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长）注：本文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设于合肥三河古镇本文是对笔者发表于《经济学家》2022年12期上的文章“以内促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笔者与孔大鹏、潘松李江合作的文章“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夏斌老师主编的《经济十年》著作第八章）的扩展。
点击以下链接，可以直接阅读上述两篇文章张明 | 以内促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张明、孔大鹏、潘松李江 |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总结了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给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各方面挑战。
针对上述内外挑战，我们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产业进步与产业升级、完善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稳健持续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对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战略布局进行了梳理与展望。
一、引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更好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全方位开放，再到现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渐进式对外开放策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并扛起了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即便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临日益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我国依然坚持对外开放国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彰显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在面对2016年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2022年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下，我国坚守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消除不利影响，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贡献了中国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我国经济发展方向转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继续克服重重问题与挑战，坚定不移地走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
二、对外开放取得的历史成就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22年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伟大征程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经济总量连创新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同期内，我国对外开放也经历了探索开放、加快开放、全方位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光辉历程，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制度型开放、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由小到大，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在推动我国国际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1、货物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持续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978年，我国进出口规模仅为206亿美元到1988年，我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突破5 000亿美元大关，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世界进出口总额的4.3%和3.8%，世界排名均为第6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对外贸易实现新跨越2002-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超过20%，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虽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但得益于我国政府迅速出台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2010年后对外贸易重新恢复了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均大大高于世界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大幅上升尤其是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贸易大国地位逐步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国对外贸易表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展现出长期向好发展的雄厚基础。
自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后，2021年又接连突破5万亿美元和6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性高点自2017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宝贵机遇，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49.7%提高到1992年的80%，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取代过去以资源为主的出口结构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
由此，我国成功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在此之后，我国又紧抓国际机电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大机遇，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24.8%上升至2001年的44.6%（纪华，1994），成为我国工业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商品类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积极推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大了对国内急需的能源、资源、先进技术设备和日用消费品进口的鼓励力度，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开始在对外贸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逐渐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逐渐兴起并加速发展，成为带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贸易主体和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后，外贸体制改革在全国普遍开展外贸经营权被逐步下放，国有外贸公司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实现了我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我国逐渐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发展，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外资企业出口异军突起，2001年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外商投资带来了先进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这一时期，我国在市场多元化战略指引下，在继续巩固发达国家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初步形成了市场多元化格局入世以后，外资企业继续扮演出口主导角色，同时国有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民营企业出口占比逐渐提高。
这反映出入世以后我国在外贸经营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各类贸易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积极开拓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首次超过外资企业，202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3万亿美元，占到外贸总额的48.9%，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此外，我国贸易伙伴数量不断增多，迄今为止我国已与26个国家（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比达到了35%，市场布局更加多元2、服务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力度，积极探索建立服务贸易发展的试验试点平台。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全方位创新，服务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制度型开放水平逐步提高，创新平台网络基本建立，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贸易主要体现在技术引进、劳务输出和旅游等少数领域，甚至在国际收支中并未有“服务贸易收支”这一概念商务部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仅为47亿美元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开放度较低，服务贸易发展受限，即便到1991年服务贸易总额也仅扩大至137亿美元。
入世以后，我国对服务贸易总协定12大类中的9大类、近100个小类做出了渐进式开放承诺2003年、2006年、2008年和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分别突破1 000亿、2 000亿、3 000亿和4 000亿美元大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从不到5 000亿美元攀升至2021年的8 21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世界排名由第3位升至第2位，年均增长6.1%，高出全球增速3.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随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以及服务贸易开放逐步扩大，我国知识密集型新兴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呈现增长态势，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021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3605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3.9%，比2012年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比2012年分别增长5.8倍、3.2倍、2.1倍和1.6倍。
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与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具有独特产业优势的国家等建立服务贸易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深化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在原有入世承诺开放100个服务部门的基础上，新增22个开放服务部门，提高了37个服务部门的开放水平2021年，我国在海南率先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2012年以来，中国累计进口服务超过4万亿美元，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服务提供了庞大而稳定的市场（二）利用外资大国地位巩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愈加注重结构升级和协调发展，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特色利用外资规模稳步增长对外开放、吸收外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战略性决策，是一项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外商投资还处于试点和起步阶段，利用外资规模从1983年的9.2亿美元增长到1991年的43.7亿美元，年均增幅22.6%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利用外资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利用外资规模大幅增长。
1992—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10.1亿美元增长到468.8亿美元，年均增幅17.5%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1992年和199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分别达到151.9%和149.9%。
