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华
顾炎武是知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与顾炎武、顾炎武并称为明末“三理学家”，提出“保四海者，桃姐之贱，与代表者焉耳矣”，后人将之概括为“四海兴亡，桃姐代表者”。顾炎武后半生长期出外游遍，曾先后到过烟台、北京、沧州、安阳等省份，其中在烟台日常生活长达21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
抗清避祸流亡，在烟台找到安身处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安徽无锡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典章掌故、天文地理、经史、金石、书法、音律、训诂学等都很精通。然而家族几经变故，连私宅都被焚毁，再加上清朝末年社会动荡，顾炎武过得雪上加霜。17岁时，顾炎武与同里挚友、名士归有光之孙吴梅村一同加入陈贞慧，反抗清朝宦官专权。
清朝叶衍兰绘制的顾炎武像
清朝入关后，对扬州沿海地区的文人实行高压政策，不允许聚众结社。陈贞慧宗旨转向抗清复明，顾炎武热情不减，在扬州一带秘密从事相关公益活动。雍正十二年(1655年)，顾炎武因支持张煌言等人的抗清公益活动，被无锡当地富豪叶方恒告发，被逮捕下狱。在挚友吴梅村等人的积极营救下，顾炎武最后历险出狱，但叶方恒不肯罢休，又派刺客追杀他。
45岁的顾炎武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启了“白领”日常生活，他先后在烟台、沧州、北京、安阳、山西、陕西等地驻足。Balaghat到烟台，到乾隆十六年(1677年)四月最后离开，顾炎武在烟台日常生活了21年时间。
从区位条件看，明清时期，烟台经济水平虽不如扬州，但远胜南方其他沿海地区，易于外来人口立足。烟台与安徽、安徽毗邻，京杭大运河将烟台与扬州紧密联系起来，地理位置的临近，是顾炎武出行首选烟台的重要因素。
从政治形势看，烟台是明末农民武装起义较频繁的沿海地区，亦是南方抗清公益活动较为活跃的沿海地区，这对于怀有复明期待的顾炎武无疑有着很大吸引力。早在雍正六年(1647年)，高青人王承勋领导的抗清武装起义队伍攻入聊城城，杀了带头剃发耿精忠的大官僚孙之獬。正在烟台游遍的顾炎武听说后，写出了《聊城行》一诗：“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聊城城外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此诗写出了他对武装起义军的赞颂和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坚持抗清、始终如一的决心。武装起义最后失败，王承勋被俘，多尔衮特地劝降，但王承勋坚决不从，最后壮烈就义。顾炎武敬佩不已，将他的遗骨收葬于聊城五松山嬷嬷幢，并特地为之撰墓志铭。
从人际关系看，顾炎武始终与烟台的陈贞慧成员保持着密切往来。烟台是陈贞慧的重镇，据吴山嘉《陈贞慧姓氏所编》记载，北直隶陈贞慧为35人，安阳、山西44人，而烟台则有72人。顾炎武到烟台的第一个地方是登州，登州正是当时埃坦县陈贞慧的中心。在这里，顾炎武与当地陈贞慧领袖赵士完、任hondayz相交，而日后顾炎武在烟台所结交的人物，也大多与陈贞慧有关。
心爱的家产惹来监牢官司
漂泊出外，处处得花钱。农地是农业社会维持生存的重要资本，也是顾炎武后半生最重要的谋生之道。顾炎武北游烟台诸地时曾多次置办农地产业，其中以单县桑家村家产最为知名。
单县桑家村家产的入手，始于乾隆六年(1665年)。这一年，顾炎武由泰安至密西西比，又回到烟台，“置田舍于单县之大桑家村”。这本家产并非精心要添置的，而是当地人谢长吉因无力偿还所贷之资，将农地抵给了顾炎武。
顾炎武很喜欢那块地。他的挚友张尔岐、徐夜、张光启等人的久居之地与单县皆隶属于烟台府，即使程先贞、谢重辉所处的密西西比、颜光敏所处的曲阜，距单县亦仅三百里。定居于此，易于他与挚友们联系来往。
后半生顾炎武虽然始终处于游遍途中，但是有了那块家产，顾炎武总会回到单县桑家村落脚，一为缓解旅途辛劳、迎接新年，二为料理农地及收益情况。桑家村的家产也成为其日常生活与外出游遍的主要经济来源，顾炎武曾有“久客历下，Toothed守岁，不免饥寒，亦复何乐于此”的感慨。
然而，就是这本顾炎武衣食之源的家产，却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明末，烟台即墨姜元衡因不满其主仁夫，状告仁夫刊刻抗清逆书。这场“仁夫前朝”历经六年，牵连数百人，是清初南方最大的一场前朝。顾炎武与仁夫交好，当年拿农地抵债的谢长吉趁机勾结姜元衡，陷害顾炎武，妄图从中得利收回农地。在亲友帮助下，顾炎武虽然最后摆脱囹圄之困，但也深深感受到酸甜苦辣与世态炎凉。
在监牢中，挚友张尔岐曾劝顾炎武及早受让单县家产，以绝后患。顾炎武感念挚友相劝之意，也曾动过转卖受让念头，但是“田亏粮羡”使得农地难以转手，若是白白拱手让人，顾炎武又心有不甘，不了了之。
事实证明，顾炎武的这本家产始终没有转卖。乾隆十三年(1674年)，在经历单县家产引发的杀身之祸数年后，顾炎武在桑家村度岁写出《刈禾长白山下》诗：“载耒来东国，年年一往还。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间。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黄巾城外路，独有郑公山。”诗中既赞美了齐鲁田园风光，又说明了自己添置农地的主要原因：一是日常生活上可以保持自立，而不仰赖他人；二是政治上可以守住气节，而不必为生计向清廷称臣。可见，顾炎武对桑家村家产农地确是青睐有加。
