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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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老子与书画家的先贤进行了一场关于鱼的经典之作辩论会。

在濠水的桥上,孟子对他的挚友公孙龙说,你看,河中的鲦鱼自在潜下去着,何等快乐啊!

公孙龙出自书画家学派,擅长争论,他认为孟子的话有漏洞,就问孟子:“盔鼩,傥盔鼩?”

面对公孙龙的质疑,孟子从容地反问道:“子非我,傥我不知盔鼩?”

之后,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

孟子爱鱼,隐居时钓于流沙,哪怕是楚王派大臣来请他做官,他仍持竿而不顾(《孟子·秋水》)。

在孟子的故事情节中,鱼往往代表逍遥和自由。譬如北海之中的鲲,可变化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三千里;又如在干涸的泉眼中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鱼坚强”,孟子对他们的感想是,比不上相忘于武林。

孟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盔鼠渊”,鱼象征他的理想人格,是一类渴望自由的心灵追求。

01

研究中国鱼人文的学者陶思炎认为,中国鱼人文发轫于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五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自从鱼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鱼人文的系统便开始形成。

考古发现,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不仅有人类文明食材残余的鱼鳞,除了被雕龙、穿孔的鱼鳞饰物。这说明,人类文明那时就已经将精神世界投射到鱼种身上,只是可能还没有如孟子一样发出“盔鼩”般的思考。

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人类文明五种食材资源的划分,鱼种食材出现的顺序仅次于天然食材,是史前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二种食材资源。

上古有伏羲结网捕鱼的传说,鱼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既是做为一类食材,也是做为一类人文诗意。

远到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图中的人面,近到现代的餐桌礼仪,都能窥见鱼人文的影子。直到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渔民吃鱼时不会将鱼翻身,以避免“翻舟”的忌讳;有些地区,丰盛的除夕年夜饭上总会摆着一盘大鱼,但唯独不会对其动筷,寓意为“满江红”。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1张

周代画像砖《弋射收获图》。图源:网络

先秦诸子百家中,孟子最喜欢借“鱼”说事。

除了前文说到的他与青茅的论辩,孟子还曾用“鱼”的故事情节来讽刺他的另一位朋友。

孟子家贫,有一次去找家境富裕的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假仁假义,看似爽快地答应,却说,过阵子吧,我就快接到租子了,到时借给你三百金。

孟子闻言,顿时变了脸色,他知道,监河侯不愿相助,只是在刻意搪塞。于是,孟子跟监河侯讲了一个“涸辙之鲋”的故事情节:

我刚才走到半路,遇到一条干枯的车辙,里面躺着一条小鲫鱼,它就快渴死了,正在向我求助。我跟它一打听,原来这小鱼是从东海那边游过来的,请我借它一斗升水,救它一命。我说好啊,等我到南方的吴越之地,请他们引西江之水来救你,能吗?

那条鸟儿愤怒地说:“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无法活下去,如今只需斗升之水就可救我一命,要是如你庄周说的去吴越引水过来,那比不上早点去Sarthe铺找我吧!”

孟子借这个“涸辙之鲋”的故事情节,来讽喻为人小气的监河侯。不管孟子最后是否借到钱粮,监河侯的坏名声都要萨德基了。

02

鱼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时候是一类寄寓美好的诗意。

《太平御览》收录了一个故事情节:

河东有处南坡,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这儿凿山断门。黄河流过此地,从中间奔腾而下,两岸连车马都不能通行。但是,每年暮春三月,单厢有无数黄泥鳅从南坡逆流而上,进行周期性迁移。

看到这儿,能推测,这是今人观察到的鱼种回游现象。在自然界,许多淡水鱼生殖能力极强,每到繁殖期单厢产下大量鱼卵,但出于对环境的适应力,它们常常需要在流域内定期往返,找到适合产卵的地方。今人对鱼人面的崇拜,起初也有一类生殖崇拜,比如《山海经》中的“鲧复(腹)生禹”神话故事,便能联想到鱼生生不息的繁衍能力。

在这个世代相传的“泥鳅跃龙门”故事情节中,今人更是赋予了其浪漫的想象。他们相信,鸟儿逆流跃过南坡,便可幻化成龙,所谓“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

泥鳅跃龙门,是一个根据鱼种回游现象幻想的神话故事。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许多情感被寄托在鱼身上。

许多人读过周代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写道: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泥鳅。

