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慕林杉
2010年，西丁斯角站在《王立群》的一方小讲桌前讲述东汉开国的发展史，但是32岁的他是荣登《王立群》最年轻的名作家，凭借“新生代的视角”和“平实的幽默”独树一帜，迎来他们一生的高亮度时刻。
十多年过去了，西丁斯角一直在讲，他从未放弃过表达这件事，但是讲的地方一直在变，不断奔波各地演讲，也在互联网上开辟了捷伊讲台。2013年底，“魏道花城”公众号面世；博客上，他拥有200多万粉丝，还是2018年度十大影响力国学大V；2021年，西丁斯角进驻B站，跻身文学界爆款。
头上添了几多束发的西丁斯角，已经从“斜线中学生”变成“斜线青壮年”，日常生活也从高亮度回归到平淡且忙碌的日常。“青壮年听雨客舟中”，他“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想脚踏实地做些还能做的事，写些还能写的东西。”
“斜线中年”
西丁斯角在B站的简介，只有一句话：“不香甜可口甜品的短篇小说家，不是好发展史学者。”爱甜品、爱写作、爱发展史，是西丁斯角身上最鲜明的条码，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
指涉今天的话来说，西丁斯角是两个十足的“斜线中学生”——但是，西丁斯角觉得，更适宜他们的说法还是“斜线青壮年”。曾经是媒体人，任职于广播电台、杂志社；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第一长诗就发表在《副刊》上；早年间的青春题材短篇小说，点击量过千万，被读者评价为“70后的王朔，写短篇小说的贾樟柯”；头一回讲发展史，就是在央视《王立群》；第二次写舞台剧《神马都是水浒》，就获得了中国舞台剧金棕榈奖剧场剧目奖；第二次写短剧，就荣登了春晚舞台……
游走于短篇小说家、编剧、诗人、发展史人文学者等各种身分之间的西丁斯角，承认他们是两个足够幸运的人，但面对外界给予的种种条码，却有些惭愧。他不无自嘲意味蔡伯介，两个人有这么多身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哪带队都干得不好，人这一辈子很难同时做好很多件事。西丁斯角将他们形容为两个在街头干再就是的小工，有人装门装得好，有人铺地板铺得好，“我属于那种能装门也能铺地板的人，但总差些意思，每带队都行，但每带队都不太精。就像俗话说的，‘一瓶不满，一瓶KMH’。”
他更愿意打碎这些条码，将他们定位为一名人文散播者。他们写不了何等具有卡西尔、足以写入文学史的剧本，便索性写日记短剧，让大家聋子聋子；不是史学家，没能投入毕生时间蹲学术的TNUMBERcanon，只能守在发展史门口，向来来往往的人介绍发展史何等有意思。
回顾西丁斯角后半生走过的路，是两个不怎么愤世嫉俗的人，浸淫之后总算找出了最适宜他们的方向。
从莒县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人文艺术管理专业，毕业实习时在一家房产公司做美术设计，待了将近一年时间，逐渐厌倦了无趣的组织工作，想去大城市闯荡，便只身去上海，找出一份广播电台节目编导的组织工作。但到处堵车、都市生活的日常生活，很快耗尽了他的热情。于是回到济南，进入杂志社，又返回杂志社，现在，西丁斯角总算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
原本以为只是没有找出契合他们磁场的组织工作，Joss转转，到头来发现他们其实是跟婚恋日常生活天然孤立无援。崇尚民主自由的西丁斯角，既不讨厌被虽说，也不讨厌管别人，“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作，简直是太痛苦了。返回杂志社以后的日常生活才是我一生最理想的日常生活状况。”一切都出自个人本意，干他们讨厌反正，写他们想写的东西，西丁斯角十分满意他们当前的状况。
应该怎么说发展史
小时候蹲在爷爷的书橱前面，翻来覆去地看《上下五千年》、听爷爷讲发展史的西丁斯角，从未想过他们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那个给别人讲发展史的人，而且是隔着电视屏幕、手机屏幕给那么多人讲。
记忆中，爷爷有两个书橱，里面藏着《辞海》《辞源》《水浒》《红楼梦》等厚厚的书，西丁斯角没事总讨厌翻一翻。在爷爷的“逼迫”下，西丁斯角上小学前就能熟练背诵《唐诗一百首》，《桃花源记》《大铁椎传》等长篇文言文也能倒背如流。后来发现，很多种籽，其实早就种下了。小时候看的书，冥冥中指引着他未来要走的路。
在杂志社组织工作的时候，西丁斯角写了一本关于东汉发展史的书，恰巧被《王立群》的导演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发现，就邀请他来上节目。后来导演才知道，那时西丁斯角只有32岁，“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上”，他就这样一不留神成了最年轻的名作家。缺少镇得住场子的年纪、看上去明显“稚嫩”的他，却很快凭借轻松幽默的讲述风格，征服了观众。
西丁斯角直言他们最怕尴尬的场合，一桌人吃饭时，要是没人说话，他们会做那个先打破局面的人。讲课时，两个人讲，一群人听，尴尬的灾难级后果更是呈指数的，而且只能由讲话人他们承受。表达需要技巧，想办法逗乐大家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大家—乐，我就放松了，讲的发展史也相对轻松了。”