入世以后，我国外商投资迈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2002年的527.4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 239.9亿美元，年均增长1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利用外资规模总体稳中有进，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2012—2021年，我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4万亿美元，其中2021年利用外资金额1 809.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9.5%，年均增长4.6%，利用外资规模连续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投资产业布局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和宾馆、服务设施等第三产业项目居多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逐步完善，吸收外资的结构有了较大改善，生产性项目及产品出口企业大幅增加1997—2001年间，制造业利用外资从218.2亿美元增加至309.1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8%，成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行业。
入世以后，我国全面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市场机制建设，外商投资产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吸收外资的主角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2011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为47.6%，首超制造业2.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不断引导投资更多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倾斜。
2017—2021年，连续5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由93条、122条减至31条、27条，进一步放宽金融服务、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外资准入条件（孔德晨，2022）外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外资产业政策体系，吸收外资能力不断增加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大幅开放市场，全面完善外商投资环境，重点调整外商投资法律，适时修订产业指导目录，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措施2020年初，我国正式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核心推进投资自由化，以持续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核心推进投资便利化，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法治保障。
（三）对外投资稳健发展对外投资是中国实现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国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开始较快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调整境外投资管理模式，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双双提升，在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共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以及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投资规模健康有序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至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多是政府为了拓展经济贸易活动而建立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很小1991年至入世以前，随着国内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开始探索性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但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此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受偶然因素和项目规模影响较大入世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方式收购海外优质资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增长，至2016年达到1 961.5亿美元的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稳居全球前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健康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发展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位列全球第2位，较上年增长16.3%，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截至202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3位，占全球存量的6.7%，对外投资大国地位持续巩固对外投资区域和领域不断扩大我国对外投资区域分布日益广泛，在海外设立的4.6万家境外企业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2021年末，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比上年增长7.1%，较2012年翻一番，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5%2013—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 640亿美元，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创造就业以及改善环境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我国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扩大，迄今已覆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行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制造、金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领域依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21年上述五个领域合计投资1434.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1%。
对外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我国对外投资早期以绿地投资为主，尤其是2002年以前，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缺少跨国并购经验，对外投资以新建为主然而，随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国家对外汇管制的适当放松，2003年以后我国跨国并购型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且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
从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跨国并购占对外投资比重由2003年的18%增长到2016年的44.1%2021年，中国企业共完成并购项目505起，分布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为318.3亿美元，同比增长12.9%。
为支持和鼓励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形式开展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海外经营风险，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也更有利于我国高水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体系。
（四）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对标国际高水平、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开放措施，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发挥其先行先试作用，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国际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
深入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出台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限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丰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之下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自贸试验区承担着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时代重任，在我国对外开放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2013年我国在上海设立首个自贸试验区以来，历经数次扩容、升级，截至目前我国已设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1个自贸试验区这些自贸试验区各自发挥不同的区位、产业优势，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大力开展制度创新，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2021年底，21个自贸试验区共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78项制度创新成果（郭若楠，2022），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证照分离”、“一业一证”等制度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21个自贸试验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7.3%的进出口规模，吸引外商投资335亿美元，约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8.5%。
2018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迄今为止已经推出12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顾雨霏，2022）一系列实践经验推动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有效促进了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监管、综合监管等方面制度创新，有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体系，持续推进安全高效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过去几年，我国围绕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从2013年公布实施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开始，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就一直是一项重点工作2013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有190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到2021版负面清单缩减到27项。
2021版负面清单已将制造业条目“清零”，同时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2016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如今限制措施由最初的93项减到现在的31项2020年，中国开始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外商投资法》是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实施条例是具体落实的行政法规，它们都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法治保障2021年，我国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这是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公布的第一张负面清单，是继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制度型开放举措。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我国一直在探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与模式，近年来我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多边区域经贸机制合作成果丰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这些机制性论坛为成员国或经济体的领导人开展交流对话、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任务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下，中国积极推动成员落实2014年APEC领导人关于建设亚太自贸区共识。
在中国的推动下，会议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启动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我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各方达成《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一系列成果，推动二十国集团（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变。
