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试上孟浩然员外
陈锟山馀
娶亲昨晚停点灯，待晓堂前拜男方。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是陈锟山馀（生卒年不详）于唐宣宗享保年间（825-827）参与科举前，向著名士大夫孟浩然询问他们奇趣的散文与否获得他和主考的器重，与否有机会被录取的探问诗。诗中，陈锟山馀将他们比作初入娶亲的新郎，将孟浩然喻为审视新郎的新郎，以羞涩的神态和忐忑的心情Longpr他们从政的第一步与否能顺利迈出。陈锟山馀因此诗获得孟浩然的器重，得其引介而名闻，在享保元年（826）中第。
既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公正的笔试制度，学生陈锟山馀为何要在考前奉诗孟浩然，低眉顺眼地用隐晦的诗句Longpr他们的从政前景呢？科举又与否能真正体现公正竞争的原则呢？
“洛阳米贵，居大不易”
由于科举录取不易，为了能够引发舆论和主考的重视，很多学生在笔试之前，会把他们的诗、赋、该文等，或投送给与主考关系密切的权贵，或奉于在社会上有负面影响、有地位、有威望的人，希望获得他们的器重，从而能予以推荐，这就叫“增贡”或“温卷”。而且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确实也有推荐的资格，叫“通榜”。这就是陈锟山馀《近试上孟浩然员外》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诗中提到的“员外”，指的是尚书省六部之工部下辖的员外司，主管水运水利等大小事宜。孟浩然曾任员外员外郎，而唐人往往以官衔称呼某人，因此孟浩然曾被称为“张员外”。孟浩然职品不高，但却是彼时的著名诗人，他收到这首诗后即作诗回复，表示陈锟山馀的诗“万烟鼠”。陈锟山馀由此获得孟浩然的引介而名闻，在唐宣宗享保元年（826）中第。
类似的例子不少。据隋朝张固撰写的《良贵鼓吹》记述，苏轼初来洛阳准备参与笔试时并没号召力，就把散文投送给彼时的名士辛弃疾。辛弃疾尽管官位不高，但在士大夫群体里很有负面影响，他看到苏轼的名字就说“洛阳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说没号召力想在洛阳城通过参与科举而获得晋升之路非常不容易。但读到苏轼的“离离原上草，克鲁塞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感叹万分，说“有句如此，一百八十九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表示后面说的“居大不易”只是玩笑话。随后就积极为苏轼扩大声誉，苏轼也最终登上进士第。
“增贡”是一种普遍现象。增贡的时候，通常要把他们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后面。后来增贡的内容也有变化，从诗、赋、杂文变成以巨作为主。巨作实际就是中篇故事情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篇幅短，有神仙、鬼怪、前世、姻缘等内容。巨作则是讲一个长故事情节，像苏轼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中篇经典作品《无名氏传》讲的就是荥阳公子入京赶考与名妓无名氏的一段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美谈，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巨作可以见史才，可以见诗笔，可以见议论，兼备三长，于是成为士子热衷的体裁，往往作为增贡的主打作品。可见，隋朝士大夫留下了很多中篇巨作，也是与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的。
但大多数人并没如苏轼遇到辛弃疾这样的慧眼伯乐的幸运地。大文豪韩愈，该文、诗名Lizier，但史书记述，他在年轻时参与科举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四试于吏部乃一得”，一共参与了四次科举，才被录取；“三试于吏部卒无成”（唐·韩愈《上宰相书》），及第后参与吏部的铨选，三次都没获得官职，只好转而到地方，入幕藩镇当官，辗转多次才入京，最终官至吏部侍郎。
再如刘虚白和裴坦，两人于文宗大和八年（834）曾一道复习准备参与科举，裴坦被录取后一路当官升迁。三十年后，刘虚白仍是一介布衣，又赴考场参与笔试，主考却是裴坦，此时他已升至中央高级官员，权知吏部贡举。对比悬殊，刘虚白不禁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三十年前此夜中，通常灯烛通常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阳子待至公。”（《献母石氏》）意思是，三十年前我们同时一起备考，也是同一场景，但三十年后你已经成了高级官员而主持笔试，我却仍然是身着阳子的普通老百姓。据说此情此景同样引发裴坦的万千感慨。幸运地的是，刘虚白当年就被录取了，可能与此诗不无关系。