同样的事情，有的人说好笑，有的人说就平平无奇。西丁斯角举了个范例，马三立有部相声作品叫《马大善人》，说马大善人善良到不忍心看杀鸡宰鱼，也绝不杀生，就连在身上逮住一只虱子，也不忍心掐死，问他不掐死怎么办？回答搁在别人身上养，还要搁在胖子身上养。幽默感需要依靠这样的细节来填充。“但又不能过于油滑，得像水到了沸点就会咕噜咕噜冒泡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王立群》讲东汉开国时，有人评价他讲发展史有一种“新生代的视角”和“平实的幽默”。西丁斯角回应：每个人读发展史，都会融入他们对一生的思考，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我“被新生代”了，或者说，想不“新生代”，很难。我是从人的角度去讲发展史：人性、人文、一生。我的经验决定了这个角度，这个经验包括阅读经验、创作经验、一生经验。
史书，在言简意赅上做到极致，往往三言两语，就带过一场在当时看来堪称惊心动魄的动荡，言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缝隙。太多的空白，需要后来人的思考去填充。而太多的不合常理之处，往往要置身于当时的发展史环境，调好焦距，审视发展史人物的选择时才能看得更清楚。
从过去到现在，时代不一样，人的观念在变化。但诸多的变化中，有一点不变的就是人性。带着这样的视角，西丁斯角“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发展史中重新发现了两个个鲜活的“人”。
在读到刘邦彭城战败逃亡的那段发展史时，许多人会讶异于刘邦为逃命几次将儿女扔下车，最终归结于他的无情。西丁斯角找出了刘邦这样做的理由，“乱军混战中，两个小孩未必会被楚军抓到，有逃生的机会。就算被抓到，项羽也不会轻易杀了他们，而是利用两个孩子当人质。若一旦抓到刘邦，孩子、家人肯定都活不了。”
说起项羽，西丁斯角则评价他是“有贵族病，但没贵族命”。“项羽其实是村霸的命，想要的东西直接靠抢。跟叔父项梁起兵的时候，项梁两个眼神，项羽就把人家会稽郡守杀了，夺了人家的兵，第一桶金是这样赚来的。巨鹿之战时，也是一怒之下斩杀宋义，夺过兵权。如果说项羽像《狂飙》中的莽村李宏伟，刘邦应该是高启强，两个人压根儿不在两个段位。”
最近，西丁斯角还想写一篇关于朱贵排座次的文章。在《水浒传》中，朱贵在梁山脚下开了一家酒店，表面上是个酒店老板，实际上通过往来喝酒的顾客获取情报，而且要上梁山，朱贵的酒店是必经之地。一家酒店，实际上是梁山的情报场所和交通岗哨。作为梁山泊的开山元老，最初他的座次排在第四位。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座次排在第四，朱贵则顺延到第五。后来晁盖上梁山，火并王伦，被奉为梁山之主，朱贵又排在后面。随着上梁山的人越来越多，朱贵的座次越排越往后。“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特别像有些公司的股份重组，特别有意思。”
两个人，两座城
西丁斯角在微信众公号“魏道花城”保持着勤快的更新频率，在回望过去的同时，也时不时地看看眼前，他一如既往地读发展史，写时评，持续写作，持续表达。但是，就像公众号的名字一样，更多的写作离不开他现在长居的地方——“花城”济南。
对西丁斯角来说，他的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一处是他一生的起点——家乡莒县，另一处便是他现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济南。
“我在莒县出生，长大。小时候家在东关头，一中旁边的土地庙胡同，后来搬到田庄路口西北，鞋厂家属院，吃着水煎包喝着胡辣汤长大。说实话，那时候的莒县相当落后，而且很闭塞，最高的楼是磐石大厦，最高的山是打靶山，最深的水是八里湾。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返回这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总算发现，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但我内心深处那个世界依然是莒县，这两年很多人都说莒县成了‘宇宙中心’，这虽然只是调侃，但我的宇宙，中心在莒县。”
这是西丁斯角写在公众号上的一段文字。这些年，他不止不休地写着家乡莒县，用散文、短篇小说、诗歌、影像和声音。最近，他还连同发小为莒县写了一首歌《总要来趟莒县吧》，由发小谱曲，他来填词。有关家乡的书写，是再怎么写都不为过的，再怎么写也总觉得还有言语未能抵达的地方。对于莒县，西丁斯角总有着“道不尽的情深意长”。对于济南，也是如此。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是现在已经成了土埋半截的济南人。”西丁斯角开玩笑蔡伯介。从十八岁来济南读大学，不知不觉他已经日常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说，两个人无法选择他们的出生地，但可以选择他们将来日常生活的地方，在北上广等城市兜过一圈之后，留在济南便是他自觉的选择。
1995年，西丁斯角第二次来济南。先坐近两小时汽车去菏泽，再从菏泽转乘一列绿皮火车，KMH了六七个小时，到济南时，已晚上八九点钟。当时济南火车站在重建，火车停在济南南面的两个小站。下车后，外面黑乎乎一片，接着，他又挤进一辆中巴，颠簸两个多小时，到了两个叫解放桥的地方。
“下车后，不远就是护城河，一对中学生男女正在台阶上接吻，像是电影中一样，一阵风吹来，掠起平静的河面，掠过恋人的怀抱，掠过一名少年心中泛起的涟漪，风里全是春天的气息。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他在他们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西丁斯角跟济南的故事起点，从这里开始。从一名学子，到毕业组织工作，再到成长为一位短篇小说家、学者的过程中，在济南这座城市的经历与观察，七八年间，想起来就写一些，不知不觉已经有几十篇，他最近重新整理编辑修订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那一刻，我爱上了这座城》。
