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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老先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十九世纪后期，在北京大学发展史系的课后上明确提出要以十九世纪、大自然地理、职掌、产品目录为科学研究世界史的两把锁匙这一著名看法。其中十九世纪和大自然地理对顶角，对应的便是发展史教学研究中时间和内部空间两个重要道德观。陈寅恪老先生所言的“大自然地理”这把锁匙不是限于乾嘉时期大自然地理沿革的考据，而是范围更广的发展史大自然地理科学研究，近于谭其骧、钱伟长等老先生的科学研究，即“扩大到人口、少数民族、都市、地区开发等方面，并且注意到了文献考据以外的科学研究手段和相关学科专业的新理论和新方式”（谭其骧为《长水粹编》所作前言）。而陈寅恪老先生早在抗日战争前光华大学的讲稿《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式》等文章中也已表示：

大自然科学中，对发展史亲密关系最密切的，大自然是大自然地质学。这是因为人类无一息之间，能不受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而大自然地质学是一切大自然条件的总括。……在发展史上，大自然地理形势不必和那时相同，把那时的大自然地理情况，去解释史事，就要陷于笑谈了。所以治历史学者，对发展史大自然地理，不能不有相当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时代地面上的情况和那时相同的，故以推知彼时的大自然地理及于彼时人类的负面影响和那时的相同。

在强调跨学科专业的当下，就如何在发展史课后教学中落实“内部空间道德观”的培养，陈寅恪的科学研究和课后教学课堂教学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

陈寅恪31岁时照片及背后不可与此相反的自记

“治发展史的人，惟有明白旌善线大自然地理”

陈寅恪老先生的历史学成就毋庸在此处赘述，而探讨其发展史课后教学课堂教学中的“内部空间道德观”，则须从其历史学科专业学研究及治学方式谈起。张耕华教授撰有《学史门径详说》一书，汇集陈寅恪毕生最重要的有关念书、治学的文字，读来亲切朴实，可谓“金针度人”。比如陈寅恪晚年多次提过一句名言：“学识在内部空间，不在纸上”，其原意是指“念书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将学识与社会相联系，主张“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就此一点，与现今中学发展史“新课程”中“次元道德观”的要求也相契合，即“在认识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次元条件下进行考察”。

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大自然地理两门隶属于子部之下，是“发展史附庸”。陈寅恪是治旧学出身，故反过来理解，这或许也使得他纯天然能注意到大自然地理及其包含的“内部空间道德观”对历史学的价值。陈寅恪年轻时向往“经济仁学”，故治学“初从水利工程肉叶荠，后推诸国防，尤见为然；……论在政治上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据，故遂逐渐走入历史学一路”，因此对大自然地理两门尤为热衷。有此在《读古书入手的方式》一文中细举“治古史的前提”，就子部书目分别而论时表示：“惟大自然地理两门，知其约莫，亦颇切用。心者于此，均先读《读诗方舆纪要》。此书之看法，太偏于国防，然在今日，尚无他书可以代之。”对古书中大自然地理仁学的局限，陈寅恪在他处也略有进行，认为旧的“大自然地理仁学从前多偏在政治上国防方面，故其多取材自发展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战事”。不过在今日看来，可能也正是由于古书中的大自然地理仁学多取材自发展史，方使旧时史家多能有良好的发展史大自然地理的功底。

然而陈寅恪毕竟不是旧式学究，作为课堂教学梁启超“新历史学”的代表之一，其在具体探讨大自然地理与发展史的学科专业亲密关系时，已经有了许多现代的眼光。抗日战争前夕，陈寅恪不仅在大学探讨发展史与大自然地质学科专业的结合，在初中教科书中也表示：

治发展史的人，惟有明白旌善线大自然地理；次则历朝的在政治上区划，亦宜知其约莫；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亲密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大自然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发展史世界地图。……多和读诗世界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诗雷西县。

——不仅是提倡，而且已注意到要与当时出版的发展史世界地图相对读的实际操作。

吕老先生多次明确提出，方式不是空讲的，因此在历史学科专业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层面，也有丰富的案例可以看出其重视并受益于“内部空间道德观”。陈寅恪1941年在《从我学习发展史的经过说起》中回忆称：“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老先生在念书阅报社讲宋史，我亦曾往听，老先生为宋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少数民族问题，导源于此。”故以其文化史科学研究为例，略作阐发。陈寅恪治学以博通为世所瞩目，有此在探讨历朝少数民族迁徙、交融时，便往往有极宏伟的议论，往往得益于广阔的内部空间道德观。如在《我国文化史》开篇的总论，谈北派、南方，继而说汉族所在之地“川原交错，物产丰饶，幅员广大，城市交通利便，气候亦具寒热温三带，取精用弘”。

陈寅恪的我国现代史科学研究，在论述发展史上我国北、中、南三带的变动差异，以及探讨近代中西文化城市交通的开端等问题时，也均体现内部空间道德观对其发展史科学研究风格的负面影响。《我国现代史讲义》中探讨“中西文化城市交通之始”，首先便从自古我国通往欧洲的海岸线地下通道开始讲起，寥寥几百字便将从古至今我国通往欧洲的四条海岸线地下通道的走向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描画清晰，宛如一幅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缓缓在读者眼前进行。