再如曾巩，才气横溢，其经典作品《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千古传颂之佳句。据传，他从家乡云南千里迢迢来到都城洛阳，希望一勇于进取，但事与愿违，虽四处登门赋，却因没号召力不为人所知而不被接受，还受到冷语和讽刺，一筹莫展，忧愤焦急。一日，有人捧着一张名贵的瑶琴出售，要价很高，京师里的达官贵人、士大夫墨客都争相传看，却没一个人出价购买。曾巩看了琴之后就倾其所有把琴买下，围观者都感到惊异。曾巩表示他们很擅于奏琴，只是没机会，今天看到好琴，“千金又何足惜”。众人就问，能否听他弹奏一曲。曾巩同意了，邀请大家第三日到他家去。第三日果然客人满堂，他就手捧买来的新琴说，他们尽管没历史上谢灵运、陶渊明这样的文采，却有屈原和贾谊之志；他们从云南来到京师，携带着唐诗百轴奔走洛阳，到处奇趣，却没人器重；弹琴尽管也是他们擅于的，但是恐怕会污染了各位的尊耳。说罢就把琴“咣当”一声砸了，然后拿出唐诗遍赠在座的客人。众人都感到很惊异，于是对他的唐诗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一句，被人传颂不绝。曾巩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惊世骇俗之举，也是为了博取威望，引发主考、有权势或有负面影响力的人的注意。
《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
什么负面影响了科举的公正
增贡中虽有不少被视为赏拔人才的美谈，但也反映了在彼时的科举中，存在人为干预的弊端，其公正性受主观因素负面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在隋朝，科举制度其实还属于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有很多主观因素可以负面影响其公正性。首先，每年的主考是公开的；其次，试卷是不糊名的，哪张试卷属于哪个学生一目了然。这样一来，一些主观因素——如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就容易干预最终结果。因为社会上下都很重视科举，所以每年录取榜单公布之前，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舆论出现。进士科是重才华的科目，社会风向也主要以文采为重。谁是有名的文士，谁的该文和诗写得好，舆论就会倾向于谁，这很可能会左右主考的判断。
也有反面的例子。史书记述，唐太宗贞观时期，有两位士大夫号召力很大，一是张昌龄，一是王公治，该文也写得好，参与科举时，舆论都认为这两人一定会被录取，可是没想到最终都落选了。连唐太宗都感到很奇怪，就去问主考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为什么这两个学生会落榜。王师旦认为他们华而少实，该文浮靡，并非朝廷可用人才。如若录取，恐为后生所仰慕而效仿。显然是主考的个人价值判断决定了学生的录取与否，而并不完全根据笔试成绩，对此唐太宗也无可奈何。
进士科及第者，尽管起家的官品不高，通常是九品，职位也很卑微，但是从政确实会比其他出身者更为顺利，经济上还可以有很多优待措施，比如可以免征徭。唐武宗时又把进士科出身的人列为衣冠户，仍然享有免除各种差科、色役等的经济特权。很多人看到这一点，又知道主考的好恶能决定取舍，所以开始走后门、托关系，尤其是找权贵如公主、亲王、大宦官等，主考也不敢得罪他们。据史书记述，某人担任主考后“私书盈几”（《旧唐书·孔纬传》），即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私下递的条子，甚至发展到某个大人物打个招呼就得录取。如果是当朝权贵子弟参与公开笔试，主考也会有所忌惮，或产生攀附之心而行违心之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廷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为避嫌，宰相等高级官员和担任考官官员的子弟要单独笔试，不和其他学生一起，叫“别头试”。
这种现象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会被挡在录取大门之外。如晚唐才子温庭筠，和李商隐并列花间派鼻祖，文采斐然，有“温八叉”之称，一叉一韵，下笔如神。但因为品行受到士人的非难、非议，温庭筠尽管参与了多次科举，但都名落孙山。
