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中松柏参天，自然景色清幽，每年4月玉兰花开之时，总是吸引众多京城人去观花览胜，探古寻幽。我和朋友们也不能免俗，看着大觉寺公号日更的花消息，想象着四宜堂中古玉兰的风致，便决定安排时间前往。行前，我们还约了在大觉寺工作的张杰燕老师，请她在赏花的同时也将大觉寺的历史变迁讲上一讲。
寺内泉水干涸断流，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
一进大觉寺山门内，就看到了两个方形水池，这是寺内的功德池。池中石桥相连，不少鱼儿在水中游动，池的四周砌有半米高的花栏矮墙，南北两端正中各有一个石雕水兽，水兽造型很是古朴。小张老师告诉我们：“当年有泉水从兽口流出，昼夜不息，清脆悦耳。乾隆皇帝曾为此写过诗：言至招提境，遂过功德池。石桥亘其中，缓步虹梁跻。一水无分别，莲开两色奇。右白而左红，是谁与分移。这首诗就刻在水兽头上面的石板上。”
从诗文中可以想象：当年功德池中是栽植有大片红、白莲花的，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只见到一池碧水，各色鱼儿自在闲游。小张老师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便解释道：“我们没有恢复乾隆诗中的这个美景，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流动的泉水了，种植莲花，时间一长池水会变臭。”
向里面走，我们发现寺内的假山也很耐看，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憩云轩至领要亭那一带，有一大片假山，是用青石堆叠而成的，东边低西边高，随着山势连贯起伏。后来我看到记载，这里曾经呈现有三叠飞瀑奔腾而下的壮观景象，遗憾的是此景早已不见了，近年来大觉寺恢复了“飞瀑流泉”，但形势远非当年所比。
小张老师说：“有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住在这处叠石下的房间里，飞瀑溅到窗棂上，簌簌有声，他有感而发，还写了《夏日大觉寺杂诗》。”那是乾隆十三年，当时乾隆正遇嫡子夭折，大小金川战役胶着之时，家事国事都令他忧心烦闷，他到大觉寺避暑消夏之时，耳闻寺院的钟声和泉水铮铮，心情才得以渐渐平静。
看来，泉水确曾是大觉寺的独特风景。我们在李慎言的《燕都名山游记》中也读到了他描述的寺内龙潭的景致，那是民国二十五年，他来游寺时写下的：“楼后有一泉源，水从石虎头处向外流注，到一大方池内，这池名叫龙潭，正中有一笔架型的岩石，岩石中有三个洞，泉水由洞里穿出，织出许多花纹，看来很有趣味，池子后有座高楼，楼上挂着一副对联：‘有兴常临水，无时不见山’，情景切合，可称佳作……池子东南有个六角形亭子，叫领要亭，泉水经过作成飞瀑向下奔流，水花四溅，鸣声铿锵，像是弹琴，像是击磬。妙景清音，令人依恋难舍。”
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大觉寺的泉水还很丰沛，小张老师说：“寺内泉水干涸断流，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
寺内还有九子抱母、龙凤树、老藤寄柏、鼠李寄柏等奇景
曾有人戏称说，大觉寺里是“一春一秋两棵树”。这两棵树指的就是寺内的古玉兰和古银杏。虽是戏称，但也说明古树已经成为大觉寺非常重要的标志。古建与古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大觉寺的古玉兰树栽植于四宜堂（这是雍正斋号，亦是其赐名）内，据说玉兰是清代大觉寺住持迦陵和尚所植，树龄已近300年。我们去时花开正好，古玉兰满树晶莹，花朵如冰似雪，又温润如玉。四宜堂院内游客很多，大多是来品茗赏花的。
除了古玉兰，大觉寺中还有很多花木。
银杏树自然是最负盛名。大觉寺中的银杏树共有四棵，分布在中路殿堂和北路跨院内。无量寿佛殿前的那两棵最为著名，这雌雄两株树都至少1000岁了，每到秋季，黄叶灿烂，如金如帛，光华绝丽，美不胜收。银杏树雄树不结果，只授粉。传说在距离大觉寺不远的醇亲王园寝（七王坟）也曾栽种有一棵银杏树，慈禧担心王爷坟上这棵树过于茂盛会压过皇上一脉，于是下令将其砍掉了，小张老师说：“所以，这周边十里八村的雌树，基本都是大觉寺这棵雄树授的粉，可以说它是子孙满堂了。这棵雌树到秋天时会结出累累果实，犹如金珠，非常好看，但是它的叶易黄易枯，我觉得就像妈妈一样，把养分都给孩子了。”
