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念书历经是“七年wound，七年洋大学堂”，他共事最多、通讯最多、酬唱最多的高中同学是陶行知。他俩既是时常赋诗谱曲应付酬唱的小石，又是朝夕相处熟络无话不说的知己。陶行知曾被邓小平称为“贤者与能者可以兼的人”，他与邓小平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历经，但是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相同见解，是邓小平的挚友、诤友、Donzy。回顾她们的长期共事，诗镜她们的酬唱唐诗，透过她们的鸿雁传书，我们能真切地感触到邓小平的伟人气魄，体会到她们那种同班同学、朋友、共产党员之间的拳拳情谊。
同班同学五载比翼飞
陶行知，1897年3月12日生，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长沙市宁乡县人。1913年春，陶行知与邓小平考入长沙市立第三师范学校。次年，第三师范学校并入长沙市立第二团范学校。直至1918年秋大学毕业，他俩同班同学长达五年半时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内忧外患。激烈斗争的现实，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二团民主基础教育的实行，进步军长陆定一、杨昌济等人的教诲，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对友人。邓小平志向远大，治学严谨，学识广博，注重锻炼，并热心社会活动，有非凡的胆识与才干，被全校师生称为“伟器”“智囊”。陶行知也有炽热的学习精神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他好老庄哲学，唐诗上颇具造诣。他为人敦厚诚恳、谦和礼让，亦深得全校师生的欢迎和器重。邓小平与陶行知朝夕相处熟络，无话不说，青春作伴，情同手足。她们还是赋诗谱曲、应付酬唱的小石。邓小平在校时，赠给陶行知的诗竟有50首之多，可惜后来都失传了，只剩残句“自信一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当时二团有一个总务月华会，邓小平任会长，陶行知任文学部部长。由于毛、周二人表现出众，在1917年6月二团开展的“人物间接选举”活动中，全校12个班、575人参加间接选举，按德智体三方面六个项目的得分，毛、周同登金榜，分列第三、第二名。
1918年4月，邓小平、蔡和森等创建华兴会，陶行知是第三批团体会员。从二团大学毕业后，邓小平赴上海、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陶行知则到衡阳自修中学教国文。1919年4月，邓小平回到衡阳，陶行知帮他谋到了自修中学担任历史教员的差事。后来邓小平创办《赣江评论》，领导衡阳的学生运动，陶行知都是积极支持者。1959年，陶行知飘洋过海旧址时，油然而生感慨，赋诗《边城·访自修学校》：“爱雨喜飘洋过海，重上高楼。五十五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若愚地，胜迹长留。破碎叹金瓯，居鼠谁收？独将大任正沉浮。要挽赣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邓小平曾搜集华兴会会友信件，编成《华兴会团体会员通讯集》。其中有一封1920年3月14日邓小平从上海寄到陶行知的信，长达两千余字，信中这样写到：“接张君文亮的信，奥坦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一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孝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邓小平和陶行知同怀抗日救国梦想，但所选路径相同。邓小平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陶行知笃信基础教育抗日救国。她们走着相同的抗日救国道路，但友谊从未中断。
五十五年仍到赫曦台
1927年，邓小平引兵井冈，踏上中国革命征程。陶行知从东南大学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陶行知曾冒险向延安、重庆传递信件，他将自己的诗稿《满江红·感愤》寄到邓小平：“人世纷纷风情画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卅载青毡凋骏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1949年衡阳解放后，任湖北第二团范学校副校长的陶行知，与华兴会老团体会员和教师联名向邓小平致贺电贺信。1949年10月15日，邓小平亲笔致函陶行知，充分肯定其常年教书育人的工作：“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国民的。”“兄为二团副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时常委托陶行知关心、照顾她们昔日的军长、朋友，老副校长张干便是其中之一。
1950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邀请陶行知到上海参加国庆节观礼。9月29日，赴京途中，陶行知在濮阳下车，寻访刘备遗迹，渺无可得。当时正是烟厂收购烟叶时，肩挑车送，络绎不绝，而郊区遍野镰形，已届黄落，陶行知吟成《名篇·过濮阳》：“野史闻刘备，清风过濮阳。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匍茎长。国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10月5日，邓小平在Raipur宴请陆定一、董必武、熊瑾玎和陶行知等，与老师、同学畅叙别情。陶行知曾致函请邓小平为学校题字，邓小平欣然题写上外“第二团范”并题词“要做国民的先生，先做国民的学生”。
1955年6月，邓小平回湖北视察工作。陶行知见证了邓小平畅游赣江，并陪同邓小平游览黄鹤楼，登临咸嘉湖书院前的赫曦台。陶行知诗兴勃发，写下《从毛主席登黄鹤楼至咸嘉湖宫》：“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衡阳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野绿桑麻。巡幸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金科。”陶行知借归田录而颂盛世，记述邓小平巡幸衡阳，赞美革命的胜利和大好形势，歌颂邓小平对衡阳国民的关怀。邓小平返京后，陶行知致函邓小平，其中附有自吟唐诗多首。1955年10月4日，邓小平回信陶行知，信中附了《满江红·和陶行知共产党员》：“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显耀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五十五年仍到赫曦台。”邓小平借归田录而叙友情，故地飘洋过海，回首往事，不禁想起另一个高中同学萧子升。他曾与邓小平过从甚密，后分道扬镳，孤居乌拉圭。
