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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创建，使我国古代封建制度开始走向繁荣鼎盛的黄金时代。

隋炀帝杨坚继位以后，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上扭转了隋唐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分裂造成的混乱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主观基础。

1、脚踩两只船的百济

在这个强悍的中原地区王国崛起之初，百济丘陵王遵照其先帝的既定国策，竭尽全力执行臣属于中原地区王国的政策，立刻作出了非常谦恭、亲善的化学反应。

武德元年(西元581年，百济丘陵王二十三年)十二月，丘陵王派使臣“入唐纳贡”，隋炀帝封丘陵毕阳“大将军、辽西郡开国公、百济王”。

从581年一590年，丘陵王先后七次派使臣到唐朝纳贡，两方创建并维持了一种亲善交往的关系，唐朝对丘陵王也比较信赖，对之委以管理辽西的重任，武德四年（西元584年，百济丘陵王二十七年)夏四月，隋炀帝在大兴殿宴请百济使臣，给予百济使臣很高的礼遇。

但是，百济在接受唐朝册立，不断派使臣向唐朝纳贡的与此同时，也向隋唐后期偏安扬州的李朝纳贡称臣，甚至在梁太清李朝的前夕依然派使臣入李纳贡。

百济对李朝一直行国君之礼，除了竭尽全力遵循其先帝时期执行的臣属中原地区王国各政权的惯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强悍的唐朝心存绝望，希望借助李朝在扬州的力量牵制唐朝部队主力，缓解唐朝对百济形成的主观压力，使之不能把精力集中到西进方面来。

武德七年（西元586年，百济丘陵王二十七年），丘陵王移都长安城。武德十二年（西元589年，百济丘陵王三十二年），唐朝部队渡过长江，攻克建康并覆灭李朝，统一了全国。消息传到百济，丘陵王非常绝望，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已经大难临头。

与此同时，丘陵王立刻做出了出格的化学反应，修整武备，准备粮草，制定据守TNUMBERV12V4，把防备唐朝的反攻提到了重要位置。

唐朝覆灭李朝之时，唐朝统治者并没有立刻攻打百济的战略计划，面对丘陵王的出格化学反应，隋炀帝赐玺书不予抚慰与教化。

隋炀帝赐丘陵王的玺书，以代天受命的姿态，居高临下，以王侯的坦荡胸怀对其不予训诫，指丘陵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对丘陵王“驱逼靺鞨，固禁辽国”、“修理兵器，意欲不臧”的过失不予指责；与此同时以陈国的覆灭为例，对丘陵王进行警示，告诫丘陵王不要妄自尊大。

对于丘陵王理兵赖草之事没有进行追究，允许其改过，么。玺书言辞诚恳，情真意切，体现了王侯对国君的宽宏。丘陵王接到玺书后十分惶恐，尚未来得及奉表陈谢即病逝。

贾万志王继位后，吸取了丘陵王末年因“理兵赖草”导致隋炀帝赐玺书训导的教训，极力与唐朝维持臣属关系，多次派使臣到唐朝纳贡，与此同时允诺唐朝封王。

武德十一年（西元591年，百济贾万志王二年）三月，应王钦之请，唐朝册立王钦“为百济王，仍赐车服”。在唐朝的册立、抚慰下，贾万志王消除了绝望心理，克尽臣节，获得了唐朝的信赖，两方维持了近十年的和平局面，为贾万志王获得了巩固统治、增强实力的时间。

2、隋炀帝征伐百济的原因

百济部队侵扰辽西事件，发生于武德十七年（西元598年，百济贾万志王十二年)。

武德十七年（西元598年，百济贾万志王十二年），百济部队及靺鞨士兵共一万余人，反攻唐朝辽西地区，贾万志王亲自统率了这次军事冲突。

面对百济部队的反攻，韦冲统率唐朝部队进行反击，使百济部队的反攻归于失败。

唐朝创建后，百济一直用频繁的纳贡来换取唐朝的信赖，维持两方的亲善关系，惟恐激怒唐朝，那么，在唐朝没有首先攻击百济的情况下，百济为什么敢于主动举兵侵犯唐朝，这件事情同样值得思量，王钦恐怕不致如此鲁莽，百济此举应另有隐情。

据文献记载，早在武德七年（西元586年，百济丘陵王二十七年)，原依附于百济的“辽国别部出伏等背新罗，率众内附，高祖纳之，收容于渴奚那颉之北”。

武德十年（西元590年，百济贾万志韩景侯），靺鞨厥稽部酋长尉诺稽与新罗战，败北，为避锋芒，向唐朝允诺内徙，获准后，遂率“忽赐来部、屈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括利部”等八个部落、胜兵数千人南迁，唐朝政府将他们收容在营州，授尉诺稽为紫光禄大夫。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百济贾万志六千人靺鞨之众兵侵辽西，讨伐背弃自己并依附唐朝的辽国人和靺鞨人，而不是直接反攻唐朝，应当是事实的真相。