寺内北跨院的一棵古银杏，也有500多年的树龄了。它的树形很奇特，树高约20米，在主干四周又生长出九棵小银杏树，这九棵小树粗细不一，仿佛九个孩子围绕在母亲身边，所以被称为“九子抱母”。我们看到这九棵小树枝叶茂盛，远远望去仿佛一片小树林。
寺内靠近山门处的北侧跨院里还有一棵银杏树，它看似一棵实为两株，更令人叫绝。我们看到树的根部树干盘绕纠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清它们原是两棵，仿佛是雌雄一体。小张老师告诉我们：“这棵树到了金秋时节，巨大的树冠上会呈现一半结果实，一半黄叶摇曳的奇景，所以我们也叫它龙凤树。”
秋天是大觉寺最美的季节，郭沫若先生非常喜爱银杏树，他曾经写文章赞叹：“秋天到来，蝴蝶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那是多么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郭沫若纪念馆前院也植有一棵银杏树，就是当年他从西山大觉寺林场移去的。
大觉寺内有柏树20余棵，也享有盛名，其中功德池桥边的一棵古柏树形成了“树上树”的奇景。这棵柏树的树龄在八九百年，小张老师告诉我们：“柏树的枝干分枝处曾经寄生了一棵老藤，当年数根藤条盘曲在柏树上，后来藤条被一棵小构树取代了，就像树上长树似的。”如今，构树又不存在了，古藤枝又长出了新芽，只是藤芽还小，尚不为人注意。
在寺内南玉兰院（四宜堂）中还有一棵寄生树。那棵被寄生的柏树树形古拙，在树干距地一米的分枝处，有一棵小叶鼠李。小叶鼠李是西山一带特有的硬杂木，小张老师说：“这棵小叶鼠李寄生在古柏树上已有70多年了，一直枝繁叶茂，长势很好。”确实，我们看到这棵鼠李树郁郁葱葱，仿佛一把绿伞，远远望去更是李柏难分。
大觉寺院内还有三棵太平花，一株在功德池畔，两株在四宜堂院中。太平花花朵为单片小白花，也是名贵花木。关于此花，小张老师告诉我们：“太平花在宋以前生长在四川，称为丰瑞花，后来作为贡品移植到中原，宋仁宗赐名太平瑞圣花，清道光年改称太平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太平花过去民间少有，一直栽种在皇家园林中，大觉寺中的太平花来自哪里，没有记载，应该也是皇室赏赐的。”
当年著名学者季羡林游访大觉寺后，在《大觉寺》一文中专门提到了寺中的太平花：“……此时玉兰已经绿叶满枝，不见花影，而对面的一棵太平花则正在疯狂怒放，照得满院生辉。吃饭时，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太平花下，上天下地，闲聊一番，寂静的古寺更加寂静，仿佛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人遗世独立，身心愉快……”小张老师说：“季老还为小院写过一副对联，就是：屋脊狂窜小松鼠，满院开满太平花。”
文人往来不绝，陈寅恪眼见许地山爬房梁
大觉寺清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古往今来都吸引着文人墨客。明代的沈榜、刘侗，清代的纳兰性德、王昶、完颜麟庆，近代的许地山、陈寅恪、朱自清、傅增湘、胡适、俞平伯、季羡林等等都曾到此参观游览，他们的很多故事都成为佳话美谈，令人回味悠长。
清中期著名金石学家王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觅古至大觉寺，他在龙王堂前“寒芜落叶堆中”搜得辽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他将碑文传拓考证，并著录在自己的《金石萃编》一书中。
完颜麟庆于清嘉道年间出任官职，是道光朝名臣之一。他晚年曾到大觉寺游览，之后他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大觉寺的诸多景物，并绘了《大觉卧游》图，描绘了大觉寺憩云轩及后山园林之景。
