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的知青生活录（上）
王业沁
微信版第1287期
农民进城，部分田地山场抛荒，是时下农村的一种社会现象。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包括农村的这代孩子，已经没有农活的概念了。有的就是读书、经商、办厂、进城打工，玩手机，上网，一些农活只是留下了记忆。
1974年高中毕业的我，搭上了“上山下乡”的班车，凭借小集镇非农业户口，在原县劳动局“五七”办公室报名登记“下放”，转成农业户口，由非转农，成了下放知识青年。其实，我就生活在山区杨滩五合吴村，是一个典型的“乡巴佬”，很土。与农民同学别无二样。16岁就高中毕业了。因为爸妈都是小学老师，发蒙的比较早，文革时学制又短，高中只读了两年，各类大中专学校都停招了，初高中的毕业生，农村的学生回乡，非农业的学生转户口下放，未下放的就是无业游民。山里的农活，与下放的北京、上海、芜湖、浙江湖州、广德城里知青比较起来要熟悉得多了。
近五年的“知青”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队办的五合中学度过的，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教了几年的书。但是，在农忙假里，寒暑假里，礼拜六星期天里，农活也没有少干。田里活，从犁田、耙田、到平耖，从泡种，育秧、栽秧、打秧草、到割稻；山上活，从砍竹伐木、挖茶叶地、到种玉米收芝麻等等，几乎都干过。
（一）刀耕火种
山区田少，五合大队的社员口粮三分之二要靠国家供应，一年到头吃不到几餐荤，粮食不够吃，议价粮又买不到，为了弥补口粮不足，大队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决定向山林要粮，种玉米、小麦等，使我亲身体验了刀耕火种。
一次，生产队的章队长选中了一块林地，这林地离村不到三里路，在村后的后头冲里，土肥、树木茂盛，绝大多数是一些成材的株树、松树、杉树等，面积20余亩。那天，天还不太亮，上工的号声便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章队长站在村子中大着嗓子派工：“三组的社员，请注意！你们听到没有？今天全部到后头冲砍地。”我赶紧起身，忙忙碌碌炒了一点干饭吃了，带了一些干粮，拿起斧子和砍刀跟三组的社员门一起来到后头冲。
这砍地也讲究一定的程序，手脚麻利的在前，从山脚到山岗上下一字排开。在山脚的先砍，待砍去丈余后，后面跟着的再砍，一个跟一个，我被安排在最后。
在砍伐过程中成材的树要单独剔出，砍去枝丫，放到山下公路上去，以便完成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派下来的计划任务。其它的小树等，砍倒以后，不准社员私人带回家做柴禾，全部放在山上晒干。
大约半月以后，我们三组的社员又到后头冲“烧地”。十几个人分上、左、右三个作业组，先清理“火道”（隔离带），然后自上而下地点燃，下午三点左右地烧好了。一片森林就这样变成了焦地。隔夜之后，社员门便把玉米种子撒在了烧好的山地上。
森林遭毁，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换来的只是产量很低的玉米。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二）挑猪栏粪
农田基本建设小田改大田后，土壤的肥力大大下降。于是生产队根据大队革委会的要求，除了生产队的猪场外还号召社员每家每户养猪。一来是改善生活的需要，二来是积肥的需要。那年头五合的社员还没有使用化肥的习惯。于是家家户户在房前，或在屋后，或灶屋边围起了猪圈，养起了香猪（供宰杀食用区别公猪于母猪），开始造肥（猪栏粪）。生产队按每百斤折算成工分记于家庭的总工分账，到年底分红。
