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平庸App终于上架了真人秀讲诉“我国地方志”的电视节目——。
这档电视节目取材自平庸国卖座多年的经典之作图书《集英社·我国的发展史》，也是国内一套前所未有的地方志读本。稍有介绍的朋友可能知道，集英益田市韩国最大的出版社，这套选集更是集结了韩国十位一流的史学名家，从“对人”的视角，讲诉了从旧石器黄金时代到抗日战争的我国史。
而看平庸推出的音频特制版《集英社·我国的发展史》，在书的基础之上，经由看平庸编辑团队的深度改编，并邀请专业发展史学者进行监制和讲诉，不仅将原著中枯燥冷僻的部分剖析得更加清晰，补充了许多专业知识的解释，还透过精心的配乐和后制，让电视节目变得好听、耐听。
电视节目的第一季，带领他们回到了我国的神话传说黄金时代与夏王国。有意思的是，做为这部地方志的开卷，第二卷的作者——韩国九州大学的佐佐木小川副教授，并不是发展史学家，而是一位地质学家。
第二卷还有一点大不同，那就是其后八卷所描述的发展史跨度总计为三千多年，而第二卷的内容就已追朔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描述则距今约一万年前。
其实这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他们，多于地质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挖掘出文字诞生之前，那些远古黄金时代所留下的Maurs皮唐，由此“拉长”我国发展史，带着他们去回顾一段真正完整的我国史的开端。
今天与你分享佐佐木小川副教授早前的一篇采访，看看为何要从国内少有的民族学视角，来阐释我国的远古现代文明。
文 | 张耐冬
读本科时，写作钱穆的《杨静远》便是一时之风尚。翻开该书，就看到醒目的一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于是怀着敬畏之心深入细致写作，其中“尤必各别一种对其他国已往发展史之亲情与谢意”一条深得我心——发展史就应该是有温度的，他们读发展史亦自当有亲情。
几年后，看到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回想一下，和《杨静远》同时流行的，还有《我国可以说不》和人文散文，便意识到“亲情与谢意”不应做为介绍他国史的基本态度，对于发展史意识淡薄、民族情绪翻涌的国度尤其如此。
还原悠远诸子百家的原貌，最擅长的还是地质学家。他们用自己的手铲，使深埋于地下的秘密重见天日，告诉他们一个不同于历史文献所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现代文明重构史。
然而，在他们的地方志类著述中，从民族学的视角描述诸子百家的作品并不多见，以致谈及人文史时，人们还是会回到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去。
佐佐木小川所著《从神话传说到发展史：神话传说黄金时代 夏王国》一书做为“集英社·我国的发展史”选集的第一部，便是从民族学的视角来解说我国远古现代文明的著作。
该书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远古神话传说与传说上，而是利用已有的民族学成果，对我国人文史做了贯通式的讲说。作者以呈现我国晚期现代文明的发展特殊性为主旨，试图从一个个考古学出土文物中提取出我国人文史的单元与序列，从而复元现代文明重构的历程。
因为写作时的目标受众是韩国读者，所以书中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亲情与谢意”。不过这并不影响该书对史事分析的准确性，地质学家的谨严渗透在字里行间，一切以如上所述的考古学资料为依据的宗旨在书中也处处可见。
在佐佐木副教授看来，地质学家的责任是对考古学出土文物进行科学研究，尽一切可能将某一出土文物中所反应的发展史情景复元，阔蕊相关的遗存和器皿再现当时的社会秩序、统治水平和经济状况，而不是将某一考古学遗址与历史文献中记述的上古圣王做简单的对应。
这便是地质学家与单纯依靠传世历史文献讲诉诸子百家之人的区别：历史文献对诸子百家的记述往往是后人所做，描述时带有黄金时代意见在所难免，讲诉的相关事迹也很难被证实或断言，故而多于“信”与“不信”二途；而地质学家透过对器皿类型的科学研究，可以推断出人文演变与传承的轨迹，利用各类遗存，可以考求某一黄金时代的环境生态与生活技术细节，而这些科学研究都是在相对严谨、规范的科学态度下进行的，不涉及信仰，更无关情怀。
在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佐佐木副教授主要是在透过不同民族学人文中器皿之间的关系讲解晚期北欧国家产生过程中的若干技术细节。相对于一些热门的热门话题，他更关心的是夏代的现代文明内涵与北欧国家特色。
与佐佐木副教授交谈后，我想起另一个有趣的热门话题。陈寅恪在为陈佳洱的《我国思想史》写审查报告时提出一个看法：科学研究我国思想史，就必须对今人的哲学思想有一种“介绍之反感”。