民国时期，大觉寺寺庙建筑已经失修陈旧，虽然香火冷落，但游人不减。许多城里人喜欢到这里来避暑。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溥儒就在大觉寺留下了吟咏诗篇。溥儒小时候一直住在恭王府里，后来随家人搬到西山戒台寺，他在西山的几年里，遍游名胜古迹，撰写了大量诗词。他在大觉寺小住过一段，题写的诗词留在了四宜堂院内北方的廊壁上，诗词的内容，全部围绕观赏玉兰的情景。
学者田树藩最喜欢寺内外的玉兰和杏花。他在他的《西山名胜记》中写道：“寺南院四宜堂有白玉兰两株，初春开花美丽绝伦不可不看，故都仕女来寺看花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附近山坡杏花成林，可同时观赏，以管家岭者为最胜。”小张老师说：“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寺内外的玉兰和杏花已是久负盛名，初春时节游人争相游览，大觉寺外的杏花称得上北京的香雪海，观赏杏花的最佳地点当数管家岭一带。
陈寅恪曾多次游览大觉寺，留下一件趣事。有一次他正参观大雄宝殿，忽然看见一个人攀援在房梁上仔细端详，待那人下来后，他发现原来是作家许地山。“许地山是到大觉寺来研究古建筑结构和内部装饰的。”小张老师笑着说：“两个人明白情况后相视大笑，很是有趣。”
季羡林曾多次游览大觉寺，是什么这样吸引他呢？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这里获得了从烦躁和无奈中解脱出来的喜悦。“我每次从燕园驱车往大觉寺来，胸中的烦躁都与车行的距离适成反比，距离愈拉长，我的烦躁愈减少，等到一进大觉寺的山门。我的烦躁情绪一扫而光，四大皆空了。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的苍松、翠柏、丁香、藤萝、梨花、紫荆，特别是我的玉兰和太平花，它们都好像是对我合十致敬。还有屋脊上蹿跳的小松鼠，也好像对我微笑……”
一位和尚师父护持了一寺古树
走进大觉寺，映入眼帘的景物除了彰显皇家风范的古建筑外，还有上百棵郁郁葱葱、各具特色的参天古树。这些以松柏为主的古树名木如今都已定级、挂牌，受到法律保护。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觉寺中的这些古树也曾险遭灭顶之灾，而使它们免遭荼毒的，是一位俗名王永泰、出家后名王常修的老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永泰时年22岁，自河北行唐老家来到北平。他请在广济寺出家的叔叔帮忙找个活命的营生。叔叔安排他在广济寺旁的刻字铺做学徒。3年后，刻字铺倒闭，叔叔为侄子想辙，和他商量到西山大觉寺出家看庙，还能有口饭吃。王永泰左思右想，最终决定在大觉寺落发为僧，法号常修。
抗战时期兵荒马乱，大觉寺一带也是人员繁杂，常修师父虽仰仗大觉寺旧有的寺田有饭吃，但生活十分艰辛，还常常要与扫荡的日伪周旋。直到后来，往返于山前山后平西地下秘密交通组织的同志常在大觉寺落脚，常修听他们秘密宣讲革命斗争，才在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种，生活也变得积极起来，还时常帮着同志们烧火做饭。
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烽烟又起。1946年的一天傍晚，常修师父忽然听到寺外声音嘈杂，继而有人用力敲门。打开山门，一群士兵闯进寺来。常修师父从着装上看出他们是国民党的杂牌军。这些兵里里外外一通乱翻之后，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为首的军官非常恼火，便盯上了古树，下令砍树凑军饷。
以寺为家的常修师父苦苦阻拦乞求也无济于事，看到士兵们已经爬上多棵柏树，锯掉了大部分树杈，接下来就要砍树的主干了，不由得心如火焚。忽然他急中生智，拉着那军官，又对着士兵们说：“老总和兄弟们辛苦，砍了这么半天，一定都累了，大伙儿看这天也黑了，正好我这里有现成的饭菜，大家吃完先休息，明早再砍也不迟。再者说了，我就是一个看庙的，给国军做贡献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师父他老人家告知一声儿，不然我该挨骂了，还请老总们通融通融。”
