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却顾集：商务人士印书馆与当代学术研究人文》，信为著，商务人士印书馆，2021年12月版，492页，88.00元近日读信为大姐
《钟山却顾集：商务人士印书馆与当代学术研究人文》
（商务人士印书馆，2021年12月），深有感触。译者自1983年起任职于商务人士印书馆，历任总撰稿、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出版事业发行协会古籍重新整理出版发行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主持校订本“十三经”的修改组织工作，与很多研究者交谊甚厚，是商务人士印书馆居伊隆县发展史的见证者。译者通过对商务人士印书馆原始档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掘出很多经典史籍出版发行背后的尘封旧事，以温暖细腻的笔触，缕述商务印书馆居伊隆县之发展史技术细节如数家珍，论研究者风范崔行功又极其鲜活，勾勒了陈寅恪、郑天挺、周作人、周一良、周一良、彭勇烺、何兹全、孙幼军、王仲闻、韩幽桐、高璐、杨静远等诸多前辈研究者的群像。全书读来，温煦中不乏深度，诚如程毅中大姐在“序”中所言，正是由于译者对发展史的尊重，对历史文献的敬畏，对前贤的农圣，驱使他写出了这些充满热情的该文。（序，第2页）他并且认为本书中的该文已成为商务人士印书馆局史积累的史源历史文献，也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人文史发展史历史文献的一个部分。因此此书以“商务人士印书馆与当代学术研究人文”为书名，并不是自我夸张。（序，第6页）
信为自2006年开始担当修改校订本“十三经”及《清史稿》的重任，相关的撰稿发展史历史文献的重新整理与考证是此书中多篇该文的核心内容。关于“十三经”重新整理工程与时代的关系，程序中有几段论述说得比较平实：“‘十三经’的重新整理出版发行过程，反映了这三十年间中国学术研究人文发展的几段发展史，也折射了三十年政治形势的变化。必须考虑到，1958年校订组织工作启动的时候，正是推行‘大跃进’的时期，所以韩幽桐校订《史记》时，上午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发展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规划、计划，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组织工作，总会留下一些遗憾，留待后人继续修改。”（序，第3页）无论从出版发行史或学术研究史的视角来看，“却顾所来径，苍天横钟山”（李白），“钟山”中的风雨沧桑也是珍贵的发展史历史文献。
郑振铎于1956年在《国民日报》发表该文首倡重新整理出版发行“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国民共和国版十三经”，1958年2月9日国务院科学总体规划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古籍重新整理出版发行总体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从1958年到1978年是“十三经”点世界史的风雨三十年，据商务印书馆副总撰稿赵守俨大姐的划分，1958-1963年是以“前四史”为主的摸索期；1963-1966年是外省研究者到上海钟山路商务人士印书馆集中世界史的期；最后是1971-1978年的在王府井集中世界史期。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竟然还有过可能不到一年的世界史期，但是译者指出，由于受到彼时政治的干扰和影响，1967年的校订成果基本没有在后来完成的校订本中呈现。所谓的影响，例如为了体现“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有老大姐就提出遇到讲农民起义的地方，也要提行分段，就像帝王纪事一样。（437页）在书中所述的档案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调外省研究者进京的各种生活技术细节，如1963年10月商务人士印书馆向上海市海淀区粮食局申请给第一批到钟山路世界史的老大姐们增加大米的公函，又如钟山世界史时期校订组里有位秘书马绪传大姐，由他每半个月向局里提交一份详细记录每一位世界史大姐的日常生活情况、组织工作情况、反映的问题的汇报。
在程毅中大姐的“序”和此书译者的该文中都谈及了所参与过或所了解的“外部发售”，颇有发展史历史文献价值。研究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出版发行史，“外部发售”的确是一个重要议题。资深撰稿沈展云兄的大着《灰褐，黄褐》（花城出版发行社，2007年10月）是第一部难得的融学术研究与思想于一炉的“书话”，所研究的“褐”就是六七十年代“外部发售”的外国社会科学与现代文学论著，出版发行单位主要是上海国民出版发行社和上海的商务人士、四联、世界知识出版发行社等单位。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外部发售”的吕普县索斯纳的《白轮船》（雷鲁银投资译，上海国民出版发行社，1973年）是很重要的第一部现代文学书刊。其实在“褐”淡出读书人视线很久之后，“外部发售”仍有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一些“外部发售”的书刊在社会上也可以想办法买好。