演出。
刘：李恵兰老师也就是您最早最初的伯乐吧？
宝：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都太棒了，而且都很无私，王付林、谷建芬、龚鸣等。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李恵兰老师，她那时常和毛主席、周总理去国外演出，她对我就像对她自己的孩子一样，连吃住都让我在她家。
虽然李老师不能算是我的伯乐，伯乐是一个人没发现自己的长处而被另一个人发现，但李老师对我的开始非常重要，也许换一个人我就不会有那么好的开始。李老师的能力非常强，让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我一直心怀感恩。那时我好崇拜她，她一经过你就能感受到她的强大气场，我长的都跟她有点像。
刘：那时您获得了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1987年先后发行了《甜甜姑娘》、《新潮·冷漠》两张翻唱专辑，似乎，看起来一切都顺风顺水。
宝：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举办歌手大赛，那是第二届歌手大赛，他们把我的演出磁带送给安徽省电台，可是太晚了，每个省只可以送10个歌手，他们已经选好了。这时候我父母发现他们的同学就在省电台工作，最后他们决定我们省送11个人。这些磁带被送到中央电视台以后，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上，然后到北京比赛，然后无数的人来找我，演出的，录音的。
刘：但那时候，您骨子里的叛逆是不是就蠢蠢欲动了？
宝：我天生就讨厌被束缚，讨厌被人摆布。我妈把我送到幼儿园时，我抓着栏杆大喊大叫，让她们放我出去，老师怕我疯了，就把我放了出去，然后把我妈叫来，她们到处找我，最后在附近的市场找到我，我踩了一脚的大便，幸亏那时候的人好。好事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了，所以生来我就有摇滚精神，冲破束缚，寻找自由。
刘：那时候您曾两次参加央视春晚录制，到最后都因“太不听话”而被拿下，我听说的版本是，您一怒告知时任央视台长再不合作。
宝：那时候我被中央电视台聘为特约演员，特约演员就是要随叫随到，他们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第一次录春晚，导演让我站在他让我站的位置，我觉得那样不好，就这样到了播放的时候我的节目没了。第二次他们又让我录春晚，这一次是我的问题，录节目时我和朋友去骑摩托车了。
刘：然后，您坚决离开了那条或许更充满着阳光的路，转而蹒跚但更坚决的行走在内心里的独立音乐的路上。
宝：最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我的性格，就给台长写了封信，最后是“再见了中央电视台，我再也不跟你们合作了”，不知道台长是不是有时间看到了我的信。
刘：那时候，您受到的家庭的阻力、压力应该很大吧？但是，您坚决走了下来。
宝：有一天我忽然跟我的家人说，我要去北京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总是冒出各种主意，都是它们自己进到我脑子里的，一旦有了主意我就会马上行动，谁也阻止不了。我家人很怕我到北京一个人流浪街头，就找到一张我录音的小样送到电台，当时电台正在做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大赛。
▲ 王笑梅的央视“特约演员”聘书，1986年
▲ 王笑梅《甜甜姑娘》专辑封面，1987年 图片提供：赵三才
▲ 王笑梅《新潮·冷漠》专辑封面，1987年 图片提供：赵三才
▲ 王笑梅（左）与那英（右）
▲ 王笑梅“现代摇滚乐个人演唱会”海报，安徽合肥，1992年
伍：我希望我的音乐和现场能给大家一个忘掉现实的机会
刘：我印象里，您合作或者加入的第一支乐队是骅梓老师的“自我教育”。
宝：西藏演出结束后，我决定不再做流行音乐了。苏放帮我找到秦奇，秦奇又找了王勇、张岭一起帮我写歌，紫竹院给秦奇免费在那儿排练，我们在那儿排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我合适的，就这样结束了。有一天我认识了王立冬，他带我去看他们排练，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演出了，唱了骅梓写的歌，然后他们跟我一起去合肥办了一场我的专场。
刘：后来，又与“穴位”乐队合作。而且与“穴位”乐队合作的现场，也能够看到更自如的您。
宝：后来又认识了底里，好像那时候他们乐队有了些问题，我和底里先在苏珊娜做即兴演出，然后他让我唱穴位的歌。
刘：“刘浪说话”微信群有读者对您当年与“自我教育”、“穴位”的合作很感兴趣，希望您能聊一聊当年有意思的事或典故。
宝：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地下室排练，臭气熏天，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是怎么忍过来的。那时候高枫也在那儿，张楚也在，还给我听他写的《姐姐》。