我记得，挑猪栏粪是一项又累又脏的活。先到社员家把猪栏改（解）开，把猪子放出来，然后，人进去再用钉耙装到箢箕里挑出来称斤两，又湿又臭的猪栏粪特别“达称”（很重），这还不算，挑到田里，要是栽秧肥田，就把猪栏粪倒在田里由犁耙的社员负责撒到田里，糟焦的是冬腊月天给油菜下肥，挑到田里后还要用手一棵一棵地把猪栏粪放在油菜兜子上，没有皮手套，纱布手套也隔不住猪粪的臭味，什么细菌毒素根本不需要考虑，嫌脏你就是思想不纯，“只要思想红，手臭也光荣”。当年学雷锋时，不也是在路上看见牛粪猪粪就用手捧到田里吗。为了在生产队里表现好一点，得到社员的好口碑，我与几个芜湖下放的知青和本队的小伙子还拼命争谁挑得多。现在看很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就是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不仅是我们年轻人，生产队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只要是能干活的，不都是一样吗？
（三）抓“特务”
1977年盛夏，一人开了一辆外地牌照的手扶拖拉机，拖斗上座着两个40开外的中年男子，装了一车自家纺织的老布来到五合叫卖。那时候阶级警惕性相当高，每家每户只要一有外人来，都要向民兵组织报告，是亲戚往来已经习惯了，恰巧那天来的不是亲戚，而是来贩卖布匹的，三人，中年男子，贩布。五合当时是全地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是不是特务来搞破坏的？民兵营长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引起了他的怀疑，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及时用电话通知各生产队民兵连，立马抓人。
记得1977年前后，当时的基干民兵连都配有半自动步枪（不是全部，一个连大慨是五条枪），我们几个知青当然的民兵。为了持枪还到生产队的章队长家里请营长来评理，碍于颜面，最后还是给我分配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三个外地人一看民兵背着枪来逮他们，摇响拖拉机，挂上最高档，加大油门，拼命地逃跑。山区公路进出只有一条，哪能跑得掉，见事不对，他们放弃了拖拉机，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山高林密，一时难以抓着。但是，全大队民兵都已发动起来，出山的各个路口都已经布设了岗哨。我在吴村的一个出山路口与另外两位民兵站岗把守着，午夜时分，萤火虫一眨一眨地飞来飞去，不知名的小虫在叽叽地叫唱。突然，从响岭生产队的方向传来一声枪响。估计人已抓着。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功夫，撤岗的通知就到了。被抓的三人又带到吴村，五花大绑地关到了“忠字室”。一晚未睡，审问的结果，不是搞破坏，千真万确的是卖自家纺织的老布。谁能证明是自家纺织呢？是搞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没收布匹。把人交到公社处理。其结果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到公社后看到他们无大碍，就连人带机放了。
（四）纪念毛主席
1976年9月8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每个生产队在大队的统一布置下设立灵堂，地点设在“忠子室”，我们几个知青因为有点文化分别派到六个生产队协助布置灵堂。五合大队的社员以山里人的纯朴和善良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再加一个“更”字。吃饭前要在毛主席像前跳一个“忠字舞”，每一个村口都要派两名红小兵手拿红缨枪轮流站岗，对过往的行人一个不少漏地令其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准予放行。毛主席过世了，虽说，不能与城里单位比不了档次，但也要淳朴隆重，纪念得像个样。
灵堂设好后，全队老小没有一个不去吊唁，尤其是老人们在毛主席像前泣不成声“如果没有您老人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哪有今天的幸福日子啊？”那时的五合大队，社员们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马放南山，夜不闭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生活的幸福指数相当高。当然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无比深厚的。大队广播站播放哀乐连续多天。