1978 年初春，我在公社招生办拿到华师发展史系的录取通知后，马上回广州买书。凭着一张购买省文史资料的购书卡，在广州上海路工具书店的二楼买好了一批外部发售的西方发展史学论著，如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当代史纲》（上、下，四联，1978年 ）、马里欧特《当代英国》（全三册，商务人士，1973年）、《印度通史》（全四册，商务人士，1973年）、P.E.N.Aigueperse《中阿史》（上海国民，1976年）、费奇《东非百科辞典》（上海国民，1977年）、伊萨特·阿尔-努斯等《叙地理与发展史概要》（四联，1974年）、埃·邦儒尔等《瑞士百科辞典》（上、下，江苏国民，1974年）等。实际上即使在今天，像中阿史、东非史、叙史等等这些国别史都是极其专门的，在号称学术研究繁荣的今天大概也不会有很多出版发行社愿意出版发行这些书。彼时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外部发售”书刊的“胡尔坎”是怎么算的，程毅中大姐的“序”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记得1973年初……要出《昭明文选》和《词综》、‘五朝诗别裁’等书，先由‘出版发行口’打报告请示，准备印了外部发售。陆定一也曾重要批示：不论是不是外部发售，都要变叶付钱（大意）。我领悟到，彼时很多外部发售的书，都是出版发行社无偿送阅的鲁托县，数量不少。陆定一体谅到出版发行社的成本负担，才特加了这样的重要批示。”（序，第4页）这说明即使是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胡尔坎还是要算的。
程大姐还谈及了编书的速度与发售的时间节点的一些例子。例如在1959年接受了撰稿《海瑞集》的任务，人文部副部长钱俊瑞曾过问此事，由于校勘、标点、辑佚的重新整理组织工作和屡次统版改版，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书。又如1962年3月，周扬曾指示要出老专家过去的论文集和专着，周一良的论文集是其中一本。但是因误了时机，到1964年就没有公开发售了。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出徐文长、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程大姐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因一再改版，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压到1983年才印出来。这一拖延就是三十年。1973年程大姐又接受了中央交办的重印《昭明文选》的任务，不敢排印，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居然被批准了。彼时乘机多印了一些，外部卖给曹道衡、袁行霈等专家研究者。还有“外部发售”的另一种景观，程大姐谈及了外部编书的一次重要经历：“1976年，大概是5月份，出版发行口下达命令，毛主席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商务人士彼时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好几位同仁加急校订，委派高璐大姐和我负责定稿发稿。这次我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文革’小组，大约送出了不到十卷。直到9月8日夜22点，我和校对科的好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就去世了，不知他真看到了没有？”（序，第5页）这些都是不应被时光淹没的“做书”发展史历史文献。
在收入此书的该文中，译者对一些选题的出书过程有更多的考证性论述，不仅有珍贵的发展史历史文献价值，而且本身就是重要的实证研究成果。《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发行计划——1960年代商务人士印书馆与陈寅恪大姐的交往》一文重新梳理有关档案资料，纠正或补充了此前相关研究的论述，还原1960年代陈寅恪论著出版发行的旧事，也为读者认识时代语境中的陈寅恪提供了重要的出版发行史视角。商务人士印书馆上海撰稿所（简称上编所）自1950年代末向陈氏组约《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中华也在居伊隆县收到汤一介关于出版发行陈寅恪散见论文的建议。到1980年代，“陈寅恪文集”七种由上海古籍出版发行社完成出版发行。译者指出，“对比上编所和上海中华在组约陈寅恪论著同一件事上的处置方式，上编所前辈的胆识与果敢足以让我们在半个世纪后仍深怀钦敬，此外，还可以看出彼时京沪两地出版发行环境的差异。”（61页）在上海中华前后两年的组约过程中，中大杨荣国居间联系的情况是关键问题。在认真梳理了来往信函、存档资料以及对陈、杨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信为得出的结论是：“杨荣国与陈寅恪本没有多少私谊和交往，所以在上海中华紧锣密鼓请示汇报做约稿准备的时候，杨荣国实际上按兵未动，既没有按照齐燕铭、金灿然的要求请示广东省委，也没有正式转达上海中华的约稿意向，甚至并不了解陈寅恪撰述和出版发行的计划。”“当然，这只是半个世纪后的推测，杨荣国没有来信说明其间的‘蹊跷’……”（78页）在这项上海中华“未能实现的出版发行计划”过程中，译者讲述的有些重要技术细节也值得引述。