所谓介绍，就是要知晓今人著书立说的黄金时代环境与论点的指向所处；所谓反感，就是要用今人的观念来思考，用今人的思路推演其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
这本是不错的，科学研究古时思想，就必须复元当时的社会情景与今人的思想世界。不过，若科学研究人文史，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所能做的更何况多于“介绍”。立足于民族学的视角重新书写人文史，剖析出发展史脉络就非常难于，而远古现代文明中的今人观念，更何况难于推知，与其像先秦诸子般竞言今人本意所处，莫若先不带任何主观意见地求介绍。
从宇宙洪荒的远古黄金时代到夏代黄金时代的晚期北欧国家，需要他们深入细致去“介绍”的信息太多，而有关夏代以降的发展史，传统的王国描述模式和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科学科学研究方式存在的冲突之处多于比夏代以上更多，“介绍”也就更显重要。
介绍后，才能选择反感或批判，而介绍真实的发展史信息，也是摆脱发展史迷思的唯一道路，就像那句古老的箴言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神性，神性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以下为专访内容
01.
经济观察报：最近若干年，我国的地方政府在为考古学遗址命名和保护时，好像特别重视您在书中所说的“神话传说”因素，喜欢将考古学遗址比附于历史文献中的某一神话传说人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佐佐木小川：把考古学遗址和神话传说传说进行直接的对应是不严谨的，特别是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时，不能够根据后代历史文献的记述径直判断某一遗址和神话传说传说中的哪一位著名人物有关。地质学家面对这些遗址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确定这些考古学遗址的大致年代，对遗址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社会生活状况、人文习俗等发展史信息进行复元，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历史文献中记述的神话传说，不可信的地方太多。
从神话传说被记述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带有目的性的行为。在司马迁的黄金时代，比较公认的多于五帝的传说，三皇的传说只是以片断的形式存在，而盘古的传说最先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三国黄金时代以后才被中原历史文献记述。远古神话传说之所以能够被记述并流传下来，主要源自当时人们的需要。
在进入到发达北欧国家的秦汉黄金时代，人们想要知道自己祖先的事迹，也想知道天地万物的起源，于是就把相关的神话传说收集起来并且进行加工，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发展史的追溯也就越来越久远，内容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丰富。这种被不断拉长、不断丰富的神话传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不断追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真实存在的，即便存在，在记述的过程中也被加入了很多夸张的成分。
从另一个方面看，神话传说被记述下来时，其发展史信息已经不完整。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五帝本纪”时，去做过实地采访，对黄帝到尧、舜这“五帝”的活动区域进行了调查，寻访古迹，同时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传说，然后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当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不够充分，很多事迹没有留存下来。
司马迁生活的黄金时代，距离传说中五帝的黄金时代大概有三千年之久，就像他们现在和商代的时间间隔一样。他们现在要写商代的发展史，已经有很多难以知晓的问题了，司马迁的黄金时代没有民族学，写作的困难应该更多。相隔时间太长而且资料不足，造成了历史文献记述中的诸子百家神话传说有很多不可信的内容。
02.