中国积极推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机制化、具体化2017年，我国在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各方就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电子口岸网络等领域建立合作机制2018年以来，我国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成功举办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把脉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以“虹桥智慧”和“虹桥主张”探索世界经济发展路径和前景，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公共产品。
自由贸易区战略取得新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初步构建起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过去十年，我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数由10个增加到19个，增长了近1倍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2年的17%提升至2021年的35%。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地2021年9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此外，我国紧紧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布局抢占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制高点”2021年11月，我国正式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申请。
根据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2022年8月，中国正式成立加入DEPA工作组，开启了我国参与高水平数字经济谈判的新征程三、全球新变局之下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挑战自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
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全球就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2020年以来，全球进入了“新变局”全球“新变局”的最大特征就是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造成的双重冲击上述双重冲击除了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外，还将深刻地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在全球新变局之下，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一）外部挑战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存在争议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俄乌冲突持续、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背景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将面临一系列外部挑战。
1、“逆全球化”盛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断高涨2016年，英国国内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初正式“脱欧”，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遭遇重大挫折2016年底，特朗普赢得大选并成为美国总统，随后实施了“美国优先”、“退群”、贸易战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
2016年由是成为全球化从“顺流”到“逆流”的关键一年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的爆发意味着全球化逆转速度加快今年以来，受俄乌冲突、高通胀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美国为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遏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崛起，具有针对性地在贸易、投资、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对我国采取遏制策略。
2022年3月，美国发布了《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度报告》，提出将通过直接向中国提出美国关切、与伙伴和盟友合作等方式，全方位对我国施压2021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审查外资投资交易的总数量又创新高，其中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正式申报数量最多，占比高达16.5%。
2022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要求CFIUS在评估审查外国投资时应当着重考虑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欧盟成员国为阻止外国投资者对其战略性行业和企业进行收购，也纷纷对外商投资制度进行了改革2022年9月，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提交的《关于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的第二份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欧盟委员会审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交易数量超过400余项，在接受欧委会审查的投资者中，中国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逆全球化”盛行无疑会严重影响我国的贸易和投资发展，也令我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2、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自2020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持续蔓延已有3年之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消费、生产、贸易、物流等处于停滞状态或艰难的恢复过程之中。
全球需求端和供给端发生严重错配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加速重构，逐渐从全球化向某区域内或一国及周边地区收缩和集聚，呈现区域化、本土化发展趋势，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上的中枢地位面临严重冲击此外，新冠肺炎病毒变种的不断出现以及疫情的持续反复蔓延，也对我国国内外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不小冲击。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限制了国内货物、劳动力的流动，对国内经济造成了较大限制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活动停滞也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压力。
随着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国内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新冠大流行引起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仍未解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仍将面临疫情的考验。
3、中美经贸摩擦加剧2018年3月，美国悍然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对大量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此举也迫使中国政府进行反击2021年3月，拜登政府恢复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继续保持对华强硬立场。
一方面，拜登政府在经济上持续对我国开展贸易战，对我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高额关税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增加单边制裁中国企业的案例此外，美国政府收紧了对民用技术向中国转让的管制，在科技上对中国进行“围堵”。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美国组建了芯片四方联盟，限制芯片制造巨头对我国出口先进超算和智能计算芯片、严禁美国帮助中国发展芯片技术2022年10月，美国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在报告中，美国将中国视为“目前存在的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有实力这样做的竞争者”，将优先考虑保持相对于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并与中国展开“负责任的竞争”。
4、俄乌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突出2022年以来，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此外，俄乌冲突的持续加剧也引发了全球性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难民危机，地区间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这对我国企业在俄乌及其周边地区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带来了严重不利影响，海外项目的生产、建设、运营可能遭受严重冲击，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面临显著威胁为减少未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我国企业可能将会在更加广泛的区域收缩投资并重组供应链，以避免因安全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
对我国而言，停止开放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而是要处理好安全与开放的关系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与主要经济体“绑定”形成共同利益，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只有继续扩大开放并实现高水平开放，才可能有效化解国际安全问题。
（二）内部挑战从内部视角来看，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型开放不足、国内不同地区开放程度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1、制度型开放不足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制度型开放领域做了许多尝试，但总体来看制度型开放程度仍显不足当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影响日渐式微的形势下，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已逐步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台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商签高水平区域经贸协定来主导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以遏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
从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所涉议题来看，范围较之以前更加广泛，例如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劳工问题等新兴议题，又如更加关注边境后措施，也更加强调自由和公平虽然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劳工问题等方面正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进行改革，但与之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例如，在我国自贸试验区进行的制度创新中，制度型变革还不够彻底，风险压力测试也略显不足，负面清单仍然较长，所涉及的行业范围较大，对外商投资限制也较多又如，今年开始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经贸规则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关税承诺水平明显低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此外，RCEP在跨境数据流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境标准等方面也滞后于CPTPP2、国内东中西部开放程度不平衡目前我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的对外开放程度差距明显，这种地区间开放程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水平较高，内陆地区的开放水平较低；东部地区的开放水平较高，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较低从202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表现来看，东、中、西部利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84.4%、6.2%和5.3%。
江苏、广东、上海、山东和浙江五省的利用外资金额就占到全国的66.1%实际上，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大开放的需求非常强烈，外资对在我国开拓市场、延伸业务的需求也非常强烈，然而这二者之间却难以做到有效对接虽然我国一直在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发展战略，以及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开放平台来提升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但受到开放时间和惯性路径的影响，这些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3、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需求方面的，也有供给方面的在需求方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均总体偏弱一方面，全球经济依然深陷“长期性停滞”困局，贸易投资增长总体低迷。
