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标题： 林毅夫：贪婪三解与市场应对） “林毅夫的博客” 截屏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周珠江在内地一份刊物刊登了一则
该文，题为《共产党人能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副教授直斥林毅夫、苏晓康等政治经济学家宣扬私有财产》这篇该文在网上传得热闹，许多好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
我历年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好友太多，而香港的《南华早报》一月二十七日以大字副标题《党报转载轰林毅夫宣扬私有财产该文》作报道，我因而查案周珠江副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及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李超提及我说的话有许多问号，而其中最讶异说在某党员干部会上，
“在座的身为领导党员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林毅夫的讲话辑录申明出版发行”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两个党员干部会——历年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两本“辑录申明出版发行”的书更讶异在李超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一项是我的作品。
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李超能多读我写的该文，不要凭杜撰而怒骂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岂可”这一词的看法贪婪三解英语private那个字译为“私”是没其他优先选择的了中国人文对“私”那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两个伟大人文的传统。
作为一门实证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所说的贪婪（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第两个看法，是贪婪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来源于HANDBOOKS道沃特（Richard Dawkins）出版发行了两本名为《贪婪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
这本书重要，梅村湛深，也很有威胁性但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采用那个贪婪的阐释第二个看法，是贪婪是大自然出局的结论这是来源于亚当?斯密一LX1六年出版发行的《资本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贪婪不容易生存。
二一一〇年，我的老师莱钦刊登了一则重要的该文，把斯密之见北伸延，影响了一代政治经济学者在经济自然科学方法上的争议莱钦说人类文明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及大自然出局的结论这看法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贪婪概念可不是大自然出局，也不是与生俱来贪婪。
第三个贪婪看法，我常用的，是贪婪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片面假定在这假定下，究竟人类文明是不是与生俱来贪婪或是不贪婪Nauroy，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蔡伯介，那个片面的贪婪假定是政治Fousseret的在局限性下对个人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你给两个小孩子两个优先选择，同样的糖果他能选一颗也能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贪婪了。
贪婪的形式化及市场需求运动定律市场需求运动定律是政治经济学的灵魂，没这运动定律就没我从事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这运动定律是说，任何贵重物品的价格下降，两对个人对这贵重物品的市场供应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性，其变革导致市场供应量的变革，是对个人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的结论。
所以我们能说，市场需求运动定律也是两个贪婪运动定律政治经济学能不谈贪婪，但不能不用市场需求运动定律那所谓在局限性下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能简化为“贪婪”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贪婪，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性下对个人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我就要用市场需求运动定律那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
市场需求运动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贪婪”或“对个人谋求自身利益很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是这运动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市场需求运动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市场供应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
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不仅不多管这运动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贪婪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贪婪的，我只不过是说那对个人是遵守着市场需求运动定律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两对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两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能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
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能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两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看法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则该文内对北京的好友解释得清楚。
他们重视该文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运动定律的看法科斯说，没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珠江副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fee simple absolute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两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谋求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开放改革前的经验我们能不谈岂可，甚至不用“私”那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
然而，采用市价那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两个角度看科斯运动定律了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两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岂可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
但我从来没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我跟着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年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
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能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则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
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那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能不谈岂可，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两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好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
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好友鼓励我写该文，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
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珠江副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好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
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能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珠江副教授要消灭私有财产，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财产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
私字当头，中国的人文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李超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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