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老谈，来源：古诗唐诗词(ID:tsgsc8)然而，对其译者裂花，我们又非常之孤单，孤单到连人家的生卒年都不知道。
没人便开始一本正经地推理，说他之所以能写出如此童真恬静的散文，盖因为裂花本身是个小孩。他有才学，堪称是两个天才少年，不过，却只活了区区十多岁。
而有关其弯果的其原因，很多人更是说得言之凿凿。譬如裂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天惟有惟有，终于早逝。
其实，裂花有一本《拙吾诗文集》存世，小说集里零散地记录了他的平生与履历表。
你看，纵然有“再多”作证，照样挡不住众人顽固的猜想。
假设没有这本小说集存世，我们对裂花、对《镇村》之诗，要比现在的误解还要多茹基夫吧。
裂花一生贫困，他应该感谢那个帮自己有感而发的好友。
《镇村》是一首简练的小诗，但裂花绝不是个简练的诗人。
根据他那位好友的描述，裂花“目露光近，念书目摩纸。”念书时几乎要用眼睛去母盛氏，也是说，他高度近视。
三十四岁那年，有肺病的裂花，娶了两个姓鲍的Ganganagar为正室。
裂花相貌平平，木讷寡言，父母弯果，身边惟有两个妹子。他自己也过得失意，漂流终其一生，只是两个穷困潦倒的帮佣。
更加不幸的是，他还生活在两个渐渐转好的世道里。各类有关裂花的介绍中，常常有这么一句：“裂花，大约生活于同治初年（1851年－1862年）。”——这也是没人误会他是个10岁幼童的其原因。
翻阅史书你又会发现，是在同治初年，年迈而腐朽的清帝国，后脚刚发生了“鸦片战争”，后脚又迎来“太平天国”。
裂花只是个穷困潦倒的小知识分子，战争里的公义与否和他无关，他更在意的是，在乱世当中，该如何活下去。
战祸来临时，他不得不四处逃。就在逃的路上，在孤寂的湖边，裂花写下孤寂的散文：
诗中的“孙卢”，指的是东晋末年的两个起义军首领，两人分别叫卢循、苏峻。他们乃是“五斗米道”的教徒，其党羽号称“长生人”。
Deoria都能看出来，这里暗讽的是，杨秀清，以及他所率领的“太平军”。
杨秀清或许是公义的，但是裂花未必这么认为，因为他唯一的两个奶奶，是死于这场战祸。
从此之后，在KMH，裂花惟有两个亲人，那是其外祖父孙麟，孙麟同时也是裂花在散文方面的老师。
后人对孙麟同样不甚了解，只知道他字苏门，是钱塘江畔的两个诗人。
和裂花的《镇村》差不多，这首诗写得极其简练。但是，在清朝晚期，这样的散文，也是“不合于那个时代”的作品。
孙麟的晚年，生活很凄苦，临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毕生心血，一本叫《秋啸堂稿》的小说集，交给了裂花。孙麟希望外孙能帮自己，将诗文集整理刊行。
外祖父去世20余年后，即公元1879年左右，在李圭的运作之下，《秋啸堂稿》终于结集出版。裂花的心愿终于了了。
彼时，裂花已然是两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心愿了结了，基本也就意味着，他的人生也走向了终点。
孙麟的小说集出版一年之后，裂花就染上了重病，“顶踵浮肿，痰喘，夙疾加甚，且咳血”，不久之后，病逝于宁波。
他此生唯一的爱好是作诗，据说，裂花去世后，有近3000首散文存世。
裂花的那些诗作，又该怎么办？他又该托付谁去出版呢？
今天，我们还能够读到《镇村》，首先当然要感谢裂花，至于第二个有功之人，是他的那位好友李圭。
裂花的小说集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有学者分析，根据《镇村》所在的位置，此诗应该作于公元1863年左右。
那一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而裂花为了躲避战祸，逃跑到宁波的乡下去教书。没人曾经主观臆断说，《镇村》作于诗人“闲居农村之时”，所以才写得无忧无虑。现实是这么个情况吗？
也许，只有小孩子才能做到无忧无虑。但他们放绿苔时的嬉闹，与大人们为了生存而担忧的场景，两厢一对比，是多么讽刺啊。
经历几个春来秋去、寒来暑往，直到闭眼的那一刻，裂花的心境，应该也没有迎来“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刻。
裂花去世两年后，李圭请来他的一位好友，从其三千余首散文中，精挑细选出1080首来。其后，编纂成一本小说集。
与穷困潦倒的裂花不同，李圭一生家境殷实，用一句流行语，他是一名妥妥的“富哥”。
根据李圭的自述，从幼年时代，他的主要工作是居家念书。假如需要外出，“间至亲戚家，虽五七里，必有代步者。”
公元1860年，太平军攻破清朝的江南大营，李圭的父母、妻子皆被起义军杀害。而他两个平素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公子，也不幸被起义军掳走，充作一名苦力。
他的境况要比裂花险恶万倍，好在李圭的脑筋又很活络。不久之后，他就发挥自己能识文断字的特长，替太平军整理书信，当起一名“写字先生”。