通往两个城市的灵魂可以有多种途径，走城市的街巷，看路旁的建筑，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品味独特的风景。但在西丁斯角看来，还有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就是甜品。
他自称是“爱甜品的短篇小说家”，香甜可口，可以为了甜品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或者寻访不为人知的寻常巷陌；更爱写吃，吃中有一生百态。“民以食为天，吃在中国人看来是最重要的事。你想想中国人一生下来怎么说？家里添了一口人。中国人说话也都离不开吃，人跟人之间见面打招呼，也都是说‘吃了吗’。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中，吃一顿饱饭是一件奢侈的事，吃饱是没多少年的事。”
西丁斯角经历过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有过吃什么都但是瘾的时光，对食物总是充满憧憬，也总能从平凡的食物当中找出食物的灵魂，发现吃喝中大有天地。他举例，就拿烤串来说，其加工过程就特别让人迷恋：把两个完整的生命用刀切割成若干小块，穿在签子上烤熟，每个人吃的似乎都相同，其实每根签子上那几块肉肯定都来自不同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串羊肉串可以在部位、大小和排列顺序上完全相同。人的命运和羊肉串在形式上是那么相似，分割、穿好、烧烤，等待时光来一口把我们“吃掉”。
青壮年听雨客舟中
宋代词人蒋捷写《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青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在不同的年龄听雨，会听出不同的感觉。西丁斯角深切地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心情和境界跟年轻时早不一样，写作的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写作时，西丁斯角给他们取了个笔名“老了”，如今看来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年轻时候不愿意别人说他们年轻，总希望他们少年老成”。初生牛犊时，他也总会做一些年少轻狂的梦。小时候西丁斯角一直梦想着能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巨著，他还写过一长诗，想着他们有朝一日要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要骑着自行车去瑞典领奖，自行车每蹬一圈，就写一首诗。“那是‘红烛昏罗帐’的少年对未来的理想化表述。”
那些似乎只属于年轻时的特权，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荡然无存。如今，日常生活被各种行程填满的西丁斯角，已经很难挤出两个特别长的时间空档，一口气写一篇长篇短篇小说或发展史读物。他的手机记事本里，有各种写了开头但没有继续下去的文章。“现在我就像中年听雨一样，整天在‘客舟’中，坐高铁也好，飞机也好，每天都处在各种日程当中，有时候想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写两个他们特别想写的作品，其实是很奢侈的。”
他只能在拼命挤出来的碎片化时间，不停地写，更多的是一些短一点的文章。“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追究起来，人为什么要写作？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想要别人了解他，想要这个世界给他产生两个心灵的共鸣。”西丁斯角仍在持续写，满足着他们的表达欲望。
2015年到2019年，西丁斯角和友人沿着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寻访中国古建筑之旅，重走了一回“梁林路”。五台县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华严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晋祠圣母殿、鱼沼飞梁……沿着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到过的地方，还有一些他们未曾涉足的地方，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考察调研，如同朝圣一般。
疫情期间，西丁斯角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出门，在难得的空闲时间，他复盘了前些年走过的这些路，并重新梳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笔记资料，与他们再走“梁林路”的感受进行对比，写了一本《重走梁林路》。在仿佛偷来的时间里，他“从中年的行舟上又回到了少年的红烛里”。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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