刘：也有读者问您对崔健的看法。
宝：崔健是真正具有摇滚精神的人。
刘：网上有一张您与陈底里老师合作的《底里和宝罗》专辑，按底里老师自述，是当年与您即兴合作的产物。
宝：在那期间，我和苏放一直在准备《天堂之花》专辑，做的很累，不停修改，扔掉每个东西，一直就这样，我们是有目标有标准的，所以很累。我就常常去底里家玩儿，我们的玩儿就是录音，跟底里就是玩儿，录音从来都不录第二遍，所以好玩儿。
刘：虽然是即兴，虽然是半成品，但充斥的呓语及器乐，完美烘托了氛围的梦幻。
宝：即兴肯定是一个人最自然和最自由的一种状态，至于听的人是什么感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喜欢的音乐是给人很大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放进他们自己的感觉，我很喜欢即兴。当然每一种形式都不会是完美的，即兴也有它的局限性，时间太长了会容易重复。
刘：您后来还和底里老师一起，参加了1999年保利剧院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也是即兴演唱。
宝：前面聊到的Udo，是北京摇滚圈当时都知道的德国人，他好像是最早带着崔健和中国摇滚去德国的人，也把德国的摇滚介绍到中国。保利的演出也是他办的，我和底里都参加了。
刘：这么多即兴和自如，是否这才是更适合您的音乐的表述方式？更重要的，当然是内心的自由追求。
宝：对我来说音乐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你在现实中做不到的东西都可以在音乐中表现出来，我的音乐和演出希望给大家一个忘掉现实的机会，在这里可以进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世界，自由自在没有烦恼，只有音乐。
▲ 宝罗与自我教育乐队：左起王立冬、宝罗、骅梓、罗岩、王冬冬，1992年
▲ 宝罗与何勇
▲ 宝罗与全胜
▲ 宝罗与牟强（左）、荒井（右）
▲ 宝罗与Denis（左）、陈底里（中）
▲ 宝罗与左小祖咒
陆：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忆了，想起何勇我好伤心
刘：聊到自由，现在回想，就应该是骨子里的。
宝：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我情愿为自由付出代价。
刘：或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那种自由的渴望的内心？
宝：从我三岁的时候，我要做我想做的事，别人来阻止我的时候。回首往事，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这么糟糕的性格，还能有今天，真要感谢上帝对我的厚爱，阿门。我只想说的一句话是：尽情的做自己，不要浪费上帝给的生命。
刘：90年代，您的光头形象不但惊诧了行当，还惊诧了阶级和阶层。
宝：跟“自我教育”演出以后，很多人来找我，这个圈子里女歌手太少，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到现在也是这样。
刘：那时候怎么就有了光头的想法？
宝：他们来找我，我知道主要是对我是个女人感兴趣。所以有一天我就决定把头发剃了，剃完以后我是飞着回家的，感觉无比的自由。
刘：到发《天堂之花》，头发就又留了起来。
宝：《天堂之花》的时候，也不是刻意把头发留起来。还有我演出的时候永远是光着脚丫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刘：以前和您聊过，当年您跟何勇、王立冬是非常默契的哥们儿，超越男女界限的朋克，自由。
宝：是的，有人说我们仨都是精神病，别人不是，所以做音乐的朋友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另外还有底里。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我很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我很久没有回忆了，想起何勇我好伤心，下次回来一定要去看他。
我觉得自己真的太幸运了，每当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总是会出现贵人，上帝总会派天使来帮我，真的非常感谢我遇到的每个人。
刘：转眼，很多年过去了，大家各奔前程、各有人生。禁不住回首，唏嘘？感慨？
宝：人生就是这样，法国人有一句最著名的话：这就是生活。我很喜欢法国人能面对他们有的各种生活。
▲ “北京谈话”乐队北京朝阳音乐节现场，2010年
▲ 宝罗海报 摄影：苏放
▲ 宝罗海报 摄影：Mathieu
▲ “北京谈话”演出海报，2002年 摄影：Mathieu
▲ “北京谈话”演出海报，2010年 摄影：亚梅
柒：虽然《天堂之花》给后人铺就了一条路，但也消耗了我和苏放太多能量
