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2日，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修桂逝世，享年87岁。先生逝后，学界师友以各种形式表达悼念，感怀先生的道德与文章。清明之际，追思故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选取一组文章，与读者分享。
由秋而冬而春，我终于慢慢地接受了张修桂先生远行的事实。
上学路上，不会再期望在将到学校时，马路右边的人行道上远远地出现一个牵着小狗的身影，让我兴奋地过去对他问候一声“老师好！”坐在办公室，也不会再突然响起一阵激越的捶门声，然后他探着身子进来打个招呼说：“你在干嘛？噢，我没事，没事，就是来看看你！”说完马上转身退出：“好了，你忙吧，我走了，走了！”
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的修桂先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过去这半年中，我无数次想起跟修桂先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但每次坐下来想写点什么，都不知从何下笔。三十二年，难以忘怀的往事实在太多了。
一
最先知道修桂先生的大名，是在我本科阶段。《历史地理》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一篇长文《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那是一篇份量非常重的文章，现在看，早已是历史自然地理（准确讲是历史地貌）领域的经典文献了。那本创刊号1981年出版，上市不久我就在长沙水风井的古籍书店里买到了。读过后，对这篇文章印象尤其深刻。1985年，我跟着何业恒先生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是导师建议的《南洞庭湖的由来与演变》，自然少不了对张先生那篇文章反复地认真揣摩。那篇文章构成我当时的工作基础，对作者印象之深可以想见。
1990年秋，我来沪上读博，这才见到修桂先生。那时史地所在文科楼八楼东头，他办公室在东头面对资料室的《历史地理》编辑部里。大概是第二学期，他开历史自然地理课，教室就在他办公室。我虽然为博论的事焦头烂额，也跑去听了几次。在课堂上就洞庭湖和下荆江的相关问题跟他讨论过。
没过多久，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借我的那本书好还了！”我很诧异，根本就没有的事。他看我毫无反应，好像也有点诧异。过了段时间，我问他书找着没有，他说找着了。我问他为什么怀疑是我借了，他大笑，用手比划着说：“上课时你不是坐在我这个方向吗？我就记得是一个坐在我东北方位的人借了，我就记在你头上了。后来借书那位也坐在那个位置上，时间差不多，我就把你跟他搞混了。哈哈哈！”
张先生的这番解释让我更吃惊。那之前我在地理系读过七年书，从没有哪位老师教过我用这种方式记东西。后来我体会到，但凡要记的信息，只要加上一个空间属性，确实要鲜活得多。
做博论那几年九死一生，我的方向又与张先生的领域相去甚远，实在没有多少机缘跟他深入接触。等到慢慢地跟他熟悉起来，已经是我留所工作以后。而此时我们共同的朋友又多了一位张晓虹。
二
修桂先生是那种一眼望去就知道能成为好朋友的人。但我、他和张晓虹在前后十来年的时间里能够频繁接触，其实也很拜当时史地所空间条件之赐。
那时史地所还有研究室的建置，每个研究室才一间办公室。我所在的房间本来摆着周振鹤、卢云两位先生的办公桌；卢云出国了，周先生喜欢买书，到我毕业时，房间里还能腾出一张给我办公的桌子；到张晓虹毕业时，房间里已经是满满当当，不要说再摆一张书桌，就连站一站，都要量地度民。于是乎，张晓虹每天到所里来，除了打开办公室朝里面望一望，就是去资料室呆着。要找人说话，就得站在走廊上，或是去张先生那边。因为都在华东师大毕过业，张先生亲切地称她“小师妹”。
上午的时间总是很容易一晃就到饭点。那时候吃食堂比较麻烦，而点菜吃桌餐则极为方便，教工食堂三楼，工会后面的步行街，好多选项。经常是我们说着说着，突然间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跟上，就走到了一个去处。有一次我和张晓虹一左一右，侍卫着张先生，一句商量的话都没说，直接就把他请上了教工食堂三楼。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每当回忆起跟张先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我第一反应总是那几年的午餐会。有张先生，还有那些年的研究生。地点则主要在教工食堂三楼，还有步行街上两家，其中一家叫绍酒香，另一家是绍酒香的分店。张先生跟我们抢着买单，但我们都已经工作了，有钱，虽然工资不高，但吃饭钱不少。只要看着张先生准备起身，就一位将张先生按住，另一位去柜台前行走，事情就了了。