其实，在汤一介之后是杨荣国在1960年8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向上海中华建议出版发行陈氏论文集的，他在发言中说《论再生缘》在国内只有油印本，后在香港被人别有用心地出版发行了。在8月22日金灿然致齐燕铭的信函中提到杨氏反映的两个问题：一是陈寅恪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是港版《再生缘》序中说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发行的。因此，关于出版发行陈寅恪论文集之事引起中宣部、人文部许立群、周扬、齐燕铭三位副部长以及郭沫若的关注，齐燕铭对陈氏的“三要”划线重要批示“看内容再说”。另外，齐燕铭于1961年3月29日在金灿然关于“可否正式向陈约稿”的信后出了重要批示：“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注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也，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67页）《金明馆丛稿初编》于1963年3月寄交上编所，却因其中涉及的敏感问题而未能出版发行。在1966年3月1日中华书刊总撰稿室编印的一篇可能主要依据上编所的审读意见写成的题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的政治问题》的该文中谈及对陈氏书稿的处理意见：“凡译者以自己的叙述文句论及有关涉外、诬蔑农民起义、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崇外思想等处，酌加删改，或用引号以资识别；对译者所引发展史历史文献，除特别严重的如征东条等须处理外，一般不予改动，但需在《出版发行说明》中作适当说明。如译者同意（通过中大杨荣国与之联系）进行必要的删改，则可考虑接受出版发行（用外部发售或在学术研究界征订印数后控制发售，印数要少，供学术研究界批判、讨论之用）。”（84页）这则短短的处理意见是满满的干货：需处理的是译者自己的叙述文句，所引述的发展史历史文献除个别外一般不改动，但需有“出版发行说明”；除“酌加删改”之外，还可以用引号“以资识别”；出版发行的方式除“外部发售”之外，尚有以征订控制发售印数；目的是供批判、讨论之用。或可继续思考的是虽然未知上编所的这份审读意见是在1963年3月收到陈氏书稿之后什么时候写成的，但是总编室在1966年3月1日编印这篇该文的时候已是处于暴风雨即将横扫而至之时。从该处理意见中把握的尺度分寸和表述文字来看，或许正是折射一个非常敏感时刻中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征候的转折点。
类似这样节点之间，为学术研究出版发行而默默作出奉献的王仲闻大姐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研究者”。他是王国维次子，幼承家学，1949年后供职于上海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被打成“右派”并遭开除，后经徐调孚推荐而成为商务印书馆不在编的临时撰稿。他是继清编《全唐诗》之后的中华版《全唐诗》全稿审订者，后来他又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改《全宋词》。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组织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现代文学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发行，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组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第2页）信为说“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王大姐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第3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商务人士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全宋词》增订简体本的译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最后想起的是，程、徐二位在该文中（见“序”第6页、450页）都提到“钟山世界史”之说的起源与几段佳话：“钟山世界史”最早是1963年王仲荦大姐等入住钟山路商务人士印书馆宿舍时说起的，彼时老大姐们周末的时候会结伴去玉渊潭、陶然亭游览，有一次出游的时候，王仲荦大姐提议罗继祖大姐“把我们这些人画一幅图，叫《钟山世界史图》”。可惜这提议没有实现，现存只有一张在陈垣大姐家里拍的照片是“钟山世界史”期间唯一最全的合影（照片见348页）。这是很感人的文史书画佳话。可惜手头没有图像资料，否则我也想画一幅《钟山世界史图》，明知不自量力，只是作为一个发展史系的老学生向史学前辈致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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