这些士兵听说有饭菜，便扔下工具去吃饭了。常修师父借机奔出门，跑了几十里路，半夜时分赶到了广济寺。他将事情报告了广济寺方丈，方丈一听也很焦急，于是连夜通过关系找到了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傅作义获知此事后，毫不推脱，很快下达了手令：不得砍伐大觉寺树木，违者军法处置！
得到手令后，常修师父又是一路狂奔，终于在天亮前赶回了大觉寺。当他把手令交给军官后，杂牌国军虽然气愤，却也不敢忤逆傅作义的手令，只得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就这样，在常修师父的护持下，大觉寺总算保住了这些珍贵的古树。
后来，常修师父看守着这座看似与世隔绝的古刹，直到1949年。他也是留守大觉寺的最后一名僧人。
新中国成立后，大觉寺被林业部接管，成为北京林学院的创建之所。常修师父则响应号召还了俗，并娶妻生子，名字还叫王常修。经国家安排，他成为北京林学院的一名职工，继续看护大觉寺，直到退休。
外国友人眼中的大觉寺，同样令人大开眼界
清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大觉寺的部分房舍曾租借给外国人使用。小张老师说：“当时的德国使馆人员为了躲避夏天的炎热，就租借了大觉寺憩云轩并在那里办公。从光绪初年起，他们就选择大觉寺作为夏天的办公地，实则也是看中了这里的风水宝地，把大觉寺作为避暑消夏的山庄别墅。”
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父子两代与大觉寺的情缘也令人回味。光绪十四年（1888）秋，福兰阁到北京德国公使馆工作，第二年在大觉寺过夏天。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我们在坐落于陡峭山峰脚下的大觉寺内租了房子，并加以布置，从这里直到两千多公尺的山上，虽树木不多，但雨季后形成的落差较大，溪流发出阵阵怒吼，流经深深的山间峡谷，构成了美丽的图画，从山顶上眺望远处，沟壑纵横的山区，景色美不胜收，只要时间允许，我便于大觉寺而出，在山中漫步，在寺院中看和尚们祭礼，听他们诵经也同样令我大开眼界。”
福兰阁在寺内居住期间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坐在憩云轩后假山石上的照片。从照片中可见当年大觉寺后山的诸多景物：林木葱郁，遮荫蔽日，流泉飞瀑，鸟语花香，泉水顺青石板淙淙流淌，由于上下落差形成三叠飞瀑的景观，与清完颜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中描述的泉水景象很是吻合。当年寺内泉水分为两路，北路泉水顺石槽、竹林沿山而下，汇入功德池中，南路泉水则顺山势作飞瀑状汇于憩云轩后小渠，经四宜堂汇入功德池中，两道泉水蜿蜒流淌，形成寺内著名的二龙戏珠景观。
福兰阁的儿子叫傅吾康，也是一位汉学家。他在北京期间多次到大觉寺游览，他将到大觉寺小住称为上山。小张老师说：“2005年，傅吾康先生的子孙一家来到北京，在匆忙的行程中首先安排了参观大觉寺，这也是他们对祖辈的纪念吧。”
光绪十八年（1892），一位德国高级建筑师利用在寺内居住休养的时间，亲自勘测考察了寺内大部分殿宇、房舍以及古塔，为当时的寺庙留下了第一份测绘数据，并以建筑师的眼光撰写了一本关于大觉寺建筑的小册子，同年在德国柏林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大觉寺古建筑的功能特点，书内还附有当时大觉寺的部分图片。
返城后，我们还在大觉寺的公众号中读到了系列文章——“大觉寺镜头里的记忆与变迁”，那是大觉寺工作人员搜集和整理出来的。他们希望借此追述百余年来大觉寺的颠沛辗转和兴衰的历程，以更好地记住和感念先辈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文/本报记者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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