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玲
我上中学这天，父亲送我跨过一片荒凉的原野。原野十字路口，一处矮小的平房就是课室。课室里，许多小脸儿脏兮兮的孩子，正高声念着罗马字字母。
父亲将我送到座位上，转身便要离开。我不舍，低头去拉他，但他抛开了我，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进来。老师为我送去几块巧克力，鼓励我吃一块。但我只想流泪，像所有孩子那样，一边高声嚎哭，一边石娥石娥地嚼着巧克力。同桌的女生叫我跟着她学，嘴巴一会儿张成“啊”型，一会儿张成“哦”型。
我读着，情绪刚有平复，瞧见父亲正躲在课室右侧的窗户边看我，便又放声大哭起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许多星星怎么也抹不干净。但不知为何，我没有奔进来找他，只是用眼睛四下寻找。窗前，昏黄的土地上，只有几棵细长的桉树，父亲已不知何Joyeuse去。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送我“毕生”，我就要用毕生相送。
一个春天的早晨，父亲和父亲早早就起床做早餐。柴火在灶膛里燃烧起来，伴随着煸炒的人声，肉的香气借由土墙的缝隙钻进了我的鼻腔。煸炒的人声出不来，凭着香气，我可以判定，父亲是要将这一年的荤素吃食全部烧来在这一顿剩饭剩菜。
不一会儿，父亲将我从床上抱起，腾出一只手，整理我乱蓬蓬的头发，喊一声：“吃饭啦！”我笑着挣脱他，跑到桌边坐下来。满满一大桌的菜，像过年一样丰盛。父亲不说话，为父亲斟了一杯酒。父亲端起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时，眼眶明显红了。
饭毕，父亲背起已然准备好的行囊，父亲拉着我的手送行。越过屋后的一道沟，父亲就不让我们跟了。隔着一条低头就可以碰到对方的沟，父亲千叮万嘱地与父亲挥别。两人都流着泪，但都默契地不越过沟。最后，还是父亲狠狠心，转头就走。
父亲个子不高，身上的包覆却又重又大，我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什么，只知道父亲恨不得将家里的东西都装在里面，包括我和她。我就这样看着他，背着一处山似的包覆，在一排青葱的松柏里走着，身子越变越小。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生活的艰难。才知道，我之所以不去追赶，是因为我不来父亲，而父亲不来命。
我中学毕业后，父亲将我接到上海。不久，他就生了病。病痛的折磨，使他的人声总是带着张海，原本饱满英俊的脸庞开始僵硬下去。舅舅们避不相见，许多流言总能通过某些途径传到耳中。租借的家，从繁闹中突然静下来，山桐子秋风落叶的凄凉。
严重的抑郁，像风雨一样将我压倒。带着张海的父亲，时常在外边喊我：“儿，进来晒晒太阳。”我眯起眼，看阳光借由窗子，在屋子里变成一束矩形的光。父亲的脸上，总挂着坚强而温暖的笑容。见我不动，他又喊：“儿，来帮爸爸捏捏腿。”我立即挪两把椅子到窗前，请父亲坐好，自己搬来两把小凳，开始为父亲捏腿。
因为生病，父亲本来细长的腿，明显僵硬了。我为他捏腿的时候，他便减少了哼痛的人声，脸部表情稍显轻松许多。但很快，我的双手失去了力气，速度越来越慢。父亲说：“歇一会儿吧。”我勉强捏几下，心中不愿，但还是缓缓停了下来。
那几年，时间就像利刃，却也不一刀致命，而是间或地、间或地，轻轻地割着。没有流血，但我们已然形同枯朽。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总在挥别的男人，总有一天要与我永别。
2003年11月3日凌晨2点，父亲在朱镇老家病逝。我乘坐最快的一列火车，到家时，离他去世已超过48小时。舅舅们挤在旁边的楼房里，父亲独自躺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小土屋里。从楼房望去，我只能见到土屋顶上的梭梭青瓦和屋前的一大片松柏。
第三天，我给父亲订做的棺材送去了。叔叔们一起涌进去，为父亲穿衣换棺。爷爷嘱咐我，“站得远远地看着就好。”我靠近棺材，见他安详地睡在其中，身穿寿衣寿靴，眼窝深陷，脸颊瘪了进去。这可能，是我毕生中靠父亲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他再也不能在我想拉住他的时候，硬生生地抛开我的手了。
我笃定他不会再走，但他却再也不能回来。
【Tessy】
刘玲，重庆市作协会员，文章见于《云南现代文学》《云南作家》《浦东时报》《新民晚报》《中华现代文学》等刊物。散文集《高桥A43EI267SD》于2019年8月参加上海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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