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

红军长征有哪些重要的会议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哪些重要会议以下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1、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2、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3、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4、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5、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示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6、扎西会议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7、白沙会议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8、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9、会理会议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10、泸定会议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11、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12、黑水芦花会议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13、沙窝会议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14、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15、牙弄会议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16、巴西会议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17、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8、榜罗镇会议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19、吴起镇会议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长征中召开众多会议的原因：1、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2、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3、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周总理的资料

今天是周恩来逝世纪念日。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过程中，经中央军委确定，有33人被冠以“军事家”的评语，周恩来排在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那么，周恩来一生中都担任过哪些军事领导职务呢？最年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刚刚旅欧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时年26岁，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中是最年轻的。在周恩来之前，国民党名宿戴季陶、邵元冲都当过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年轻有为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以其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颇得黄埔师生好感，这也为他日后在国共两党多次谈判中担任中共首席代表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同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工作。1925年2月，周恩来改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成立由他兼任部长的广东区委军事部，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军事工作部门。1925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和平叛作战。1926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26年12月，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特别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又称军人部)，任命周恩来为军事部部长，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军委委员有周恩来、王一飞、聂荣臻、顾顺章、颜昌颐、贺昌、罗亦农、邓中夏等，主要是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1927年7月至10月，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29岁的周恩来和31岁的贺龙、30岁的叶挺等一班年轻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于当年8月1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油画《南昌起义》负责中共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期间，中共中央军事部部务工作由王一飞负责。同年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仍由周恩来负责中共中央军事部，王一飞继续代理部长。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中央机关，将中央军事部改为军事科，隶属中央组织局，周恩来兼军事科科长。192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军事部作为全党最高军事指导机关，由杨殷任部长。1929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杨殷任军委会主任。1929年8月24日，杨殷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会主任。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作为全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新组建的中央军委，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等9人组成，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3月初赴苏联，由关向应继任。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重任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7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白区的兵运、情报等军事工作及对苏区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委员15人，朱德任主席，王稼蔷（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既是党的军事领导机构，又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是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受中共中央军委、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1932年6月，中革军委随军到前方，增任周恩来为副主席。苏区中央局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同年8月初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和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排挤，被调离红军。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后方中央局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10月26日，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3年春，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4年2月3日，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蔷。此后的中革军委实际上由博古代表党中央并与军事顾问李德掌握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从前方被调回瑞金的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保留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只是协助博古做组织领导工作；朱德仅是形式上的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们并不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1934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成为中央军事领导核心，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长征中的周恩来从三人小组到五人团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蔷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小组”或“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组织，同时也是中革军委的领导核心(有关军事命令和训令仍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从此时起，周恩来就没有离开中央领导中枢，并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40年的紧密合作。“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1935年8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重新组成，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北上的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蔷、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即陕甘支队前敌委员会（此时朱德正随左路军行动），领导红军工作，主持人毛泽东。“五人团”是由毛、周、王“三人团”扩大增加原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彭、林组成的，其性质属于中央军事领导集体，亦相当于中革军委的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11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命令于陕北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五人团”基础上扩大为九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冠以“西北”，但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领导机构，而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中革军委的职权。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1935年11月5日，军委后方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周恩来兼任主任。军委后方办事处实际上就是红军的总后勤部，负责领导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武装动员部、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留守单位和陕北、陕甘(后为陕甘宁)两省军事部以及地方武装，统一领导前后方的供给，保卫红一方面军的后方安全。1936年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由23人组成中革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军事领导机构。其成员由11人组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副书记(亦称副主席)。抗战时期的周恩来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实际上相当于军委常委，由军委主席、副主席组成（王稼祥1938年11月回国后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1943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延安窑洞前合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将原大本营第六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合并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特别邀请周恩来任中将副部长。抗战期间，周恩来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周恩来与政治部另一副部长黄琪翔中将合影1938年2月21日，武汉各界举办“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前往致祭，纪念在三天前武汉空战中捐躯的中国飞行员。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1月上旬，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负责军事调停的三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内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军调三人小组，右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由于张治中的军衔是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在军调三人小组的正式活动中，周恩来也穿着佩戴上将军衔的军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适应新的形势，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减去“革命”二字)。新的中央军委委员共12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解放战争初、中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兼任军委总参谋长。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改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其后，周恩来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7年3月，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战争的领导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在陕北神泉堡作总反攻的动员报告。1949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除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曾担任新成立的隶属于政权机构的中央军委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同志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亦称“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成员共有28人。由于原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全部进入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分别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即行停止工作。中革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从1952年7月起，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接替周恩来主持中革军委日常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1950年上半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绝大部分国土解放，大规模战争结束。而此时的军队达到了550万人，军费开支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近四成。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在一年内复员150万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任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领导全国军队的复员工作。1951年12月，中央复员委员会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主任。此外，1950年10月兼任全国防空筹备委员会主任。1951年1月兼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1954年9月，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此后，周恩来未再担任过与军事有直接关系的职务。但是，作为新中国任期最长的政府总理，他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挂在心上！他是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