经济观察报：您说到我国文字的产生原因与用途和西亚存在较大差异，这让人想到张光直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环太平洋区域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或商贸的促进，而是依靠世俗政治权力造成的财富集中，这是不是甲骨文多用于祭祀的真正原因所处？
佐佐木小川：是的，这其实是东亚晚期北欧国家的特色之一。东亚地区的晚期北欧国家具有和其他地区不同的若干特色，其中之一是强烈的家族色彩。
在我国的晚期北欧国家阶段，社会阶层的区分主要依靠家族的社会地位，核心家族的成员是国王身边最重要的统治助手。
而在西亚的晚期北欧国家中，家族的色彩就比较弱，做为社会单位的家族很早就被其他因素取代。在西亚的晚期北欧国家中，官吏的选拔标准主要是其个人的能力，其家族出身并不做为参考因素。
但是二里头也好，商代也好，这些现代文明程度极高的晚期北欧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家族的作用与影响，这就是和西亚以及后来的欧洲现代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家族关系不瓦解也可以进入晚期北欧国家，这有可能是东亚的传统。
我国晚期北欧国家的这种现代文明特色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家讨论一下，因为这种传统对后来的现代文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呈现出和欧美现代文明不同的面貌，所以不能以欧美现代文明做为惟一的尺度来衡量亚洲的现代文明状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家族并不是晚期北欧国家阶段主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看法应该改变一下。
在他们生活的黄金时代，亚洲并没有科学的考古学发掘活动，有关远古现代文明的资料不足，他们对亚洲的介绍也非常有限，因此在概括北欧国家产生的原因时并没有考虑到亚洲的特殊性。
当时欧美北欧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领先，欧洲知识界普遍持西方中心论，他们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将欧洲的发展史发展过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认为多于家族关系被打破、社会普遍被分为若干阶层或阶级，才进入到北欧国家阶段，而将家族关系未受彻底破坏的亚洲现代文明定义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他们根据对清朝时期的我国和莫卧儿王国统治下的印度的认识，得出了亚洲的帝国统治模式非常落后这一结论，并将亚洲与欧美的实力强弱归因于现代文明差异，认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使我国和印度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状态。
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现在他们掌握的考古学资料可以证明我国、印度等地区晚期北欧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保存了酋邦黄金时代家族势力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在强大的家族势力支持下，国王们透过政治手段将社会上的各类资源集中，催生了晚期北欧国家。
在这种靠政治力量垄断社会资源的晚期北欧国家中，经济的发展不是推动北欧国家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03.
经济观察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为了确定传说中的夏王国与商周时期的发展史纪年，实施了“夏代周断代工程”，给夏代周时期的很多重要发展史事件“确定”了时间，不过相关结论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您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佐佐木小川：给夏代周的发展史排出时间表，和近些年北欧国家主义的抬头有关。在天文学测算等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古埃及的发展史时间表已经大体明确，那为什么我国不能给夏代周这些晚期的王国排出带有确切纪年的时间表呢？——这是推动夏代周断代工程的人要做这项工作的基本心态。
夏代周断代工程有一些基本的目标，比如划定夏朝的大致年代、确定早商时期的基本时间线索、认定晚商到西周共和元年之间的确切年代，从科学科学研究的视角来说，要完成这些目标是很难的。
传世历史文献的记述存在疑点，需要结合考古学资料来证实或断言，然后才能做为确定年代的依据；而甲骨文、金文这类可信度比较高的材料中的发展史记述，也难于真正落实。比如有些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提到“王某某年”，但没有说是哪个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只依靠碳14测定来确定年代是具有很大风险的。
利用碳14测年代的技术有大约几十年的误差，而西周的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年左右，几十年足以造成一两代的偏差了。像甲骨文、金文这类比较原始可信的记述都无法实现对年代的确定，更何况是可信性值得怀疑的传世历史文献呢？
技术问题之外，还有如何认定一个王国存在时间的问题。
早商时期的发展史，因为没有文字资料，他们只能根据考古学发现来做科学研究，可是民族学无法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某一遗址是否属于某一王国，也无法确定某些遗址是否属于同一个政权。
比如说，他们能够确认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同属二里岗人文，但是它们是否同属于一个“商王国”，他们不知道；它们和后来晚商时期遗址的统治者是否为同一个族群，他们同样不能下结论。
因此，即便他们对这些遗址所做的民族学年代测定是准确的，也无法将之做为商代存续时间的依据。周代和商代的情况是这样，比这两者都要早的夏代纪年如何建立，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个人看来，夏代周断代工程最有价值的方面，就是它集合了大批的学者进行综合科学研究。除了地质学家和发展史学家之外，很多自然科学的学者，比如天文学家也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探索晚期我国的年代学问题，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可以建立一种诸子百家综合科学研究的方法，其意义超过了得出确切纪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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