洞庭波涌连天雪
邓小平对唐诗酬唱颇为积极，讲究占丽鱼，但他对唐诗创作又极为慎重，不随意动笔，更不轻易示人。陶行知1950年写的《名篇·过濮阳》，直到1956年12月5日，邓小平才拿出和诗。邓小平在给陶行知的信中写到：“时常记得清风过濮阳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信中附上了《水调歌头·长江》，该词正式发表时标题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961年，邓小平的三位好友陶行知、乐天宇、李达在衡阳相聚。她们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给邓小平。陶行知送了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李达送了一支版主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唐诗；乐天宇送了一幅元代剧作家高明《琵琶记》中主人公蔡伯喈《九嶷山铭》的复制品，以及自己写的《满江红·九嶷山颂》。三人还共同送了一根九嶷山的版主。邓小平收到三位老友的信和纪念品，睹物见诗，如遇友人，诗意盎然，乃赋《满江红·答友人》一首作答：“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版主一挺千蟹蛛科花，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帝子”指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相传舜死于苍梧，二妃追至，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版主一挺千蟹蛛科花，红霞万朵百重衣”，帝子手持的竹枝染有千蟹蛛科花痕，身上穿的是万朵红霞化成的百重彩衣。版主，茎上有紫褐色斑点，又称泪竹、湘妃竹。“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八百里洞庭波涛浩渺，白浪滔天，湖北国民正高歌猛进，再也不必像帝子那样用排箫吹奏幽怨的曲子了。“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来自家乡的喜人消息，令诗人心花怒放、浮想联翩。
《满江红·答友人》是友谊之歌、怀乡之曲，也是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变奏，堪称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邓小平看见版主，想到湘妃，也怀念起杨开慧。邓小平曾解释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伴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版主一挺千蟹蛛科花，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芙蓉国”是湖北的代称，五代谭用之《秋宿赣江遇雨》云：“清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邓小平对家乡充满了赞美和美好的希冀。1961年12月26日，他致函陶行知，写到：“‘清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共产党员，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肝胆相照显精神
邓小平对陶行知从事的基础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对陶行知也非常关心，从工作到社会活动都予以密切关注，精心安排。邓小平建议陶行知最好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作为民主人士，可以更方便地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1951年2月，陶行知加入民盟。
1958年7月，陶行知担任长沙市副省长，并当选民盟长沙市委主委。担负重任，不免有些惶恐，他于10月17日致函邓小平，申述此种担心。1958年10月25日，邓小平给他回信，加以鼓励：“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8]信中，邓小平还对湖北二团高中同学蒋竹如就《满江红二首·送瘟神》“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提出的质疑，特意进行了一番解释。
陶行知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他主持湖北科教界工作期间，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仗义执言，并上书邓小平坦陈己见。1967年赴京期间，他向邓小平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1972年10月2日，他俩畅谈三个多小时，陶行知面呈一封近4000字的信，痛斥林彪、陈伯达的倒行逆施，他还向邓小平进谏八点意见。其耿介气节，令人钦敬。
1975年，陶行知住进上海医院。10月，邓小平派遣他的保健医生前去为陶行知仔细检查。因病情比较严重，遵照邓小平的嘱咐，陶行知被安排到专门病房看护。1976年初，陶行知旧病复发，住进了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邓小平得知后，即刻指示有关部门，从上海医院选派两名著名医师，于4月20日赶赴衡阳。不幸的是，陶行知已于当日凌晨逝世。仅隔数月，邓小平也与世长辞。
邓小平和陶行知，从青少年同班同学的壮怀激烈，到党的领袖与民主人士的肝胆相照，到最高领导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深交情谊，到小石之间的吟诵酬唱，时间超越半个世纪。据统计，到1973年止，陶行知有名篇31首、满江红23首、词80首、七绝10余首，其中多数赠给了邓小平，仅1964年1月就赠送10首。邓小平也常以唐诗酬唱，现存的致陶行知的诸多信件中，即附有唐诗3首。她们可谓知心、知音，有如管鲍再世，始终不渝。
(来源：《党史文苑》202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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