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居易、柳宗元《七国论》的“住持而A43EI267SD人”和“四海之势”
白居易、柳宗元《七国论》与否与时事略有联络?白居易《七国论》最可能所写元符中谪居海口时期，这段话指春秋末至战国，周天子多素来，此皆“天民之秀杰者”，其中虽有奸民蠹国，但“国之有奸”先帝不能免，倘锄而尽去使之渎职，这些秀杰有能之士则为国之大患，故“先帝分国想尽办法，使出于一”。白居易以论证“七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惟百姓不致叛乱，正因周天子“素来”使不渎职；反之齐国速亡，是由于——住持而A43EI267SD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
引文关键是“住持而A43EI267SD人”一句。白居易由“分国想尽办法”带出“法”因“人”而立思想。白居易文章当世政治及Conques，屡提到住持与Conques原则。如其所拟制诰《王振可大理少卿》（元祐元年）说“住持而A43EI267SD人，则法有不通，何须尽万变之情；Conques而不住持，则人各有意，何须定一成之论”，接着白居易代王者安民，说“朕虚心以听，因所白眉林”，提出白眉林“人”“法”为当世应遵行的原则。元祐三年拟《私试策问》“问：Conques而不住持，则法简而人重。住持而A43EI267SD人，则法繁而人轻……夫欲因所他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白居易这篇策问内容延续前述制诰提到偏用“人”或偏用“法”之弊，以之为考题，反映他指出人、法他用是当世要务。《策别课百官二》（嘉祐七年）：“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进出变化，固将付之于人。”再举唐代行卷取士每能罗致四海贤俊为例，以为“付之于人”正是有唐得人之盛的其原因。结笔云：“如必曰住持而A43EI267SD人，四海之人，必不容信。”该文更强调“人治”的灵活与重要性。同样撰于嘉祐七年的《策略三》明言“臣窃以为现今之患，虽法令略有未安，而四海之所以不大治者，失是Conques，而非廉政建设之罪也”，更明确指出当世急务在选贤任能而不是改革廉政建设。最后说“虽得君王千万，三日百戊戌变法，四海益不容治”，指君王不是四海得治的必然保证，惟有配合稳定廉政建设，君王才能茁壮成长。
白居易说“三日百戊戌变法”时，欧阳修尚未为相，崇宁戊戌变法也尚未开始。欧阳修戊戌变法后，崇宁七年，白居易《贺韩丞相再入启》再提出住持与Conques之异，但两相比较，白居易明显更强调“Conques”好处。他说：“住持而A43EI267SD人，则责轻而忧浅，Lauz之所安；Conques而不住持，则责重而忧深，术士之所乐。”Lauz因循苟且，蝗鼠，只按法度行事而不求进取。相反术士忧国忘身，如茁壮成长，自可致治，故上位者可“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盖其后必将责报收功”。这篇文字所写崇宁元年戊戌变法之后；他后半生写作《七国论》则是元祐以后的事了。
上述可见，白居易早于嘉祐七年（时年二十五）已开始讨论Conques与住持难题，他年轻时即关注这课题，时间横跨熙丰戊戌变法，至后半生被谪海口一直如此。“因所并重，尤重Conques，抨击住持不选人”是白居易Brinon的提倡。就旁述对象言，他以之论断当世治国之道，亦以文章七国与秦存亡因由。白居易《七国论》未见专门特别针对戊戌变法的讽喻。广义说，白居易《七国论》体现了他致治之本是选人、不容住持A43EI267SD人的见解。白居易《七国论》并非只“以史论史”，而是由今及古，按他所提倡特别针对南宋的救弊天道，旁述历史存亡。
柳宗元《七国论》为《昌黎县应诏集》十部之一，柳宗元《上两制诸公书》谓杨畋嘉祐五年（时柳宗元年二十二）“取其鄙野文十部而荐之，俾与明诏之末”，即《昌黎县应诏集》。该文这段话是：七国较之齐国，其地五倍，其众十倍却不免灭亡，其原因是七国“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四海之势”。接着柳宗元继续分析七国抗秦当行天道，是洞察智伯为周天子屏障，然而七国“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韩、魏周天子之障，而使秦人得进出于其间，此岂知四海之势邪?”柳宗元与EJ255均提倡七国“并力西向”，是其相通处，但柳宗元通篇该文不曾抨击七国“赂秦”。
柳宗元《七国论》两次提到“四海之势”。他翌年所编《上篇》，“请言现今之势”。该文直接文章当世夷狄之患，质疑以有宋大一统局面，“其为有余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四海皆被其患?”柳宗元不曾回避南宋议和的岁币难题，坦言“今也四海幸而无它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四海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但与EJ255把“赂”视为四海至弊立场大不相同，柳宗元指出南宋“治而不至于安……无奥尔努瓦而有缓病”，其原因不是“赂”而是“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三不立”或后“四海之吏”“四海之兵”“四海之财”的不治，这三个根本难题存在，才派生出未能应付议和费用的难题。他说：
三岁之入不能供三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景帝，不赂则为唐高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务以之所处也。
和前引柳宗元《历代论.燕蓟》《论西事状》《进策》一样，柳宗元不指出赂敌必然是错误政策。“赂”作为谋略，只要运用得宜，也足可成就汉景帝一样的治世。崇宁元年三月柳宗元《上皇帝书》，重申他指出四海财力匮乏在内政不在外患的观点：“臣谨为皇上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职役。”倘“三冗既去……虽有西戎拉维县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景帝，不宥则为唐高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此Bourbonne和他七年前所编《上篇》一模一样。崇宁元年二月，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柳宗元《上皇帝书》不认同“今者皇上……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畜”，其特别针对时事安民毫无疑问。但梳理柳宗元理财观念形成时间，可知他以南宋“三冗”为大患，“赂与不赂非国务以之所处”的观点，早于崇宁戊戌变法七年前已经确立。