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缺乏后续增长动力，新兴经济体则受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和政策空间有限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均显著下降，缺乏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消费结构升级仍需较长时期才能实现。
在供给方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迟缓、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失衡等问题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部门和产业链条，但是仍有许多产业仍处于被“卡脖子”的发展阶段，例如半导体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发动机等重大技术装备等，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严重依赖进口。
我国产业链仍然存在短板、堵点、断点，西方国家则通过禁止贸易、限制投资等手段对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进行打压，不利于我国产业顺利转型升级此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金融空转、脱实入虚、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的问题也较为普遍，以至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四、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波动剧烈、国际贸易投资发展受阻、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外部形势下，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全球新变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我国提出了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一表述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将会从“以外促内”转为“为内促外”，从“以开放促改革”转化为“以改革促开放”。
事实上，二十大报告也为我们指出了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现行体制机制尚不能完全适应上述要求，主要原因是尚未完全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比如，部分行政部门的“放管服”改革还不够彻底，事中事后监管效率还不高国有企业在行业准入、融资便利、市场竞争等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享受了更多的隐性待遇，这也导致了其创新动力与市场竞争力普遍弱于民营企业融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
外资企业在进入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领域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限制因此，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要求，从政府、企业和市场等各个层面，建立健全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
（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为稀缺的宝贵资源，而我国在这一方面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内市场仍在持续扩大尽管受到疫情不利影响，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高达。
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王珂，2022），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这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在看到我国市场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潜力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国市场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
一是要素流动存在障碍一直以来，我国地区间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影响，不同地区间存在一些隐性的、歧视性的政策壁垒，导致国内一直存在各类要素资源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市场制度尚未统一，长期以来，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
例如，对经济特区的开放力度、支持力度明显优于内陆城市又如，大型垄断企业资源高度集中，市场竞争力强，拥有对市场标准和规则的掌控优势要素流动障碍和不统一的市场制度抑制了国内市场主体活力，也同样不利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
为此，我国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试点内容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环境等诸多要素（张明，。
2022）同时，还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等，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三）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产业进步与产业升级。
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一方面，未来中美摩擦必将长期化、持续化和扩展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措施已从贸易战演变成科技战，未来还可能扩展为投资战、金融战等形式为摆脱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遏制，一是要加强政府的战略定力，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
二是要发挥市场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在政府和企业协同合作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夯实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为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的地位，必须要持续推动产业进步和产业升级。
产业链、供应链是双循环畅通的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核心竞争力为推动产业进步与转型升级，一是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
二是要针对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核心零部件等“卡脖子”领域开展攻关工程，对于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尽可能为其匹配适宜的资源（四）完善由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我国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当今全球化有所退潮，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有所抬头的重要时期，我国要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全方位扩大国际经贸合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方面，我国应继续扮演推动全球化的旗手角色，深入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例如，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捍卫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继续推行《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与五点主张、推动恢复上诉机构运转等。
另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完善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等（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之一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如何推进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是指“引进来”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应密切跟踪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演进趋势，主动对接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例如，我国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数量，在重要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并将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又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内容涉及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中小企业与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这些议题及其规则比较接近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因此也体现了中国主动“引进”、“融入”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决心。
再如，我国应积极推动与日韩、以色列、挪威、海合会等的自贸区谈判，不断优化自贸区网络布局，共同主导贸易规则的创新和变革，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制度规则另一方面是指“走出去”标准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标准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我国应在不断完善行业标准并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更要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步伐，在高铁、数字贸易等领域，将我国优势规则向国际推广，促进生成国际规则同时还要深入拓展标准化国际合作，加快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
（六）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区域差异较大，对外开放具有区域渐进性的特点因此，区域对外开放也将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落脚点。
首先，要继续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纵深推进，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共同扩大开放，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布局，继续发挥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门户作用其次，要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开放空间、层次和领域方面潜力很大，正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就要进一步推动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更好发挥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此外，“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促进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更新，也有助于西部省份融入全球货物运输体系，从而助力形成西部省份对外开放新格局（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四五”规划和2013年愿景目标纲要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上述表述意味着，中国要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基础上，稳健持续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加注重质量而非速度。
一是要继续做好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稳步提升人民币国家化水平，加强本外币政策协同，推动市场主体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更加便利地使用人民币结算探索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创新，业务创新内容可优先面向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施。
二是要持续完善和创新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健全和丰富香港等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和服务机制，加强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深度协作，促进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三是要不断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在政策层面加强对清算行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发挥清算行作用，深入推进双边货币合作，更好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
此外，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注重维护金融安全，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中国政府依然要秉持渐进可控的原则。举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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