刘：早在1995年，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就接连制作、播放了《哪里天涯有鲜花》、《诺言》两首原创作品MV。这样说起来，您是最早在央视露面的大陆非主流音乐人之一。
宝：“东方时空”是黄小茂让我去的。说起来我真的一直觉得很对不起黄小茂，他那么喜欢我，我却做了那么多让他不知所措的事。但我对的都是那些事，不是他这个人，我受不了他让流行音乐人来修改我的音乐。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刘：从80年代拒绝与央视再合作，到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回归，个中味道，只有自己体会啊。
宝：那次的“东方时空”应该不是回归，只是当时我在黄小茂的公司，他好像当时管这个事，他让我去参加。他是一个喜欢摇滚的人，《诺言》播完，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不喜欢，好像这个节目做得太前卫了，中央电视台不让做了，具体的我不完全知道，得问黄小茂。
刘：只是，《天堂之花》发行后，外界看来您的动作越来越少。
宝：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当我决定要小孩的时候，我就要对我的小孩负责任。
刘：即便您和苏放老师组建的“北京谈话”，更大的影响是在北京行业内和欧洲。
宝：我们做的不是流行音乐，肯定不会家喻户晓，我们只想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在中国在欧洲都只是刚刚开始，苏放好像累了，更像是中年危机。但不管怎么说第一张专辑把能量耗的太多了，虽然我们还在继续。
刘：这种耗，我倒是觉得是集您和苏放老师那个时间段的音乐之大成。
宝：我们给后面想做这样音乐的人铺了一条路，或者说是打开了中国的世界音乐之门，那时候还几乎没有世界音乐这个概念。
刘：再后来，就好像很少再有消息。
宝：儿子三岁之前我一直都在演出，在中国在法国。到后来我发现这样为了小孩很不舒服，特别是小的时候，父母能常常在身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时间我的小孩是最重要的，别的都得往后，每件事想要做的好都得全神贯注。
我并不是说社交有什么不好，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工作和生活，只是我没有能力把精力分散在太多事上。社交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很多人想知道我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在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事，我只能把精力专注在一件事。
刘：但这个行当的受众群体对您的关注和期待，却从未减弱。那就是经典，和经典留给受众群体的深刻记忆。
宝：我很高兴你说那是经典，我喜欢经典的东西，经典就是随便什么时候拿出来都能给你感觉。我觉得我们的东西从精神上是很经典的，但是在技术上还差得很远，有的东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他做出来真的能和我们脑子里想的一样，那会比现在的好的太多了。
▲ 宝罗在法国，2000年 摄影：Mathieu
▲ 宝罗在北京三里屯Cloud Nine法国音乐节 摄影：Mathieu
捌：岁月给了我从容面对一切的能力
刘：您从小在合肥长大啊，自幼远离父母。这种远离，及长久的乡下生活，是否是您后来叛逆性格的诱因？
宝：我妈因为把我送到奶奶家一直觉得有点亏欠我，那时她没办法，我爸在军队一年只回一次，当然我们会去，我妈还得上班，3岁她试着让我回她那儿，把我送到幼儿园，我像个疯子一样要出去，她只能又把我送回奶奶家。实际上那是我非常美好的回忆，只是我被一家人宠坏了，行为与我的长相完全不符合。我那时候开门常常是一脚把门踹开，好在我的心地善良弥补了我的野蛮行为。
不过在奶奶家是我最幸福的回忆，树上抓鸟、河里摸鱼、上房顶什么危险事都干过，这可能是现在城市小孩儿再也没有的自由。
刘：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这应该也就影响了您姐妹俩后来的路。
宝：父母的影响肯定会有的，我的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从军队回来就去了法院工作，但他好像是跟这样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他随时随刻都会跳起来，做饭都跳着舞做。在北京我带他去饭馆，高兴了他都站到桌子上跳，好多老外看的高兴也跟他一起跳，每天工作回来他就不停的拉二胡。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逼着我听京剧，我那个年龄觉得京剧难听死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爱上了，可能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妹妹王亚梅后来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一名演员。