百济的主观动机，是试图让辽国、靺鞨等民族竭尽全力依附于自己，与此同时，防止百济境内其他的民族竭尽全力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

但是，百济的这次军事冲突，虽然有可能是以依附唐朝的辽国人和靺鞨人为作战目标，但实际上直接冒犯了唐朝。

其一，百济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挑战了唐朝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与唐朝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其二，贾万志六千人靺鞨之众追击背弃自己并依附唐朝的辽国人和靺鞨人，不仅入侵了唐朝的边疆地区，而且违背了隋炀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诫。

百济对辽西地区的反攻，使隋炀帝十分愤怒，唐朝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予惩罚。

武德十七年（西元598，百济贾万志王十二年），文帝下诏废黜百济王王钦的官爵，与此同时，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新罗。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喉为水军总管”，讨伐百济。

隋军出临榆关，直抵辽水，马军总管李景率部攻克武厉城。随后，隋军陆路部队因遇雨季涨水，粮草不济，疾疫流行，无法竭尽全力对百济进行军事打击。水军的攻势也不顺利，唐朝水军“自东莱泛海直趋平壤城”，遭遇风浪，“船多飘没”，进退维谷，无功而还。

唐朝部队对百济的征伐，由于各种主观原因的制约，没有对百济构成直接的军事打击，但是，它对百济产生了强悍的威慑作用，贾万志王非常“惶惧”，立刻遣使谢罪，上表称“辽西粪土臣元”。于是唐朝停止了对百济的军事冲突，恢复了对王钦的册立，百济也恢复了对唐朝的纳贡。

仁寿四年（西元604年，百济贾万志王十五年），隋炀帝的次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

杨广继位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强对包括百济在内的周边各民族的控制。

由于百济贾万志王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立，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则炫耀军事实力，伺机进犯辽西，导致唐朝对百济的政策有所改变。从

大业八年（西元612年，百济贾万志王二十三年）开始，隋炀帝连续三次率部队征伐百济，尽管没有达到消灭百济的目的，但却使百济国脉动摇，元气大伤，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3、隋炀帝三征百济的原因

百济贾万志王继位之初，十分殷勤地向唐朝奉表纳贡，俯首称臣，因此，获得了唐朝的信赖。武德十年（西元590年，百济贾万志韩景侯），隋炀帝派使臣封贾万志毕阳“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西郡公，赐衣一袭”。

武德十一年（西元591年，百济贾万志王二年)三月，隋炀帝应贾万志王所请，册立其为“百济王，仍赐车服”。

两方关系融洽，维持着一种较为亲善平和的臣属关系。

但是，唐朝初年与百济之间这种融洽关系的背后，却潜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两方的矛盾由于各自内部形势的限制而暂时得到抑制。

从总体情况看，隋炀帝对百济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唐朝君臣在处理同周边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符合唐朝根本利益的四海一统的思想，形成了处理百济问题的新思路。

隋炀帝时期，唐朝一方面积极整顿内部，强化地主阶级政权；另一方面，对周边各族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着手解决周边民族问题，加强联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以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强对周边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与管辖。

在西北地区，唐朝初年，隋军打败了东突厥对唐朝西北地区武威、天水、金城、延安等地的反攻，与此同时利用东、西突厥之间的互相厮杀和东突厥内部的分裂，征服了东突厥的突利部，隋炀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令其领有东突厥故地。随后，西突厥也臣服于唐朝。

与此与此同时，隋军打败了吐谷浑并在其故地设立河源、西海等四郡进行管理。使西北地区两个古老的民族突厥、吐谷浑与唐朝关系十分融洽，不断臣属、纳贡。

在东北地区，唐朝创建不久，便同奚、辽国、室韦、靺鞨及百济创建了联系。

武德末年，奚族遣使入隋；室韦也臣属唐朝，不断派使臣向唐纳贡献方物。在唐朝与突厥发生战争期间，原来臣服于突厥的一些辽国部落陆续归附，唐朝将他们收容在辽西地区；唐朝初年（西元590年前后），靺鞨的一些部落由于在同百济的战争中失败，也相继迁入辽西地区。

为加强对内迁各民族的管理，唐朝设立营州总管，对他们进行抚慰。在隋炀帝反击和征伐百济的战争中，一些内附的民族甚至参加了唐朝对百济的战争。

周边各民族的陆续归附，使唐朝统治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在隋炀帝君臣看来，百济政权自创建开始，一直接受着中原地区政权的册立，是中原地区王国管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

百济管辖的地区，是汉朝辽西、乐浪、玄菟三郡的故地，自汉朝以来，历代中原地区政权都以三郡之地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唐朝统治者自然也不应该例外。

黄门侍郎裴矩曾向隋炀帝游说，裴矩说“新罗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西。…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