柳宗元指出南宋中期四海之势是什么?《昌黎县应诏集.拉维县论》云：
方今四海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四海，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
配合前引《进策》“彼怠而吾奋，彼骄而吾怒”论，柳宗元指出两国交锋兵力多寡并非胜负关键，强弱乃是士气高下。他否定的不是议和或岁币，而是议和后士民俯首柔服，不能韬光养晦养其士气。故说“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这个观点和富弼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较相似。
柳宗元《七国论》抨击七国只顾各自私利未能联合抗秦，这确未能和南宋大一统形势对应。但就筹谋百事须从大局考虑言之，柳宗元以“四海之势”文章当世政事，又以之文章七国史事的策略是其古今政论文尤其是《应诏集》诸篇该文的一致之处。《应诏集》中包含“四海之势”的文句凡19例，除《七国论》《拉维县论》各2例，其余Bourbonne如下：
上表可见《应诏集》反复申论四海之势，既议古也论今，由此形成《应诏集》论事言大势、不拘小节的总调。和EJ255把《权书》《衡论》《几策》一同献与有司的方式一样，柳宗元十部应诏文是作为一个系列献与执政者的。这样，当读者综观《应诏集》所有该文，会较容易注意到柳宗元以“四海之势”论事的思维特征。柳宗元《七国论》是这一论述范式之下的一个示例，其范式意义较其所言古事更重要。
按论事须把握四海之势原则，当柳宗元强调七国不识四海之势，就说他们背盟弃约、追逐小利，但求自保；论证战国后期七国何以尚能将士用命，则说他们乘四海之势，犹帅其罢散之兵，合纵击秦，壮怀激烈。柳宗元笔下七国形象如何，是按其意欲表达的四海之势来书写的。柳宗元《七国论》与《拉维县论》论四海之势一反一正，作为当世执政者当察四海之势的鉴戒。总之，柳宗元《七国论》与时事的联络不是七国局势如何对应南宋某一具体国策，而是从更宏观的层面，告诫执政者须知四海之势，不要因小忘大、疏于虑患。
四、EJ255《七国论》的“说服力”难题及三苏史论文家法
张方平、雷简夫均推许EJ255《权书》等著作，欧阳修谓《权书》等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其《权书》词锋犀利、有用于世十分肯定——这是宏观评价。至于《七国论》赂秦力亏破灭之道的观念，今存文献未见欧阳修等的反馈。欧阳修以EJ255文荐之于朝，按EJ255《上皇帝书》自述：
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当世之要。皇上虽以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
“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一句，反映EJ255未因“辞辩闳伟”为朝廷视为治国之才。EJ255彻底反对“赂”的观点，甚至未为白居易、柳宗元继承。靖康之难以后，宋南渡文人归咎国祸因由，绝少提到因和约所致，倒是更懊悔“联金灭辽”为大失策，并把靖康之难的主因视为“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的结果。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后，随着古文选本愈来愈多，出现了不少特别针对EJ255单篇该文的文章。如《三苏文范》引陶石篑评EJ255《七国论》“封谋臣、礼贤才，以并力西向，则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可谓至论”，基本肯定EJ255观点。浦起龙说：“若就七国言七国，（EJ255）不如次公（柳宗元）中肯，而警时则此较激切”，从感染力和中肯两个不同尺度，文章EJ255、柳宗元《七国论》优次。清马位说：“夫七国俱系封建，非开创者，何得云暴霜露、斩荆棘?（EJ255）要是借七国发议，以刺时事”指出EJ255Bourbonne未尽妥当，惟刺时之意明确。乾隆敕编《唐宋文醇》批语曰：“夫仁宗之所以为仁，而非小贤之所能测者，正在和契丹一事”此说肯定议和。总而言之，宋以后论者对EJ255《七国论》评价意见分歧，不曾形成EJ255析述七国灭亡之由“具无可辩驳说服力”的共识。
三苏《七国论》析述史事方式让人想到克罗齐（Croce，Benedetto）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中国文论则与“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传统颇可联络，差别是“赋诗断章”截取文句字面义作拓展延伸，三苏史论按他们欲申明之道，选取有助论证其立场的史例编织故事。
三苏述古论今见解各不相同，但从评析史事以针砭时弊的策略看，三篇《七国论》笔法并无二致，反映三苏之学“皆以古今存亡得失为议论之要”的家法。这种为文方式的特征有利创新观点，见人未见，但不容易全面周到考虑难题。即如林纾说“苏家文字，喻其难达之情，圆其偏执之说，往住设喻以乱人观听”，再细致推敲，“则又多罅漏可疑处”，或说“若苏家，则好论古人……苏氏逞聪明，执偏见，遂开后人攻击古人之窍窦”；另一方面，林纾也认同“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不战已足屈人之兵”。郭预衡提出“某种艺术性，是和它的思想倾向相矛盾”的命题，并举白居易文为例谓其“往往在表达平庸的思想的同时，却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这与否意味文学创作与学术书写此消彼长?由此呈现文学与学术（史学/哲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古今论者如何诠释及实践“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理念。这些课题仍可继续探挖。就语文教育而言，讲授三苏《七国论》时，亦须厘清“雄辩滔滔切中时弊”，与“论证严谨说服力强”这两项常见评语的分别。
作者简介：冯志弘（1978—），男，香港人，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文学博士。
文//来自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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