教工食堂三楼西面临窗有一排桌子，我们喜欢坐中间的那桌。窗外隔着国年路可以看到张先生住的第三宿舍。餐厅里挂着很多木匾，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块，是那个桌子上方的“食前方丈”。
张先生的食谱很宽，荤素油腻不挡，来者不拒。基本上以家常为主。如果有酒，他可以稍喝一点助助兴，没有也无所谓。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肥肉有偏好。大约九八年，我们一起在杭州开会，结束时主人款待东坡肉，不限量。当时他已经六十出头了，那么大一方的团子肉，他吃两块。弄得我只好要了三块。我心想，抽烟不能亦步亦趋，已经算我输了一阵了；吃肥肉还吃您不过，怎么好意思自称学生？
三
说到吃，张先生有两件著名的逸事。一件据说是陈桥驿先生讲出来的。说是张先生初到华东师大读书，走进食堂发现有米饭吃，他以为是迎新，要招待点好的。到了晚上，又是米饭。他马上想到，迎新是一天。到了第二天，还是米饭，他满腹狐疑：难道迎新是两天？第三天，仍然是米饭，他马上明白了：迎新是三天！第四天，照旧有米饭，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才问人，回答说，正常啊，这里天天吃米饭啊！他惊讶得什么似的：天呐，世上居然有天天有米饭吃的地方！
张先生生长于闽南，那里一年四季以吃红薯为主。这个故事让我感同身受。我生长于湘东南，小时候也是以红薯当顿。有句顺口溜说是早上“捞冬水”（煮红薯），中午“烧架香”（蒸红薯），晚上“三打三吹”（煨红薯）。[“冬水”指冬水田；红薯粥不易稠，用筷子在粥碗中捞薯状如在冬水田中做事。“烧架香”指烧香的时候将檀香木架起来烧；蒸红薯时将红薯架起来烧，形似。“三打三吹”指民间奏乐，打击乐和吹奏乐三番间奏；煨红薯一般是将红薯扔在茅草灰中煨，食用前为了去灰，要拍一拍、吹一吹，多次交替，故有此比拟。]好在我上学以后，就慢慢地以米饭为主了。这之前有过一段薯、饭掺杂的时间，将红薯切成粒，跟米一道蒸。蒸出来的薯饭往往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红薯气味，难闻得不得了。我真心觉得是把好好的米饭给污染了。职是之故，之后几十年，我对红薯一直敬而远之，不敢向迩。我觉得小时候已经把这辈子和下辈子的红薯都吃完了。直到前几年，一个研究动物寿命的生物学家对我说，他研究下来，最有益于长寿的食物就是红薯；再加上家里人也说，现在市面上红薯的品种与我们小时候大有不同，我对红薯的刻板印象才稍稍改观。
但张先生不然，无论在校园里，还是在外面考察，只要空中飘过来一阵烤红薯的气息，他就迈不开步。满志敏好几回笑着说：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派个学生去买一块来。我觉得实在不好理解。那气息诚然好闻，但精神享受一下也就算了，何必动凡心。张先生小时候吃了那么久，就没吃腻吗？
还有一件事我是听邹逸麟先生讲的。邹先生跟张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在所里共事一辈子，关系特别好。有一次，张先生把邹先生带到他老家去了。说是张先生进门跟他弟弟打了个招呼：“来客了！”他弟弟好像根本没什么反应，拎着个渔网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从外面网回来一网海鱼，烧一大锅水，又拿个壶出去了。不一会儿，打回一壶地瓜烧酒。兄弟俩把鱼也不洗，也不刮鳞，直接往滚水里一丢，捞出来就吃。一口鱼，一口酒，吃得不亦乐乎。邹先生不吃鱼，又不喝酒，只好窝在床上睡觉。闽南那种床铺，他睡又睡不着。张先生喝得烂醉，邹先生没吃没喝，还服侍了他一宿。
故事讲到此地，张先生乐不可支：“那么新鲜的鱼，那么好的酒，你自己没口福，怪谁呢？”
2013年初，所里组织去闽南考察。1月12日上午，到了张先生老家崇武古城。站在城墙上，我想起上面两个故事。古城不大，城门正对着大海，门口有个关帝庙，外面两三百米之遥就是陡峭的海岸，难怪张先生的弟弟拎着网出去一会儿功夫就能网回鱼来。
张修桂先生的老家，福建惠安崇武古城。2013，张伟然摄我掏出手机给张先生打电话，张先生问我在哪，我说我在您老家，就在城门口。他说：“噢，你在我干爸那儿呀。”我问：“您干爸是谁？”他说：“就是城门口那个关老爷啊！”
