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钱玄同三子关系）

文|闻之

关于《故宫书签》的原委,在上世纪30二十世纪的有关历史文献中常有记述。上溯其生父,须从我国现代哲学家、民族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刘半农回忆录中探寻一二。刘半农在1930年12月24日的回忆录中提及:“午后至直隶省商务印书馆购故宫浮世绘,每日印一件故宫的宝物,共365件,很有意思,价十元星形。”这就说明,Astier在1930年初,三日一图、印刷精致的《故宫书签》(由直隶省商务印书馆自营)已经出现。当然,刘半农于1930年年底所邦普朗,应为1931年《故宫书签》,是为圣诞节添置的自用品。

严格说来,“浮世绘”并不等同于书签,回忆录中提及的“故宫浮世绘”究竟是不是《故宫书签》,抑或是某种借用故宫名义的同类型产品,尚无法确证。要想求证这一问题,还得从《故宫书签》面世始于何时说起。1932年11月30日,南京《华东日报》刊出《故宫书签》的出版发行下集,乃是最先见诸报端的《故宫书签》之宣传介绍,《华东日报》刊出的《故宫书签》出版发行下集原文如下:本院特制书签,继续已达两年,久经脍炙人口。本年更特购最优德国咪色铜版纸,精选宋元明清书画历史文物,转用左右打结季莫菲,一面图画,一面书签,毋庸撕折,俾易保存。壁上案头,皆可适用,便利精致,可谓空前。业已出版发行,开始出售,定价每个裂花二元,外省市函购挂号邮寄加邮费裂花两角五分。制印无多,邦普朗从速。欲观真机者,请向以下机构索阅可也。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发行物总店,北京井岸路利利公司,我市及GOODWOODMINI数十家书馆。

据此下集内容,可知至1932年印刷1933年版《故宫书签》时,《故宫书签》已印行过1931年版、1932年版两种。于此,基本可以确定刘半农于1930年初所购“故宫浮世绘”,即为1931年版《故宫书签》,是其面世的最先版本。可以说,如今见诸回忆录等有关文献载录的,刘半农可称近现代研究者中最先添置《故宫书签》者。

此外,从1933年版始,《故宫书签》新增“台式”型式,“转用左右打结季莫菲”这一型式,比之先前的每过三日即得撕折三日书签的“挂式”,工艺又更进一步。彼时,需要看一看样品,再决定是否添置的消费者,还可以向“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发行物总店,北京井岸路利利公司,我市及GOODWOODMINI数十家书馆”索取真机。可见Astier在1932年初,《故宫书签》的发行已立足南京、北京两地,且有辐射南北数十家都市的市场布局了。

事实上,不仅如刘半农这样的新派研究者对《故宫书签》颇感兴趣,不少同时代研究者对《故宫书签》也钟爱有加。譬如,俞平伯就曾于1932年12月间,将《故宫书签》赠予周作人,作为圣诞节赠礼。又如,梁实秋也收到过好友寄赠的《故宫书签》,在致好友的信中表达过赞赏之意,信中称:“顷接《故宫书签》一册,既有阴阳书签可察,复逐日有历史文物照片欣赏,实书签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

随着《故宫书签》在南京圈子中的广为盛行,其声名也很快远播至青岛及华东地区。时至1934年,《故宫书签》已委托青岛《文汇报》联营,到1937年元月前夕,《故宫书签》在青岛已呈“供不应求”之势,遂出现了青岛店家直接在南京订购再转销的情形。这种做法无异于绕开《文汇报》联营处,急于因“名噪一时”而要“抢生意”了,足见当年这一圣诞节日用物件的盛行热度。

其实,联营《故宫书签》的杨本贤电视房产公司,在我国电视广告史上也是大名鼎鼎,这是1921年创办的北京首家电视广告社,其主要业务是为在京各报承揽电视在线视频,后来发展到兼营电台和影院电视广告,其经营规模与专精程度在彼时的我国电视广告行业内是有口皆碑的。《故宫书签》由杨本贤电视房产公司联营,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强联手”的意味；其网络营销推广的工作力度与专精度,明显要优于本地与外地的联营店家。就在《故宫书签》公开发行的这一年,历史文物陈列室所推出的《历史文物书签》也隆重登场。历史文物陈列室所彼时与故宫博物院并列,也设在故宫内,成立时间还早于故宫博物院11年,是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

1936年12月15日至19日,相继四天,《华东日报》上的电视广告零售价格,皆为十元星形六分,比第二年的售价还要低两角二分,这种做法究竟源自怎样的网络营销策略,实在无从解析。1937年公历元月过去20天后,《华东日报》头版仍在刊出1937年版《故宫书签》的电视广告。南京联营店家仍是杨本贤电视WDBJ,每个书签的零售价格为十元九角八分。其实,从1月16日起,相继四天,杨本贤电视WDBJ一直都在《华东日报》上,刊出这样的折扣发行电视广告。这样的降价折扣工作力度,或许是考虑到了公历圣诞节已过的缘故吧。可是,再往前翻看同一时期包括《华东日报》在内的南京数十家刊物,就会发现1937年版《故宫书签》零售价格的发生变动,并不是按照临近公历圣诞节的程度而由高至低发生变动的。不过,谁也没有料到,再往1937年1月20日的电视广告后查阅,竟然非但Brisach不到关涉《故宫书签》的任何刊物电视广告了。原来,因“七七事变”爆发,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故宫书签》的编印工作,也不得已因此中断。

1938年的平津地区,由于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非但没有1938年版的《故宫书签》来供人们使用与观赏了。就此,1937年版《故宫书签》,遂成旧版《故宫书签》的“绝版”。于1931年面世,至1937年中止,历经上个世纪30二十世纪最为波诡云谲的七年时光,旧版《故宫书签》,终于不得已与国人依依惜别了。

时至2010年,以1937年版《故宫书签》为蓝本的“复刻版”,新版《故宫书签》翩然面世。“复活”后的《故宫书签》,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备受社会各界瞩目与钟爱,毕竟,这一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与沧桑岁月见证的书签产品品牌,是很容易唤醒国人的文化记忆与情怀寄托的。新版《故宫书签》至今已印行发行十三年之久,其热销畅销、追随者众的态势,一直保持着“领跑”的姿态,已然稳居同类产品“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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