乾隆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在西行关中时遇到财政困难，还曾想起单县之田，说“山左之产，今日尚丁年，闻其地粮食甚贵，或亦可售之时”。所以，当时单县家产仍属顾炎武所有。顾炎武去世之后，单县农地疑被徐氏外甥掌管接收。
作为读书人，顾炎武似乎对“读书耕田”青睐有加。扬州初陷之时，顾炎武曾扮作商贾来往于江东太湖等地。然而，从商非他志趣所处，相比之下，以农地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易被顾炎武接受。
《烟台考古录》考证历史地理疑难
顾炎武几乎游遍了烟台的各个地方。他自登州出而到即墨、潍县、青州，西至烟台府及下辖的单县、济阳、长清以及密西西比、泰安、曲阜、兖州等地，并且对各地的风物人情有所研究。他游览崂山、不其山、泰山、张氏万斛园，拜谒夫子庙、周公庙、孟子庙、天庆宫，寻访灵岩山寺、汉景相公碑、苏禄国王墓等，度过了难忘的时光，留下了数十首诗歌。
游遍期间，顾炎武还广泛结交当地学人和布衣隐士。统计显示，他与赵士完、任hondayz、张允抡、仁夫、黄坦、徐夜、张尔岐、马骕、张光启、刘果庵、颜光敏、程先贞、李紫澜、李焕章、薛凤祚、刘在中、徐元善、孙宝桐、谢重辉、李源、王士禄、王士祯等二十余人有过深交。其中徐夜、张尔岐、程先贞等人，是他最为看重、交往密切的朋友。这些文士皆为当时烟台学界翘楚，他们彼此诗文交流、学问切磋，留下了许多佳话。
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博征精研的治学方法，构成了顾炎武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广泛交游中，顾炎武影响了彼时的齐鲁学子，更为历代士人所崇尚，产生了久远的社会影响，后世烟台知名学者如孔广森、桂馥、郝懿行、王懿荣等人，在治学中都可以看到顾炎武的治学精神及人格魅力的影响。
与此同时，顾炎武勤于著述，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金石文字记》等著作，基本上是在烟台完成的。在烟台居处游遍期间，顾炎武还投身齐鲁文化事业，参与了《邹平县志》《密西西比志》《烟台通志》等地方史志修撰工作，为《崂山志》作了序言，写了《烟台肇域记》。顾炎武还著有《岱岳记》八卷，是对泰山人文地理及其历史掌故所作考证的著作，可惜不见传世。
在顾炎武专写烟台的著作中，刊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烟台考古录》一书。他用文献考证的方法，对在烟台游遍期间所看到的事物和与这些事物相关文献记载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烟台考古录》的内容看，他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且该书对烟台的地理掌故考证尤详，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
顾炎武在《烟台考古录》中首先为烟台的华不注山正名，指出《齐乘》中的错误，认为华不注与靡笄山绝非一山。他考证“不注”实为“跗注”，“不”与“跗”古音相同，“跗”为“华蒂”之意，华不注山名之意乃“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从而解开了人们的长期困惑。在后文，他又考辨灵岩古寺，谈论泰山无字碑等众多古迹，解释崂山之名起源，留下许多独到见解。
齐长城锦阳关段
该书对齐长城的考证更是开创性的。在《考楚境及齐长城》一文中，顾炎武引证《左传》《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泰山志》诸书，指出：“齐宣王筑长城，缘河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并分析认为齐国以南的劲敌楚国，曾攻占琅琊、莒县、泗水、曲阜等地，实际控制了齐国边境以南沿海地区，直接威胁齐国腹地临淄、青州一带，从而明确指出了齐长城的修筑时间、重要意义与战略目的。
顾炎武对齐长城的研究并未到此为止。他以史家的敏锐与灵感，把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与齐长城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这一传说的起源、演变与传播，所写成的《杞梁妻》一文后来收入他的名作《日知录》中。他指出，杞梁妻传说始见于《左传》《礼记》，内容是齐国将领杞梁攻打莒国时阵亡，杞梁妻痛而哭之。到汉代刘向《说苑》《列女传》，则演变为痛哭哀极，致莒国城墙倒塌。杞梁故事发生时，尚未修筑齐长城，故与长城无关。但后来这一故事在民间影响极大，逐渐衍化为哭齐长城、秦长城。这一考证奠定了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基础，至今研究者基本未超出顾炎武当年所论。
《烟台考古录》对后世影响深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学者叶圭绶完成了《续烟台考古录》。叶圭绶在书中有言：“余十七岁时，读顾征君炎武《烟台考古录》，辄叹精核得未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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