（五）战“双抢”
所谓“双抢”，即是抢收抢种。因为是山区，日照时间短，双季稻的种植在山区又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农产区才有的“双抢”。现在因为有了高产的杂交水稻，“双抢”在广德已经多年不曾有了。双抢时间很短，早季稻在7月下旬成熟以后，晚稻秧苗必须在“立秋以前栽插结束。先是抢收，早稻成熟一般要在七月二十号以后，第一天鸡鸣三遍天未亮前必须赶到稻田，天一放亮下田开镰收割，因为要腾出田来耕耙坪耖，要把田整出来好栽秧。第一次割稻子时，不听使唤的镰刀竟然把我的左手小拇指连杀了两次，其实也有原因，那时生产劳动都是群体，下田时一字排开，一人七棵，第一个开镰的人收割的速度要快，后面的人你追我赶，稍不注意很容易割手。打稻子有两种形式：一是用梡桶，还一种是用脚踩的打稻机。有趣的是，打稻子时，中年妇女还在繁重的劳动中寻欢作乐，选准老实憨厚的中年男子作为取乐对象，偷偷把稻毛草趁其不注意塞进背心和裤裆里，让其皮肤和下身瘙痒难忍。计谋得逞社员们哈哈大笑。
（六）参加农田基本建设
那个年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毛主席提出的，大寨就是这样做的。最高指示谁敢不听。五合大队虽然是山区，2000多人口，农田基本面积是446亩，而且都是山冲田“巴掌大小”。山里头冷水田，要以粮为纲，发展粮食生产（主要是水稻），刀耕火种在山上种包谷小麦荞麦南瓜等只能是补充，还得动脑筋。既然是全县学大寨的一面旗帜，还是学大寨。
从1970年代初开始，大队决定每年的秋收以后到来年的春耕以前，实施农田基本建设，小田改大田，不规则的改成块状田。没有机械化的挖掘机推土机，全部靠人工。记得有一年我在生产队改田时，与队里的一位社员都是从学校刚毕业的毛头小伙，为了逃避挑土，选择了放炮炸土。
有一天上午我俩打完4个炮眼，装上炸药，等社员全部离开工地后，点火，放炮，砰、砰、砰响了三炮，明明装了四炮，还有一炮未响，天哪！出现一个哑炮，我俩等了近一个小时还是未炸响，下午一点半社员要上工了，必须赶在社员上工之前解决掉。我俩未学过排哑炮的专业知识，打炮眼和装跑还是在老社员那里瞟学的。怎么办呢？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排哑炮的危险性也顾不了那么多，只好蛮干。好歹我俩还知道一点炮眼的正前方是不能随意动作的，又因为是土炮，跑眼的左侧是下田坎子有两米多高，真要爆炸，我俩就往左侧的田坎子翻下去，免得丢命。于是我俩一个扯导火索，一个拽衣角，冒着可能丢命的危险，扯出了导火索和雷管，还好未爆炸。好险哪！原来，这一炮所装的导火索中间因为被折了，引火到不了雷管才未爆炸，这一炮下午未放，直到下午放工后才重新装炮，点火爆炸。
什么是土炮呢？就是人工用锄土挖效益低，有时遇到坚硬的土质，挑土的要等上土的，有时还无土可上，于是就想到用炮来炸，一炮炸下来的土可供10余人挑半天。几个冬季下来，在主冲和村子上下的田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根据地形，一般的每块田都在1—3亩左右，可供手扶拖拉机作业了。1976—1978年是最红火的，每到冬季，农田改建一开始，其他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经常一批批的在县客运公司包车到五合参观学习。
（七）写标语
我办理下放手续的1975年初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但是，当时的五合大队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为了造就浓厚的氛围，渲染对毛主席的衷心，要求各个生产队在公路两边农民住房的外墙上刷标语，没有粉的土墙一定要用石灰刷白。这项活自然落到我们几个知青和大队中学几个民办教师的头上。
6个生产队，每队一组，我被分到吴村生产队。跟我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芜湖的下放知青做我的下手。
标语口号我记得有这么几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农业学大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