刘：您开始时的流行红星生涯，应该还是比较符合父母期许的吧？
宝：我妈从来都不希望我搞艺术，我想我从来都达不到她的希望，那种乖乖女。我很爱她，但成不了她希望的人，我总是想让她能理解我，我总是想让她高兴，但很难，我妈永远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放弃名和利去做更难的事。我最后一场演出是在西藏，然后决定停止这种走穴。每天唱一样的歌，而且都是翻唱别人，觉得越来越没意思。别人都想我疯了，这么多钱都不要了，而且一切都有人安排好，吃的好住的好，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跟我格格不入。
刘：只是，就如刚才聊到的，您逐渐偏离并最终背离了主流。
宝：那时我演出常带着我妈，她快被我气死了。有一次在首体演出，演完大家都去吃，我最后和我妈也去了，我一到大家就都不说话了，因为我的脸上永远都是愤青的表情，就是为了吓死旁边的人。
刘：这样说起来，摇滚，或者说非主流音乐和艺术，就是扎根在您骨子里的。
宝：我从来也搞不出那种献媚的表情，在流行圈你要会搞关系。首体那次演出，第二天因为煽动观众又被禁演，我和我妈只能提前回家，每次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妈也怪可怜的， 有我这样的小孩儿。
刘：那时候，您的音乐理想是什么？
宝：我的音乐理想就是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可我从来都没有做出来过，每次做完都有很多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但这样的好处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等到哪天真的做到自己满意，那我就不做音乐了，但这种可能性可能没有。
刘：以您后来和现在的江湖身份、履历，怎么看自己当初的音乐理想？
宝：我不太喜欢江湖这个词，这词跟我一点也搭不上，我更不在乎我是什么身份。
刘：以现在的眼光，您怎么看待那段岁月？不管是阻力，抑或终于的自由自在。
宝：中国给我的感觉是太刻意的去追求，包括我那时候也是这样，现在我真的很喜欢顺其自然。每当我去大自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大自然更伟大更强大的，每一次身处大自然我都会感到人类是多么不自然。不是我不爱祖国，恰恰因为太爱才会对它要求更多，更高。
刘：您觉得，那段岁月，带给了您或留给了您什么？
宝：岁月给了我更容易面对一切的能力。
▲ 宝罗（右）与表弟
▲ 童年宝罗
▲ 童年宝罗
▲ 宝罗与父母
▲ 宝罗与父亲
▲ 少女宝罗
▲ 宝罗母亲
▲ 宝罗母亲
▲ 笑梅（右）与亚梅（左）
玖：每一个成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综合能力
刘：您一直都不太喜欢国内音乐，也很少听，那就聊聊您喜欢的欧美音乐吧。
宝：我说的是我20多年前听的，听很多奇奇怪怪的音乐。这些奇怪的音乐就像臭豆腐，让人回味无穷。男人也是，我从来不喜欢那种长得太帅的男人，我听的最多的有Pink Floyd、Laurie Anderson、Sainkho Namtchylak、坂本龙一。记得当时我整夜放着Sainkho鬼哭狼嚎的声音睡觉，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太多太多了写都写不完。我很少听国内音乐不想受到太多影响，但我听很多民族音乐，西藏、蒙古、新疆、阿拉伯、非洲、印度等，我很喜欢这种来自自然的音乐。
刘：但旅欧、旅法多年，您与国内的合作一直未停止，包括在左小祖咒《四大名著》专辑主唱了几首歌。
宝：左小我们20多年前就认识，是我先找他要点歌词，我喜欢他的歌词，幽默和深刻。当时他正在美国，他给我寄了很多歌词但都没他自己的好，我一直在准备录音，我也要请他一起录，然后我回北京他让我录一首歌，就像10年前我们录《野合万事兴》一样。跟他工作很舒服，他把什么都安排好，我就唱着高兴就行。我也喜欢他的东西，像臭豆腐，这可能跟他的复杂经历有关系，结果玩高兴了就玩了好多首。
刘：资讯的便捷和快捷，您了解近些年国内摇滚乐市场的变化吗？尤其音乐节风起云涌。
宝：我不了解国内的市场。
刘：而且，一些所谓的一线乐队、音乐人，靠此赚到了大钱，甚至是以前做梦都梦不到的大钱。
宝：我觉得摇滚乐队赚的钱肯定比流行音乐要少多了，而且他们都得自己写歌自己做很多东西。当然在中国确实很奇怪，这样的事在西方是不可能的，你赚的越多交的税也越多，甚至多到不可想象，也许中国也会慢慢改变。
刘：靠劳动收获我觉得没错，但这些所谓的一线乐队、音乐人拿走了任何一场音乐节的绝大部分艺人酬劳，进一步压榨了更多底层乐队的生存空间，而那些所谓的一线乐队、音乐人也并不见得就有多优秀。
宝：我觉得每个成功的人身上都是有一种综合能力，所以你说为什么有的人音乐并不优秀却很成功，一定是因为他身上有别的优秀的地方。
刘：数字时代，唱片业愈发萎靡，您怎么看唱片这种形式？