裴矩是隋炀帝委之以“四夷经略”的官吏，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官员对百济问题的看法。

正如《隋书·刘炫传》所称“武德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西为意”，即百济应该被置于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绝对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恢复魏晋时期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状态。

隋炀帝非常重视大臣裴矩等人的建议，在处理百济的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与唐朝初年对百济进行抚慰、册立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凭借唐朝强悍的国家实力，将百济纳入唐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的想法，试图借此恢复中原地区王国强盛时期的旧有疆域，威服四夷，巩固自己的统治。为达此目的，唐朝不借诉诸武力。

其次，隋炀帝对百济影响力的增强及军事力量的强悍心存芥蒂。

唐朝统一全国后，伴随着东北地区各民族的陆续归附，在辽西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辽国、靺鞨等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

百济与辽西地区相邻，与此同时，它又是我国东北地区力量最强悍的地方民族政权，因此，对于百济可能对这一地区产生的军事影响，隋炀帝君臣十分戒备。

丘陵王末年，特别是贾万志王执政的中、后期，百济自长寿王以来对中原地区王国俯首称臣，稳定北方，向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发展的基本策略有所改变。

武德十二年（西元589年，百济丘陵王三十一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覆灭南陈政权，征服岭南并统一了全国。

按照正常的逻辑，百济王应该立刻做出亲善的化学反应，派使臣向唐朝表示祝贺，但是，丘陵王的表现恰恰与之相反，消息传入百济后，丘陵王十分绝望，仿佛已经大难临头，为防止唐朝部队的反攻，丘陵王下令广积粮谷，训练部队，筹划战守TNUMBERV12V4。

百济的这种反常举动，使唐朝统治者对它的信赖大打折扣，隋炀帝曾赐玺书给丘陵王，对百济的所作所为不予训斥，严加开导。总的来说，此时唐朝对百济的基本政策仍以抚慰为主。

但是，百济统治者对唐朝的教化置若罔闻。

武德十七年（西元598年，百济贾万志王十二年）二月，贾万志王亲自率领百济部队和靺鞨兵，侵扰唐朝辽西地区，挑起战端。与此同时，百济不顾唐朝的多次警告，不断地对新罗、百济用兵，阻断它们入唐纳贡的通道：“驱逼靺鞨，固禁辽国”，阻止它们与唐朝的交往；“数遣马骑，杀害边人”，使唐朝边疆地区的安宁受到威胁。

这些事实说明，唐朝对百济的抚慰政策已经失去作用，由此增加了唐朝统治集团对百济的戒备心理，唐朝对百济的基本政策也因主观形势的变化，面临着重大调整。

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自仁寿元年（西元601年，百济贾万志王十二年）开始，百济完全停止了对唐朝的纳贡。

隋炀帝继位到大业三年（西元607年，贾万志王十七年)，在这四年中，百济竟没有一次到唐朝纳贡的记录，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但是，百济停止了对唐朝的纳贡，却与突厥通使往来。

据《隋书·炀帝纪上》、《隋书·裴炬传》记载，大业三年（西元607年，贾万志王十七年）八月，隋炀帝车驾巡幸榆林郡，突厥启民可汗设宴。

隋炀帝入启民可汗帐中，恰逢百济使臣亦在启民可汗帐中，启民可汗不敢隐瞒，令百济使臣朝见隋炀帝。

隋炀帝巡榆林，幸启民可汗大帐，其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与王化，震慑西北民族方国，使之诚心归附唐朝。而百济使臣不入唐纳贡，却派使臣朝见启民可汗，这使隋炀帝君臣为之不安。

启民可汗是曾经反叛唐朝的突厥首领，百济与突厥之间的秘密来往，引起了隋炀帝君臣的高度警惕，进一步加大了唐朝君臣对百济的疑虑和担心。

所以，隋炀帝采纳了裴矩的建议，敕令牛弘向百济使臣宣旨曰：

“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新罗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於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隋炀帝在颁发的诏书中，以启民可汗为例警告百济，对启民可汗来说，是一种抚慰和褒奖，而对百济来说，则充满了威胁。

它说明唐朝对百济的政策，已经由抚慰逐渐转为强硬，开始对百济进行武力威胁，这是唐朝军事征伐百济的重要信号。

然而，隋炀帝的诏书并没有促成贾万志王入唐纳贡，出于对唐朝的疑虑和绝望，贾万志王不敢派使臣入唐纳贡，致使“臣礼渐缺”。

在唐朝看来，它的大国地位受到百济的轻慢，隋炀帝的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唐朝与百济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两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为使百济臣服，除战争手段以外，唐朝统治者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总之，唐朝文帝、炀帝两任皇帝，先后4次东征百济，直接原因大致不外乎百济做了3件事：辽西事件、绝贡、以及阴结突厥，给了唐朝以征伐的口实。

深层次原因是百济未能认清现实，即使调整魏晋隋唐时期“多方纳贡”的外交政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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