要求用艺术字写到墙上，黑体字、新魏体、仿宋体、隶书等等，正正规规地写。不是随便刷。不象现在广告公司做会标字体用电脑拖出来，这么简单。更没有电子显示屏。
看好一方墙后，是山头墙，还是正面墙，大致上要写那副标语，大队基本上都做了规定，当时五合大队是芜湖地区和广德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各级领导来视察，其他公社大队来参观的比较多，所以，标语的安排也有讲究。有多少字，就能定下写多大的字体。先用两个竹梯，靠在墙上的两边，用红土颜料（氧化铁）把线条打出来，否则，上下不齐难看，然后用木质三角板用铅笔把字底框出来，无论写那种字体必须先打字底。人站在竹梯上划线打字底开始时手脚还是有点发抖，写多了也就习惯了。标语离地面的高度一般在4米上下。我们两个人我打字底，还有一个用红土（氧化铁）按照字体的空格填色。就这样，我们在全大队的每个村庄上的农民靠路的墙上，用以上的方法写了几十幅标语。造就了较为浓厚的忠于毛主席，学大寨的宣传氛围。
1976年我在五合大队初级中学教书时，毛主席逝世后，还在中学教学楼的墙上用红土以隶书的字体两米见方的大小划了六个大字“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五合用红土在墙上写的标语，1983年五合中学撤销后，学校的房子也被当地的农民撤掉了，盖起了小洋楼，大队核算也在当年解体，老房子基本换新了，标语一个也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是记忆。
（八）学栽秧
写完标语，春耕生产已经开始了。因为采茶和栽秧，大队的中学、小学春忙假也在四月中旬放了。五合虽说是山区，但全大队也有400余亩农田。吴村生产队的农田占全大队的三分之一，除掉西冲、后头河等几条冲杪子（深山冲紧挨山）的田不载双季稻以外，公路沿边，村子上下的所有农田必须栽秧。
吴村当时是全大队最大的生产队，一是农户人口最多，二是农田亩数最多；但是，山场面积并不是最大。
解决山区低温下的早稻秧苗问题，主要是靠塑料薄膜，按现在的说法是大棚育秧，不能用水育，旱育。什么叫旱育？即在阳光较好的水田里，按长宽适度一般宽一米五，长十米，犁出几条水沟一垄一垄整理抹平，把肥土均匀地垫在垄上，而后把经过催芽的稻种撒上，再把竹签插在垄的两边弓起来铺上塑料薄膜，把边子压在水沟里，秧苗一般二十天左右就能下田了。
村里的妇女、辅助劳力、年老体弱者、中小学生一律上山采茶，大队机械化茶厂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下午五点半，派人定时到各生产队收取活草（鲜叶），当时不是收购，摘茶叶也不是记件计酬，而是按工分，一天最高十分，依次按能力的大小从高往低评定。鲜叶收到大队茶厂统一加工生产成“屯绿”分级别装袋送到杨滩供销社采购组。那时家庭的主妇是很累的，洗衣、煮饭不仅承担家务活，还要上山摘茶叶，为了多挣工分。生产队的农业组男人们栽秧。两项活都是季节性很强的。
旱育秧苗不像水育秧苗成靶，下田栽秧前，是用锹铲装到秧盆里的。这秧盆跟一般脚盆不一样，底子结构平滑能在水上划，为了栽秧我还专门请桶匠做了一个秧盆。后来我参加了税务工作，家搬了多少次，但是秧盆始终伴随着我随家而迁。
经过犁耙耖秧田整好了，我们把带土的秧苗用箢箕挑到田埂放上，再用尼龙线绳，以宽三尺五的距离在田里拉直两头固定下来，一人一趟，绳子牵好后，再按照栽秧技术的熟练程度，依次下田，一趟一人载七棵，距离标准是横五竖四（寸），当时县委还派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在大队驻点，记得当时是县委党校的校长率队驻点。农忙时还到各个生产队手拿尺干巡视，到田里量，看你载得标准不标准，载希了还要重载。
我们几个知青因为第一次下田，被安排在后面，记得是农业组的章组长带教我们。下田后他首先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秧盆放在两腿的后面，左手托着秧苗，胳膊衬在左大腿上，人弯腰插秧时身体要舒服些，但是，栽秧的速度不快。栽秧时右手按五六苗的大小掰开，用右大拇指、食指、中指埒好从左到右按距离标准插于秧田（左边起移），头朝前，两腿马步依栽秧的速度往后退。按照示范我们一人一趟依次下田了，因为有了绳子的限制，载不到别人的趟子里，别的老农载得又快又直我们几个知青插到田里的秧歪歪扭扭，速度又慢。一天下来后腰酸背痛。