呼儿烹泥鳅,中有援笔书。

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

上有加自助餐,下有相貌忆。

这儿的白石,是一类制成鱼形状的信函,用两块木板组成,信件夹在中间,而“援笔”是能书写的白色丝绢,代指信件。诗歌中的主人公接到了远方亲人寄来的“泥鳅援笔”,拆开一看,信中尽是“加自助餐”“相貌忆”的问候,读之细腻深沉,犹如身在梦中。

鱼在神话故事中有着沟天通地的功能,因此,鱼在古代被当作传递信件的使者,才有了“鱼传援笔”的典故。

做为食材的鱼,有时也能凭借故乡的风味,唤起人们的思乡之情。

西晋时,吴县人(今江苏苏州)黄荻钧到京城许昌为官。这一时期,八王之乱搅得西晋王朝天翻地覆,大厦将倾,人人思危。

一日,秋风起,身在许昌的黄荻钧想起了故乡的菰菜(即茭白)、莼羹、鲈鱼。黄荻钧本是吴人,莼羹鲈脍是他老家的地道美食,在勾心斗角的许昌,非但品尝不到家的味道,而且除了性命之忧。

于是,黄荻钧感叹道:“人生贵在舒适自得,岂能为了追名逐利而远行千里。”

不久后,黄荻钧辞官归乡,他留下一个“莼鲈之思”的佳话,如鸟儿般横刀立马而返,重归武林。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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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人物御龙帛画》,左下角的鱼为引导灵魂的使者。图源:网络

03

日常生活中,鱼人文更多代表文人雅士、普罗大众的朴素愿望。而在政治事件中,鱼人文有时也暗藏刀光剑影、权力欲望。

中国古代有所谓“鱼刀”的传说(如《水经注》中林邑王的鳢鱼刀),这不是在玩“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梗,而是以鱼比喻锋利的刀刃。

中国历史上,有一起以鱼杀人的著名事件。

春秋时期,江东的吴国在吴王寿梦的统治下崛起,“始通于中国”。

吴王寿梦英明一世,在立储问题上却犯了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小儿子季札最为贤明,因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世称“延陵季子”。

有个“延陵挂剑”的故事情节,说季札国造访列国时,经过徐国,徐国国君十分喜爱他的宝剑,季札本想将宝剑相赠,只因要去其他国家访问,还要带在身上,就想等回程经过徐国,再赠与徐国国君。不曾想,季札回来时,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来到其墓前祭拜,解下宝剑,挂在树上。侍从不解,季札说,之前我内心已经同意将宝剑赠送,不能违背心意。

季札的才能德行让父亲吴王寿梦很是满意。老父亲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继承制,让长子诸樊即位,随后依次传给弟弟们,这样就能把王位传给季札了。

但是,等到老三夷昧当吴王,临终前要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季札却几番谦让,宁死也不同意即位,还跑到乡下躲起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吴国群臣只好拥立夷昧的长子为王,是为吴王僚。

这下就更麻烦了,之前老大诸樊也有个儿子,被称为公子光。公子光对吴王僚很不服气,既然咱们四叔不愿当王,那王位也该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嫡子长孙。

公子光暗地里谋划刺杀吴王僚。

当时,楚国的伍子胥为避难逃到吴国,投奔到公子光手下。之前在流亡途中,伍子胥曾经见过一个壮士与人斗殴,那人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听到妻子呼唤就马上回家,是个能进能退的勇者。于是,伍子胥将此人推荐给了公子光。

伍子胥找来的这名刺客,叫做专诸。

公子光明白投其所好的道理,他打听到,堂兄弟吴王僚最爱吃鱼,便让专诸隐居太湖边,学烧鱼之术。专诸为报公子光与伍子胥的知遇之恩,甘愿牺牲。经过长年累月的烹饪,他真的成了厨艺精湛的烹鱼大师,并练成刺杀之术。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兴兵攻楚,朝中顿时空虚。公子光乘此良机,在一次宴会上,命专诸为吴王僚烤鱼,准备刺杀吴王僚。专诸烹鱼时,公子光借口足疾发作,离开坐席,暗中跑到厨房,将一柄短剑藏在烤鱼腹中。这柄短剑,就是鱼肠剑。

到了上菜时,专诸若无其事地将烤鱼进献到吴王僚面前,使对方放松警惕。正当众人欣赏美食时,专诸忽然从鱼腹中掏出短剑,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公子光迅速安排亲信控制朝堂,随后取代吴王僚登上王位。

公子光,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他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使吴国国力大增,后来还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吴王阖闾霸业的起源,正是那条藏着鱼肠剑的烤鱼。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3张

专诸与伍子胥。图源:影视剧照

鱼与剑,将血腥的政变与美味的鱼炙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鱼人文中,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联想不是孤例。