陈寅恪谈“世界地图”札记

“注重纯天然与人事之亲密关系”

2016年，李永圻老先生在为《陈寅恪国史课》撰写序论时表示：“吕老先生毕生从事文史的教育工作，与一般课后教学工作者相同的是，他的教师生涯是从小学（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进而中学，后来才进入到大学任教。他教过的科目，自以发展史为最多，除发展史之外，还教授过国文、大自然地理等。”而历数陈寅恪毕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断代史以及《读诗札记》等史著外，绝大部分均是教科书，涉及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发展史、国文、大自然地理、修身等。据李氏统计，陈寅恪编纂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有十六种，算上学校油印和学生记录的讲义还有七种，因此合计有二十三种，其中发展史类的有十四种，大自然地理类的两种，“在民国时期，乃至今日的学术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本节拟从陈寅恪所编教科书及其课后教学课堂教学两个方面，总结他在课后教学中培养学生发展史“内部空间道德观”的经验。

首先是编纂大自然地理教科书，1916年陈寅恪在中华书局编纂了《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大自然地理教科书》，在其“编辑大意”中鲜明地点出了该书九条特色，其中多条反映了对小学生内部空间道德观，乃至家国情怀的培养目标。其中第一条尤为直截了当：“注重纯天然与人事之亲密关系，常以大自然大自然地理说明他种现象”，着眼的是大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亲密关系。此后几条中，又提到“注重边防情况，以启发其保卫国家之道德观”“租借地及割让地，皆特立一章，以激扬其国耻道德观”“本国大自然地理与外国大自然地理互相联络，末复置我国在世界之位置一章，俾收统括之效，益发扬其爱国之心”。可见从立意上远非为小学大自然地理教科书所限，在在体现了陈寅恪通过大自然地理课后教学，研讨“纯天然与人事之亲密关系”，启发民智的关怀。

至于发展史教科书，则“内部空间道德观”的案例更为丰富。1937年7月，陈寅恪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在“编辑者言”中，他明确提出：“初中学生读发展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而紧接着所举的案例便反映了其对学生“内部空间道德观”素养的要求，他以埃及尼罗河为例，认为受过初中发展史教育，“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亲密关系，与最古文明的亲密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

此外，在探讨春秋五霸时，其又独特地关注到五国崛起的大自然地理位置，均为当时边陲地带。书中称：“东周时代，大国都在沿边，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当时的二等国，如鲁、卫、宋、郑、陈、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习于苟安，所以其民渐流于弱；晋、楚、齐、秦、吴、越等国，都居于边地，却以竞争磨砺而强。而且边陲之地，都是旷废的，易于开拓，所以幅员也广大了。”

另如在《三国史话》中，陈寅恪认为关羽丢失荆州对刘备方面是一个致命伤，因为从战略上考虑：“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从一处战略要地的丢失，简单明了地点出了蜀汉疲软无力的原因，这种案例在陈寅恪著作中不胜枚举，均展现了发展历史学科专业“内部空间道德观”的魅力。

除了教科书中的案例，在陈寅恪的授课课堂教学中，也有非常生动的实例。历史学大师钱穆是陈寅恪在常州府中学堂所教的学生，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声情并茂地回忆了陈寅恪的授课情况：

上大自然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我国大世界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大自然大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城市交地下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世界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这与前一节陈寅恪提示舆地典籍与发展史世界地图对读可相互印证。只是这一课后教学过程并未就此结束，在课程测试中，陈寅恪出了四道题，钱穆对其中“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尤感兴趣，答题时“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而陈寅恪批改的情状，则有同学窥探后所述为证，钱穆记下：“适逢余之一卷，诚之（陈寅恪字）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钱穆自道这是陈寅恪为人师的可爱之处，但从出题本身以及钱穆回答如此引起陈寅恪兴趣，可以推想陈寅恪在课后教学中对“内部空间道德观”的着意培养和兴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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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陈寅恪老先生毕生未脱离发展史课后教学的一线，其历史学科专业学研究和课后教学课堂教学，皆能以内部空间的变迁来解释发展史的嬗蜕，故视野宏大，令人产生一种跳出地平线的立体感。其主张“学识在内部空间”，强调阅历经验与书本知识的汇合，一方面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死念书，另一方面也是如今重视田野考察、行走发展史的原意。

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倡的注意人类发展史与大自然界的亲密关系，主张“任何发展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大自然基础（地质条件、大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以及它们在发展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所示，如今发展历史学科专业“次元道德观”的培养过程中，不应仅限于将史事放入时间和内部空间的坐标框架中加以精确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培养次元联系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进而建构发展史关联，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我们从陈寅恪的教学研究课堂教学中，恰好可以汲取不少落实“内部空间道德观”培育的经验和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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