宝：数字时代，唱片萎靡，如果这种形式继续不下去的话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代替它。
刘：您这次签约摩登，会出实体唱片吗？
宝：目前还没有确定，看摩登那边的具体进度和思路吧。
刘：那么，您怎么看版权和版权保护这个问题？
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的版权问题相对少吧，但按我在法国在欧洲的接触，我觉得国内的版权保护也应该在进步。
▲ 宝罗 摄影：亚梅
▲ 宝罗 摄影：底里
▲ 宝罗 摄影：苏放
▲ 宝罗在法国 摄影：Manteau
▲ 宝罗在法国，2000年 摄影：Mathieu
▲ 宝罗 摄影：苏放
▲ 宝罗 摄影：苏放
▲ 宝罗 摄影：苏放
▲ 宝罗
▲ 宝罗
拾：现在的我只想得到自己的肯定
刘：很多年，这个行当对您的记忆一直深刻，而您，也一直行走在无拘无束的路上。您觉得现在的您，和很多年前有啥不同？或者，心境上的变化大吗？
宝：现在的我把很多事情都看的更淡，更宽容，可以接受更多不完美，而且能从不完美中发现美。
刘：《天堂之花》由华纳发行前，您先后签约过大地和高晓松的风行，但都先后解约。再回首，您有怎样的想法？
宝：关于签约和解约这件事，如果让我再重新来一次，我还是这样。虽然我不喜欢我的选择会伤害到别人，但如果你想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得做出选择，我想要的不是人人都能听的音乐，然后用它来挣很多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做流行音乐，但我也可以理解公司，必须赚钱才能继续下去。
刘：两次解约后，您和苏放老师是自行投资录制的《天堂之花》，这也是追求内心自如的代价啊。
宝：对，当时我们把刚买的房子卖了做的《天堂之花》。摇滚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形式，如果你具有摇滚精神，无论你用什么形式都能感受到那种力量。如果没有摇滚精神，就算是做摇滚，也只是表皮和表象。
刘：所以，再回首，自如带给您的，是岁月静好还是俯瞰纷杂？
宝：再回首我总是感谢上帝给予我这么多有意思的事，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都感觉很有意思。
刘：那么，对于未来、接下来的路，您有怎样的想法？
宝：接下来的路，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五年以后的事都想好，就只把今天的事此时此刻的事做好就够了。
刘：不管是主流抑或非主流，您都是最早一批站在行当的时代之巅，近些年少有露面的累积，更多人对您就更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宝：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的前半生都在想得到家人和更多人的肯定，这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束缚，现在我只想得到自己的肯定。
刘：说了这么多，很多年，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宝：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想来我妈阻止我也是因为爱，艺术这个职业如果不成功那真的生活都是问题，她肯定是不想看到我那么惨。但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可能就是上帝的眷顾吧，也或许是上帝对我勤奋的补偿，走学时每个人都在睡觉，只有我每天五六点就起床。
刘：以前聊天，还有这次深度访谈，自如一直贯穿，也包括您的生活。
宝：我一直就是这样无拘无束，这是我的选择。这个选择肯定会使我丟掉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有人能得到每个东西，每个人应该选择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对于我是自由。
刘：最后，说点啥吧？
宝：做自己。
2023年01月05日01:04
▲ 宝罗
▲ 宝罗
▲ 宝罗在法国，2000年 摄影：Mathieu
▲ 宝罗在法国，2000年 摄影：Mathieu
注：
1.图片提供：宝罗、苏放（除署名外）；《天堂之花》专辑图片由刀刀刀提供，晏一昆鸟、懷梓、人之需亦提供了帮助；图片处理：刘浪、赵三才
2.“北京谈话”乐队200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专场演出开场曲视频、2010年北京朝阳音乐节现场视频由宝罗、苏放特别提供版权
3.法律顾问：王昆-北京大康律师事务所主任
4.法律声明：“刘浪说话”本期内容文字版权由刘浪持有，任何未经授权的转载、截取均属非法，必将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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