早稻载插完成后，我们的栽秧技术因为年轻接受能力强都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载得是旱秧。
到“双抢”了，我们还得学栽水秧。
水秧是在水田里育成的，程序与育旱秧差不多。但是，所不同的是秧苗不是用锹铲，而是用手扯。
扯秧有两种方法，一是撩秧，一是摸秧。撩秧是左手拇指挨到秧根，右手拽到秧苗的杪子，往上扯，然后用左手虎口夹着的稻草把秧苗捆起来，放在一边。摸秧是用左右两手，同时在秧苗的根部拽蔸，拽起后，同样用左手虎口的稻草把秧苗捆住。双抢时间短，我们因为有了早稻秧的栽插经验，双抢栽秧所不同的是秧把子了，拿在手上轻了许多，还是拉线，五四寸的标准，所以，双抢时我们栽秧的速度快了许多，而且我还学会了双边起移，胳膊不衬大腿，左手拿秧把，直接贴近水面，栽秧的速度就快多了。为了抢时间，生产队对我们栽秧的农业组，实行了包工，几块田，十多个人，拈阄，两三个人一组，谁组先载完，谁先放工。不是包酬，就是这样。我们载得快，放工的也早，这样简单的激励，练就了我栽秧的速度，双抢未结束，我在生产队栽秧已经是头块牌子了。没想到，这点栽秧技术，后来在我收税时还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是1980年春的栽秧季节，我到原独树公社的庄头大队收税（那时，税收政策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销售原木原竹，以及农林三类农副产品都要缴纳产品税）恰巧大队会计正在田里栽秧，大队账目都在会计家里，会计的家人说他在田里栽秧，我即刻骑着自行车来到田畈找到他栽秧的田，栽秧当中有男有女，其中一个小姑娘调侃地对我说：“小王，下来栽秧啊，要不，今天大队会计的帐你就看不到了。”此时此刻，我心有底，载就载吧，看到他们栽秧的速度，我说：“我下来栽秧，一会就会穿你们的‘蓑衣’（指后下田栽秧的人载得快，超过先下田栽秧的人，因为有尼龙线绳的限制不碍事，如果不拉线按顺序载，你就不能超前了）”。我脱掉鞋袜把装有税票的黄军包放到田埂边，下到田里，在他们旁边空白趟里，抛了秧把载了起来，两边起移，很快载完了一趟。比先前下田的人我提前上了田埂。他们没想到，一个收税的小青年（那年我才23虚岁）还会栽秧。就这样，我拉进了与纳税人的距离，之后在这个大队收税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我与这个会计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
（九）倒皮筒
1975年吴村生产队的“双抢”在立秋前的8月6日结束了。
紧接着，大队革委会根据杨滩人民公社下达的木材砍伐指标计划，专题对吴村生产队作了砍伐安排，大概是80个立方的数字（具体数据记不详细了）。为什么安排吴村？这里我要多说两句，因为，一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还未成立党总支）王学江同志是吴村人；二是吴村生产队党小组组长曾庆龙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党性强；三是生产队的队长章忠科同志大局意识较强；四是吴村原来就是大队部的所在地，村上的社员觉悟相对高一些（现在叫综合素质）。据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国平先生所撰写的《赤胆忠魂——许道珍和他的战友》一书记载，吴村1947年至1949年10月1日解放前还是中共华东局苏浙皖边区特委、新四军苏浙皖边区司令部、中共郎广分工委、中共路南分工委、广南县民主政府和广宁孝县民主政府等所在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下放到五合的知青一般都安排在吴村生产队。
砍伐计划任务无条件服从。生产队成立采伐组，村上的青壮劳力基本入选，我很荣幸地参加了。
当年砍树不用锯子锯，而是用开山斧，家里没有，为此，我还专门到杨滩街上的铁匠铺买了一把斧子。回来请小组长章小双椟了把子，又请他帮忙磨锋利。
我记得第一次上山砍树（与刀耕火种和砍柴不同）是在西冲与竹冲交界的山岗上。刚过立秋，老天带着盛夏酷暑的余威进入三伏（秋伏）。山上的秋蚊子特别厉害，咬到身上就是一个大包，又痒又痛，弄不好还会引起全身的炎症。为了防止叮咬，我们穿得都是山袜、长裤、长褂。腰别弯刀和斧子。到山岗后，大家都选定了砍伐的对象。因为是第一次砍松树，章组长特意选了一颗较小的松树交给我，说它小，也有80多公分的直径，至少有40多年的树龄。清理好树蔸边的杂树杂草后，他仔细对我说了砍树的要领。
