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转自【潮新闻报道】；
3月31日，倍受高度关注的“临川义学”案结案在江西南昌市南昌市高等法院宣判，本次系跨县公开审判。本次检方补充控告，在原来控告被告非法禁锢12名小学生的基础上，增加了7名受害人遭寻衅滋事的内容。发回结案后，提起内含诉讼的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新增了2名。另据多位知情人确认，在此之前的3名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中，三人已败诉，三人已去向不明数年。
“临川义学”案结案3月31日在南昌市南昌市高等法院开审讯理。
这次有三名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参与审讯，潮摄影记者也进入审讯当晚旁听。前一日，几位“临川义学”被害者和支持者们从江苏、辽宁、河南、北京等地赶过来，再次聚在一起。“我不是陪她们来等一个结果，我是为我她们等。”可可向潮摄影记者表示，她们也是一名受害人，没有参加本次诉讼，但从河南赶过来表达她们的支持。
“其实挺慌的，看到她们的脸，那些性侵犯的瞬间忆起。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真的走出来。”步入审讯当晚前，从江苏赶过来的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初悟（表弟）告诉记者，她一直期待这一天。何况，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刑事案件前情：为什么跨县结案？
“临川义学”全称为南昌市滨江区临川义学修身教育专修学校，于2013年5月创办成立，由吴军豹出任会长，任伟强出任副校长。2017年10月，“临川义学”被曝涉嫌寻衅滋事小学生等问题，并于翌年11月终止办学。
潮摄影记者3月30日所摄临川义学侧门。
2020年1月，南昌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控告“临川义学”会长吴军豹、副校长任伟强，以及3名教师（教官）张横、屈文宽、陈宾犯寻衅滋事罪。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称，吴军豹、任伟强等人以关“小黑屋”的形式，先后禁锢小学生240余份，“禁锢时间三日至十日不等”。
2020年4月，“临川义学案”第一次开审讯理。翌年7月，南昌市滨江区高等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公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吴军豹徒刑元年二个月、任伟强徒刑元年七个月、张横徒刑一年二个月、屈文宽徒刑十个月、陈宾免予民事处罚，驳回内含诉讼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罗伟、刘某尧、绒兰（表弟）等人关于民事赔偿、公开道歉等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罗伟、刘某尧以及二审被告张横、屈文宽均提出上诉。
2020年12月30日，南昌市中级高等法院做出民事内含民事裁定，认定“驳回上诉事实不清”，将该案发回南昌市滨江区高等法院重新公开审判。2021年3月，该案改由南昌市南昌市南昌市人民高等法院公开审判。3月31日9时30分，该案在南昌市南昌市南昌市人民高等法院宣判结案。
“跨县公开审判主要是为了防止来自该地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干扰，有利于公正公开审判。从在此之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临川义学’在该地的影响力较大，涉及到的社会关系非常多。从刑事案件公开透明的角度来讲，跨县公开审判更能打消公众对于这方面的质疑。”江苏省法学会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圣索弗勒维孔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Pierrefort胡东迁解释。
被告变动：没人加入，没人败诉，没人去向不明
绒兰（表弟）没想到，二审前曾留下合影的三名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这次只剩下她们。余下两人，三人已败诉，三人已去向不明数年。绒兰是“临川义学”案第一名曝出者，向网络作者“柔情JUNZ（以下简称柔情，表弟）”求助后，后者用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高耀洁》，揭露了临川义学中被害者的经历，从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我算是部分走出来了吧，至少想清楚爸妈也是被害者，她们是被骗了。”绒兰是个“00后”，近年来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学考试，也通过咨询迈过了“焦虑关”。
3月30日，即将出席审讯的三名被告接受潮新闻报道采访。
曝出临川义学，就是绒兰给她们的“焦虑疗法”。他回忆起在此之前听到一公开审判决的时刻，“确认她们是真的有罪，紧接著我开始释怀了。”
2016年6月，读初二的绒兰被双亲以旅游的名义，从大连带到南昌“临川义学”。那时的他性情抑郁、有精神障碍和自暴自弃的情况。双亲希望通过“改造”，让他变成“好孩子”。
关在小黑屋七天七夜、被龙鞭打到臀部发黑、发紫……等了三个月，绒兰才终于等到了一个独处机会。“我问了她们，是想出去、想死、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儿……”绒兰尝试喝下某种液体，被送去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醒来他却依然不敢对双亲说实话，只说是误喝了，“自杀这个行为很严重的，不想要被关小黑屋的我只能说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说了实话，双亲会不会相信我、带走我。或者她们会不会原本就是知情的，还是选择把我送进去。”