四
那次考察张先生没有去，当时让我很不习惯。我和张先生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除了聚餐，就是在野外考察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前，所里的研究生数量不多，野外考察比较难开展。人数慢慢多起来以后，组织新生去野外考察实习，就成了每年一度的重要事件。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事一般都是张先生带队。多年来，所里老师与学生交往最广泛、最融洽的，首推张先生。他自己带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但无论哪位老师的学生，都跟他亲。这中间，先生个性随和、不立崖岸，固然是一大先决条件，同时与他担纲这门课的教学，也不无关系。
有人说，要考察一个人能否合得来，最好是一道出门旅行。旅行中，一个人的生活习性、三观都会暴露出来。野外实习除了一同旅行，还更多一重专业内容，一个人的品行各方面都会暴露得更充分。每次带完实习回来，张先生都会收获一大波忠实粉丝。
我第一次跟他去野外考察，印象中是九七年，大概十月份。那时研究生数量仍不多，车上有空位，教师愿去的也就可以跟着去。我本、硕都在地理系读，对于野外考察自然不陌生，但那时跑的地方都不在江南，能跟着张先生在江南跑，当然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那次跑得不远，好像只到过马桥、金山。记得中午在马桥打尖，吃到马桥豆腐。据说算当地名产，我用湖南人的标准暗自衡量，实在不知如何恭维。下午坐船登岛，在大金山那个瞭望塔上，我给全体师生拍了一个合影。整个瞭望塔像一艘巨轮的桅杆，师生自由地散布在瞭望塔的各层，高低错落，张先生被大家簇拥着站在中间，像一个老船长。
复旦史地所师生在金山考察。1997，张伟然摄拍完合影后红日西斜，大家兴味不减，但潮水说话间就涨上来，一会儿功夫，就淹到了上渡船那块踏板的位置。大家仓皇登船，有一位差点落到潮水里。
那年之后，我又跟他在上海附近跑了好几次。每年的路线或许有微调，但总有几个地方必去。除了马桥、金山，还有青龙镇。有时候路线长了，就中间住一宿，第二天再回。2005年那次住在西塘古镇。
除了跑上海周边，有几年张先生也带着学生往镇江、扬州、南京跑。有一年跑完扬、镇、宁还去了徽州。这种长距离的考察，自然历时更长，非一周不办。
五
那些年我孩子小，太太要上班，工作日我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但凡外出考察的安排溢出周末，我就没办法参加。因此，张先生带学生跑扬镇宁、跑徽州，我都没有去。我跟着他在野外跑比较长的时间，只有2006年一次。
那一年我和满志敏手头各有一个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都是关于江南的，于是他提议，四月底我们一起沿吴淞江跑一跑。除了参与项目工作的同事王建革、张晓虹、傅林祥、杨伟兵、杨煜达、孙涛和研究生潘威，我们还商量好请上张先生。当时张先生已经退休，但还在承担CHGIS项目的工作。他得知这一考察计划，很高兴地带着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租了一辆中巴车，从上海溯源而上。先看了普陀区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又去长宁区寻宋代码头遗址，观察宋代沉船附近的地理环境。然后走到青龙镇，沿着青龙江走了很久。第二天到白鹤镇，又走到顾炎武故居所在的千灯镇，经甪直到达吴江。第三天看过著名的垂虹桥遗址，经昆山返回。
张修桂先生与满志敏先生在吴淞江考察。2006，张伟然摄这趟考察虽然时间也不算很长，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温暖的印象。我之前一直生长在丘陵地带，从小长辈告知的人生哲理是：“日落西山常见面、水流东海不回头”。然而来到江南后，后面这句不适应了。在河口地区，水流是可以回头的。每当涨潮的时候，河水非但不能倾泻入海，反而还会因为受到潮水顶托而往回走，形成往复流。这种现象在科学上叫作“感潮”。在这样的水流环境中，地面和水下的地貌形态异常复杂。我之前在本科、硕士阶段学地貌学相关课程的时候，只看过山区和中流河谷的流水地貌，这次跟着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他跟满志敏讨论，对河口地区的地貌演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直观印象。