“小王，你记好，不管松树有多粗，首先，你准备把树往哪个方向倒，向上倒，还是向下倒（一般不横倒），这是决定斧子开口的地方；第二，树有多粗，开口的高度与地面就应该有多高，最好要略高一点；第三，用斧时双手握把，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倒树的方向还要多砍一些”。
说好后，他做了示范动作，并且把树口开好了。因为树要往下倒，所以树口也开在了往下的方向。接下来，我就在他开好的树口里，一斧一斧地砍起来。
第一次砍树兴奋得心情，使我在开始的一个小时内还不觉得臂酸手痛，中午临近放工时，手臂和腰开始有点反应了，一个上午只砍了一大半。
下午上山后，手臂有点不听使唤了，十个手指头扁平了，手掌中起了八个血泡，因为上午砍了一大半，下午砍得要少一点，而且，砍上面的，要好砍一些。不到五点，整棵松树开始向下倾斜了，还未砍完的树蔸里，发出了嗞嗞的断裂声。这个时候，章组长在他砍树的地方一直注视着我，看着我砍得树已经在倾斜，他高喊着：“小王，快到树的上方来，上来，到山岗！”我即刻拿着斧子转到砍树的上方。看着松树哗的一下树杪朝坡下倒去了，心中想着总算砍倒了一棵。其他社员有的当天砍了两颗，有的因为树大也只砍了一棵，没有棵桠，就放工回家了。吃晚饭时，双手痛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
那时，没有想到保护环境，保护森林，保护植被。一棵当地松树没有三十年的时间是成不了材的，然而在我们的斧下一天就给它撂倒了，不仅是松树的本身，伴随着它倒下的还有其他的树木和毛竹。虽说五合的森林蓄积量，覆盖率在全县是最高，但是在农业学大寨期间，采伐得也很厉害。直到现在像模像样的大树，尤其是松树已经为数不多。大队核算撤销实行责任制以后，随着退耕还林植树政策的落实，植被开始恢复，过去被破坏的山场和山岗幼树渐渐成材，一个生态五合正在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十）迎国庆参加文艺活动
在完成松树的采伐计划后，国庆节就要到了。大队准备举办一次文艺汇演，各生产队和一所中学三所小学都要出节目。
山区秋后的农活，山上较轻的活有扯芝麻草、锄苞谷地等，那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正儿八经地在后头冲、后头河、新屋底、西冲等较近的山冲地种上了南瓜、冬瓜、山芋等，为它们锄草算是轻活了，章队长派活一般都是年老、妇女和辅助劳力。还有挖茶叶地和砍毛竹等重活都是青壮劳力的事。农活不能耽误，国庆文艺汇演必须参加，如前所述吴村生产队的地位与其他生产队不一样，所有的工作都要走在全大队的前列。
章队长召集了队里的几个回乡青年和我们几个知青，商议排练文艺节目。吴村的文化底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厚的，1972年以前还曾排演过皖南花鼓戏版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五合大队当时的文化事业建设是相当完备的，我曾经在《五合记忆》里这样写道：“在大力发展保障教育的同时，大队的各项文化建设也未止步，每个生产队都建设了一个能容纳300余人的“忠字室”，室内还搭建了一个永久性的舞台；建立了篮球队，建设了篮球场；大队建立了广播站，除转播公社广播站的节目外，还有自己开办的栏目，每个自然村有一个高音喇叭，户户都有小广播，上下工都是以大队广播站放出的上工号和下工号为准。颇有一点军营的味道。大队部还建立了电话总机台，电话通到各生产队队长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家里。正月里玩旱船，在重大的节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组织各生产队文艺宣传队进行汇演，双柞和吴村两个生产队还排练出演了花鼓戏版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向冲生产队的是《沙家浜》；那时，为了解决山里头看电影难的问题，大队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电影队轮流在6个生产队巡回放映；医疗卫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大队在公社医院的支持下在响岭新村新建了一所近300平方米，有8张病床的合作医疗站。”