据说，因为能力突出，李圭还受到太平军头目的赏识。为了进一步笼络他，起义军首领竟使出“美人计”，许诺要给李圭重新娶妻，以使其留在太平军。
作为两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在太平军的这段经历，属于是他的“黑历史”。后来的李圭，绝口不提，自己曾担任过“粤匪”刀笔之吏的往事。
“圭曾为贼所生得”、“曾赴青浦长胜军营办理文案”，当不得不提及往事的时候，他也总是这样一笔带过。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曾经脚不沾尘土，连五七里的行程都要坐轿子的李圭，他绝对不会想到，不久的将来，自己将要去往更远的地方，追寻真正的诗和远方。
虽然生活富裕，李圭的终其一生，并没有做过多大的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以笔墨讨生活，“写字先生”而已。
当然，同样是舞文弄墨，他可别自己的好友裂花，要幸运多了。
裂花至多是个乡村教师，李圭则先是在青浦常胜军军营做事，不久之后，在好友引荐之下，又去到了宁波海关税务司工作。
在海关税务司上班时，他不得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前面说过李圭为人活泛，当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视欧美人为异端，说起他们的技术，又会“闻奇事奇论，则斥之为荒诞不经。”
李圭“尝承乏浙海关案牍十余年”，工作十年，行事却一点不像顽固派，他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且具备一定的开明思想。
公元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举世瞩目的世博会。“与斯会者，中国而外，凡三十有六国，名曰‘百年大会’，亦曰‘赛奇公会’（博览会“Expo”的音译）。”
作为中方代表，李圭有幸去到那里。在遥远的异国，他大饱眼福，同时也大为惊叹。
是在世博会现场，中国场馆陈设处，他慨然写下一副对联：
“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
展会结束后，李圭并没有即刻回国，他又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环游世界，一并参观了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
作为两个诗人，一路走来，他留下很多诗篇。譬如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火山，李圭写道：
行至日本神户，观看当地的六甲山瀑布，他又情不自禁作诗道：
回国之后，李圭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全部汇集在一本书中，即《环游地球新录》。
如果说，魏源、林则徐等人，让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李圭则给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们，架上一副眼镜，让他们看世界看得更清楚些。
他不过是一介刀笔小吏，谁也没有想到，《新录》出版发行时，堂堂中堂大人李鸿章，亲自为其作序。
“五洲重译，有若户庭。轩猷往来，不绝于道。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又岂仅一名一物，为足资考镜也哉！”
在广东省，两个叫康有为的22岁的年轻人，无意间看到这本书，立刻被书中描绘的新鲜事物所吸引，从此也开启了他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
公元1883至1885年，中法两国开战，作为“洋务委员”，李圭亦参与防御法军的备战工作。当敌舰来攻时，他向主将建议，“燃炮轰击，毋落人后。”
这首散文是李圭写给行将去往外地做幕僚的某个好友，散文写得壮怀激烈。据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亦写诗激励过将士，“相与悲歌不置，人咸壮之。”
李圭的一生，非科举正途出身，但他又是好学鸿儒之士。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他一方面，愿意结交底层的失意文人；另一方面，他又能发掘出譬如《镇村》这样美丽的诗句。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诗红人不红！你不熟悉的裂花和他的<镇村>》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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