此时我们已经装备了数码单反。留下来的照片中，最温馨的是在千灯镇拍摄的一组。特别是在秋山亭下，我以拂柳和山花为前后景，拍了一幅八仙图。张先生手拈香烟，坐在太湖石上，怡然作张果老状。回来后我拷给满志敏看，他笑笑说：“那我就算曹国舅吧！”
八仙图。江苏昆山千灯镇顾园，2006，张伟然摄
六
跟张先生在一起，几乎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他永远是那么地真率，坦荡，不做作，可以和每个年龄段的学生打成一片。有一幅对联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张先生的风度庶几近之。
也就在那次吴淞江考察回来不久，我强烈地意识到，张先生跟谭先生同事了三十多年，他们一起做了那么多开创性的研究，应该多请他谈谈他和谭先生合作的往事。正好那年他的《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出版，于是我就跟他谈了几次，转年写了篇《学术的合作与创新》发在《读书》2007年第9期上（后收入拙著《学术的温情与敬意》，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版）。
那篇文章当然有很多东西没法写进去，例如张先生与谭先生的日常交往。张先生告诉我，有好些年，他和谭先生都住在第五宿舍，他还住过谭先生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我问他是哪一套，他一边说一边给我比划。比划半天，发现我对第五宿舍里面的空间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无计可施，只好说：“走，我带你去看看！”于是领着我到第五宿舍去实地考察了一圈。
张先生还特别跟我说到谭师母。我来此地晚，从来没见过。张先生说，谭师母很有个性，但跟他蛮投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谭先生搬家到淮海中路高安路以后，那时谭师母已经因中风而行动不便，每次听到张先生去了，都要兴奋地高叫他的名字。张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丧偶，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拉扯着一双儿女，谭师母多次说要给张先生介绍对象。
听张先生谈过几次后，我曾发下一愿，要给他做一本口述自传。当时张先生刚七十岁，身体非常棒，我想来日方长。那之后不久，他右耳听力受损。我以为小毛病，不久会好，所以一点没着急。可是后来久治不愈，还越来越严重，等我意识到成问题了的时候，他已经日常交流都有困难了。此事终于在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拖延中拖没了。追悔莫及。
七
除了上课，张先生很少摆出老师的派头。他跟我们说话都是用一种平和的语调，有时甚至用近乎开玩笑的方式。但有两次他比较严肃地跟我说话，对我触动很深。
我刚留所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学地理出身，应该做历史自然地理，至少要兼顾着做一做。跟这句话相关的，我博士刚入学时谭其骧先生也对我说过一句。谭先生要我视野广一点，别光盯着一篇博士论文。谭先生的原话是：“凡历史地理领域的，每个专题都要拿得起放得下。”张先生这句话，自然与谭先生的意思不同。
我很坦诚地对张先生说：历史自然地理，我可以做，但确实不像对历史人文地理那么有兴趣。我当初学地理，并不是自己主动要学的；是服从志愿分配，又不让转系，没办法。我来学历史地理，就是不想一辈子做那些东西。如果要只做自然地理，我呆在地理系就好了，还要来学什么历史？我来学历史，主要就是想钻研其中的人文内容。这中间如果涉及到某些自然地理问题，我当然会做，但要将历史自然地理的某个分支作为我今后的主攻方向，恐怕精力顾不过来了。
听了我这分辩，张先生倒也没有勉强。他降低了要求，要我以后关注历史自然地理，别把自己搞得像没学过地理的人那样就好。
从2009到2013年，我研究禽言诗兴起的生态背景，牵涉到古代鸟类的地理分布，搞了好久。有一次跟张先生一起吃饭，我向他汇报说，这方面虽然我硕导何业恒先生出过好几本书，发过好多文章，但仍然大有文章可做。他很高兴，要我腾出时间付诸行动。
另一次是在我刚上正高不久。现在看，我那时上正高算得上比较顺利了，但因申请了好几年，自己感觉很不舒服。过了几个月，张先生问我心情如何。我说：很惭愧。他有点意外，我解释说：没上的时候，总是跟一些差的人比；觉得他们都上了，我也够。上了以后，想到那么多前辈学问那么好，他们是教授，而我居然也成了教授，心里面感觉很虚。