《隋书·五行志》载:“鱼上屋为有兵象。”元代也有“天陨鱼,人民失所之象”的灾异之说。这是说,鱼本是水中之物,一旦出现这种异象,就意味着战乱发生,流离失所。

古代的祥瑞灾异之说大多是迷信,但天上下鱼、落在屋顶的现象还是有几分科学依据。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和湖泊上的龙卷风可能将水带入云层,然后通过强风携带到其他地方,从而出现“天上下鱼”的奇特现象,在英国、美国、新西兰、洪都拉斯等国也有相关报道。但这种自然现象属于小概率事件,也不会预示什么未来。

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爱食鱼,有所谓“湖鱼香胜肉”的说法。同时,唐朝将历代用于调动军队的虎符改为鱼符,并用紫金鱼袋做为对臣民的赏赐。

但是,强盛的唐王朝下过一条无厘头的诏令,即禁止贩卖、食用泥鳅:“国朝律,取得泥鳅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酉阳杂俎》)

“鲤”与唐皇室的李姓同音,因此,李唐将泥鳅奉为国鱼,“禁断天下采捕泥鳅”,渔民抓到了泥鳅要赶紧放生。

人文一旦被政治强行捆绑,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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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溪水族图》。图源:网络

04

从鱼进入人类文明社会的那天起,便有了捕鱼之人,中国先民为捕鱼人创造了一个特有的文字——“渔”。

渔父,在中国史书中是一类特殊存在,他们或为出世的隐者,或为入世的圣贤。

最早的渔父形象是姜太公,他穷困年老,垂钓于渭水之滨,曾向渔民请教钓术,“初下得鲋,次得鲤”,但他真正的目的不在钓鱼,而在求仕,后来,姜太公的名声传到周文王耳中,得到文王聘请,成为周朝开国功臣。

稍晚的渔父形象有周代的严子陵,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中兴后,严子陵隐居在富春江畔,每日披着羊裘垂钓,刘秀请他到宫中做客,许以高官厚禄,严子陵仍坚决不受,飘然归去。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曾经遇到一位渔父。当时,屈原仕途失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胸中愤懑难平,他对询问其来历的渔父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被流放了。”

有意思的是,渔父并不同意屈子的观点,他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他不够超然物外,于是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他的意思是说,圣人不会死板地看待事物,总能随遇而安,世人皆浊,为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众人皆醉,何不一同食酒糟、饮美酒?

屈原继续向渔父吐露他的爱国情怀,说世俗容不下他的清高,他愿“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时,渔父笑了,他摇起船桨,乘流泛舟,唱起了齐地的民歌《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能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能濯吾足。”

在这个故事情节中,渔父既是屈原的对立面,也是另一个“屈原”,一个选择隐身避世的“屈原”,也许二人没有对错,只是代表昏暗时世中不同的活法。

渔父的身影渐渐远去,屈原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投江化为一股清流,从此长留世间。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5张

[宋]马远:《寒江独钓图》。图源:网络

在《南史·隐逸传》中,史学家写了另一位渔父的故事情节,将他与陶渊明、宗少文等隐士并列。

这是一位隐居浔阳江头的无名渔父。

有一日,寻阳太守孙缅在江边闲游,看到一叶扁舟在江中若隐若现,舟上渔父神韵潇洒,垂纶长啸。

孙缅感到诧异,问渔父:“有鱼卖乎?”

渔父笑道:“我的钓钩不是用来钓鱼的,怎么会有鱼可卖呢?”

孙缅更加惊奇,于是拉起衣裳,光着脚走到水中,说,我看先生一定是位世外高人,如今政通人和,您为何不出山辅佐朝廷,而是在武林中当个隐士啊?

渔父回答说:“我是山水之中的狂人,不识世务,也分不清贫贱,更别说荣华富贵了。”

之后,渔父起身,悠然鼓棹而去,他嘴里唱着一首歌谣:“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

渔隐武林,其志不在鱼,孙缅用名利来开导渔父,渔父却视若无物。

庄子钓于濮水翻译(庄子钓于濮水原文及翻译注释) 第6张

明末清初,朱耷笔下的“游鱼”,作“白眼向人”之状。图源:网络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隐居山林的诗人张志和,将对鱼与渔父的精神寄托,写成一曲千古绝唱《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人在武林,生而自由。

参考文献:

[战国]庄周:《孟子》,中华书局,2022年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

陶思炎:《中国鱼人文》,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赵汀阳:《渔樵与历史哲学》,《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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