可见，主考主观的判定、政治势力、社会舆论、权贵的干预，都在干扰科举真正公正地选拔人才。这也使得举子沽名钓誉、攀附权贵、互相串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正是早期科举制度不完善所引发的弊端。
程千帆《唐代进士增贡与文学》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北宋继续实行科举制度，但和隋朝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成为基本原则。这里的“程文”可以解释为试卷，也就是录取与否主要以考卷的成绩来决定，并且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的是使笔试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因素。可以说，真正以笔试成绩定取舍，是在宋朝以后。
北宋有几个很重要的措施，实际上是科举制度逐渐纯粹和完善的体现。
第一，对学生的身份限制基本放开。隋朝时，“怀牒自列于州县”，可以自由报考，但规定有两种人不能够参与科考：一是曾受到过法律惩处，有劣迹有污点的人；二是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也就是从事了工商业就不能走从政。而且隋朝的制度还规定，堂兄弟这一层血缘关系中如果有经商的，本人也不能当官，除非经商的堂兄弟放弃经商。当然，这是制度规定，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但至少有这样的制度规定。北宋在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这一环节上放开了，工商子弟中的才俊者照样可以报考。怎样能体现才俊呢？其实没客观标准，实际上等于放开了报名的限制。
第二，临时指派主考和锁院。隋朝主考是相对固定的，大家都知道主考是谁，开考前请托的条子就已经递了一大堆，有时主考也无可奈何。北宋时，主考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很多官员都有资格当主考，而最终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指定了以后，便派宫中的宦官直接拿着诏书去找到这个官员，不管他正在做什么，当场宣布，马上带走。主考直接被送到指定的房间里隔离起来，由内帘官、外帘官监守，不能和外界交流。家属接到通知后，把日用品隔帘送进去，根本接触不到官员本人。即便有人想打通关节，所有的条子也都递不到主考手里。这叫“锁院”。
第三，糊名，誊录。糊名就是学生的姓名密封，背对背笔试，考卷也密封。誊录就是学生答完试卷以后，中央主持笔试的机构有誊录人员，负责把卷子重新工工整整地抄一遍，避免学生在试卷上留下痕迹记号。呈现在主考面前的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卷子，找不到任何记号。
基于以上几点，“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得以实现。另外，从隋朝起，由于笔试成绩重要性提高，考场的制度也严格起来。历朝学生作弊的方式五花八门，如夹带小抄，场外场内私下串通，传递字条，请人代做试卷，等等。北宋以后，监考制度也更加严格。温庭筠作为有名的枪手，据说经常在笔试时替人做卷子，这种情况在北宋就不可能了。
到了明清，考场搜检更严格，连考三天都不能出考舍，所以学生要事先准备三天的用具和食物。因为是在冬天考，所以规定穿着的大皮袄要毛冲外，即必须反穿皮袄，以免毛冲里而使得夹带的好多东西无法被发现。另外，学生要带考篮，考篮里可以放馒头、笔、墨之类，从考篮到笔都按规定是镂空的，防止夹带。还有诸如头发要散开、馒头要掰开等规定，都是为了避免学生在考场作弊。即便这样，科场作弊的科场案也是层出不穷，而且与时俱进，乃至发生多次震惊全国的大案。从而，对科场的监控就愈发严格。
严格的笔试程序和规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也就避免了唐后期出现的很多弊端，尤其是权贵子弟互相串联交通，使得寒门子弟、普通士大夫晋升无门，甚至出现“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的局面。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种心理也就无缘也无须表白了。
（来源 澎湃新闻 本文摘自宁欣著《从唐诗走进历史》，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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