听完这句话，张先生用力地在我肩上拍了一记，说：“行，小伙子，你能这样想，以后就好办了。继续努力吧！”
八
我总感觉，张先生对于我们后辈的关爱，深藏着一份对于历史地理的学科感情。他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投身历史地理学事业，1960年协助谭其骧先生创办全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本科专业；后来为配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开拓历史地貌学研究，同时还开展历史地图研究。朝于斯，夕于斯，他真诚地把历史地理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创办《历史地理》辑刊，请谭其骧先生主编，谭先生请学历史出身的吴应寿先生和学地理出身的张先生负责具体编务。八十年代后期吴先生退休，1992年谭先生去世，而张先生一直在坚守，由常务编委、常务副主编而主编，直到退休才卸下担子。
1984年，侯仁之先生经与谭先生商量，请张先生担任历史地理专委会的秘书。俟后张先生接连担任代表专委会的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专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史地同人与地理学会的沟通工作。
《历史地理》辑刊、专委会，这两项工作之于他，就像一个老保姆带大的两个孩子。退休后，他的担子卸下了，但他的关心一直没有停止。每当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他都由衷地感到高兴。2018年，《历史地理》辑刊获得刊号，创建《历史地理研究》期刊，他发自内心地为之欣喜。中间有一天我去他家给他汇报情况，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张先生做这些事情，从不计较名位，纯粹是为了做事，给大家帮忙。大有功成而不居的古君子之风。
九
去年以前，我一直不相信张先生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前些年他听力下降厉害，当面说话有点吃力，后来他用上了微信，可以通过文字交流。以他的性格和身体底子，我坚信他一定得享高寿。
去年春节，余蔚来看我，说张先生肺部结节增大，他带张先生去看过医生，怀疑情况不乐观。这个消息让我吃了一惊。上元节时，胡阿祥兄与嫂夫人从南京来看张先生，我跟他们讨论张先生的病情，感觉虽然要作最坏的打算，但我内心里还是不感到会多么着急。
三月初，我请张先生到海底捞小叙。韩昭庆教授接他过来，我家和吴松弟兄一家，相谈甚欢。中间张先生起身往外走，我不放心，也起身跟了上去；他发现我跟着，喝止我说：“你来干什么，回去！”然后他用手示意他去洗手间那个方向。我佯装听话，等他进去后赶紧走到洗手间门口。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反应那个敏捷，步履那个结实，完全看不出有恙在身。那一刻，更坚定了我对他健康的信心。
五月中旬，我在微信上向他请教一学术问题，他顺便告诉我在住院治疗。我说改日去看他，他给我回了两条信息，说：“我没事，说实在的，忙好你的事，也就比来看我更有意义”；“你忙好你的事，就是对我最好的探望”。过了四天，又发信息告诉我他的病情，说：“现在明确了方案，就按中医中药调理控制。放心吧。”
七月下旬，韩昭庆教授为张先生提前庆生，请我和张晓虹等人作陪。那一天看到张先生比往常衰弱，不过也还好，并没有显得特别龙钟。
万没料到，教师节那天晚上，张晓虹给我打电话，提醒我去看张先生。第二天上午，雨豪如注，我和儿子各骑一辆单车，像在水里行船一样。到了他家里，王妙发兄、朱毅兄夫妇已经先到了。此时张先生的状况，让我简直难以置信。他躺在床上，呼吸很吃力，对我们的到来已顾不上招呼。
当时已经有护士来为他做了核酸采样，计划等结果出来后就送医院。我们一起就个中利弊聊了约个把小时。回来的路上，我还想，以后他住医院了还不知怎么去看他，在这非常时期门禁这么严。万不料，第二天十点，我正在吃早点，张晓虹又打来电话。她带着悲声告诉我，张先生已经走了，就早上三四点钟的事！
十
我花了一个冬天来构思这篇文章。春过其半才断断续续地写出上面这些文字。我知道这些文字很烂。琐碎，黯淡，不足以反映张先生风神之万一。但没有办法，我技止此矣。
文字，在真正要派用场的时候总是无能为力。
就写到这里吧。
2022-2-23初稿，24订正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