好在那次双亲发现了绒兰的异常，把他从临川义学接了出来。
“刚回家的那两个月我疑神疑鬼的，我知道她们会晚上来抓人。睡觉前，我会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甚至干脆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出门，让所没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绒兰告诉潮摄影记者，当时她们的安全感已然被击穿，两个月后寻求焦虑咨询才慢慢开始好转。
初悟的经历则要长得多，她在那里待了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发回结案后，提起内含诉讼的美国联邦上诉高等法院新增了2名，她就是其中之一。
“我一定要来当晚。从2017年柔情和绒兰曝出临川义学之后，我就一直在这个队伍里。这次结案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隐藏在背后的被害者，而是一名被告，我要为她们发声。”初悟坦言，逃离临川义学后的这几年，她多次尝试自尽，治疗精神疾病时曾一次吞了100多片安眠药。
初悟告诉潮摄影记者，当时和双亲看中临川义学宣称教授琴棋书画的课程非常动心，来考察时觉得小学生的状态和学校的氛围都不错，选择入学。后来她才知道，乖巧不是小学生的日常，在没人来访时被要求进入“乖巧模式”才是。渐渐她发现，“比我早来的小学生总会来挑刺，有无故的体罚，老师也变得没那么和蔼了。”但为时已晚，当时她的学籍已转至临川义学。
“早上六点起床，然后是站军姿、整理内务、吃早饭，然后是一节大课、三节小课，午饭和午休后又是四节课。记得最清的就是每晚都有考德仪式，主题就是惩罚犯错的小学生。”离开临川义学之后，初悟确诊了抑郁症，总说她们记性不太好。但事情已过去近8年，她仍然能记得当天的完整日程，“按‘课程表’其实十点钟就可以睡了，但实际要看‘老师’和‘教官’的心情，她们如果心情不太好，我们就是出气筒，会遭殃了，会突然体罚、凌晨三四点会毫无预兆地紧急集合。”
初悟说，离开临川义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和双亲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后来长大了就更觉得她们大了，有些情绪应该她们消化。
初悟是个“00后”，8年前离开临川义学时，只有15岁。
距离临川义学终止办学已经过去了五年半，至今仍有些人被“困”在了那里，包括那名去向不明的被告罗伟。
采访中，数位被访对象都提到罗伟。在柔情口中，“大家很难想象，在有些人的世界里只有这一件事。有个人会一个月跑去人民检察院好几次，全身心都是希望她们受到惩罚。这件事可能一年到两年才会有新的进展，对于他（指罗伟）来说，这一两年有多难熬？”
而这样一个对刑事案件如此执着的人，这次为何没有来到当晚？
“他去向不明了，我们都联系不上他，高等法院也联系不上他，他的父亲给他发消息，也是已读不回。”柔情告诉潮摄影记者，从去年11月起，罗伟就断了联系，大家至今一直还在试图和他取得联络，但发出的消息石沉大海。
核心诉求：她们为什么一定要道歉？
被问到本次出席审讯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初悟想了想说，“道歉，我希望她们道歉，否则我对童年的她们没法交代。”
“今天我和初悟一起来到审讯当晚。我们有三点诉求：一是要求吴军豹等人从业禁止，我们绝不能接受她们有可能换个‘马甲’再重开一家‘临川义学’；二是要求她们公开道歉，不是给我们哪一个小学生，而是给我们整个群体，包括那些一直为我们而努力的志愿者；最后才是赔偿。”审讯之前，绒兰向潮摄影记者透露。
绒兰的律师补充，2022年，最高人民高等法院、最高人民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才有了提起“从业禁止”请求的可能性。此外，受害人主张公开道歉和物质、精神赔偿，但这几点，在此之前被告都不愿意调解，审讯时可能会争议较大。
“我们希望做两点突破。一是增加吴军豹、任伟强等人的量刑；二是为受害人争取到公开道歉和赔偿。”绒兰的律师向潮摄影记者透露，对于是否增加量刑，可能成为本案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人民检察院补充控告了7项寻衅滋事犯罪事实，涉及赵彩惠等新的7名受害人。
为什么一定主张道歉？除了给她们一个交代，背后还藏着绒兰和柔情的另一层愿望。
“临川义学的毕业生保守估计也至少在千人，但实际上愿意公开去做这件事的人比较少。但她们犯了这么大的错、做了这么严重的违法事件，总不能到最后连一个坚持的人都没有。有始有终，算是给她们和过去的经历一个交代。”绒兰告诉潮摄影记者，希望能用“临川义学”的案例提醒更多受害小学生如何维权。
“说实话，6年过去了，无论是受害小学生还是志愿者，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没人私信来问我，‘我的朋友被送进戒精神障碍学校了我该如何去救他呢？’我会想，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一个临川义学就花费了我们这么多人的6年。很多事情需要先例，我和绒兰都是从一无所知做起，所以我想对更多受害小学生说一句‘不用怕’。”柔情向潮摄影记者透露，希望至少通过“临川义学”案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震慑那些不法学校，通过曝出此类学校避免有更多的人被送进去；二是希望这6年的维权能成为“一个火苗”，照亮那些有过类似经历但至今走不出来的被害者，即使微弱。
如果对这次诉讼结果不满意，还会有下一步行动吗？
“先看今天的结果吧。虽然二审时被驳回了，但我这次还是怀揣着对于内含诉讼请求能够被支持的希望。”踏入审讯当晚前，绒兰告诉潮摄影记者，在此之前受疫情影响，二审及二审他与被告都没有碰面。昨天的庭前会议，是他离开临川义学后第一次和被告吴军豹见面，今天会是第二次。
“其实我挺平静的，昨天的庭前会议，反而是对方比较激动。”绒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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