章队长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有文化，会写、会说、会唱，演几个节目不简单的很吗？要为吴村挣脸。”
1970年代农村搞文艺节目，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一抬手，一举足，都是硬邦邦的砍柴挖地式的动作。还好我们吴村知青小组有几个广德城里下放的女知青，在广中读书时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有点演出的基本功夫。不管怎么说，总比村姑的演艺强些。七拼八凑组织了12人的吴村生产队文艺宣传队，那时不叫演出队。排练了歌颂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带来好风光等歌舞，自编自导歌颂五合山水的山东快书，三句半等节目。正常情况下白天农活不能耽误，一般都利用晚上在忠子室排练，如果下雨就全天排练。
为了烘托演出的氛围，我们吴村文艺宣传队还想请回乡青年李明哲同志在一块有宽4米，高2米见方用塑料薄膜拼起来的幕墙在上面画一幅象征五合大队新景象的山水画来做背景。在当时的五合文艺宣传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算是创新了。我们的这个想法向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因为吴村的大队领导在大队班子中人数占得比例较高，且分管文教的干部也住在吴村。本来可以不汇报，像正常的排练。画画就不同了，因为晚上作画光线不好，色彩调不准，必须白天。白天不干农活来画画会引起村上社员的非议，而李明哲的绘画手艺是遗传的基因，在上小学时就有这个天赋了，他父亲在当地十里八乡是有名的扎匠，玩旱船、扎纸屋、扎花圈、画像等都是独门手艺。干农活出工是记工分的，画画得不到批准李明哲是不会画的。大队分管领导听了汇报后非常欣喜，立马同意。
我们每天晚上排练，记得有一天在排练舞蹈时，我戴了一块钟山牌手表，被宣传队的一位女知青碰掉在了地上，砸坏了表壳，为此，她在口袋里拿出五块钱，说要赔，我未要。公益活动，损坏了一点财物不算什么，比起雷锋我还差远呢。
国庆节汇演在大队部所在地栗树弯的三岔河（现在的五合行政村村部）如期举行，舞台上没有音响，没有聚光灯、乐器只有胡琴（二胡和京胡）、笛子、口琴，一套锣鼓打闹场，几只白炽灯吊在简陋的舞台上，但是，各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都很认真，吴村生产队的节目得到了一致好评。
（十一）在秋天的日子
迎国庆，庆国庆系列活动，在大队部结束以后，又在各生产队进行了循环的系列庆祝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每到一个生产队，还要为宣传队安排伙食。
因为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我们都很乐意融入其中，唱唱打打，蹦蹦跳跳，相互斗乐，这是当年年轻人共有的特性，不像现在的网络时代年轻人稍有空闲就沉溺于电脑或者手机上的网络中。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五合大队有这个财力支撑，也说明了以王学江同志为首的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我们几个知青甚至还奢想，如果常年天天这样，不干体力活，又快活，又能挣到工分，还无需烧饭，那该多好。这是1975年五合大队农业学大寨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宣传庆祝是有阶段性的。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展示学大寨的主要成效，最终还是要看各项农林副产品的产量和收入总量上。当然，五合大队是山区，大队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原木原竹及其三类林副产品和大队办的几个企业，如茶厂、荧光灯厂、造纸厂、综合厂、油坊车木厂、制刷厂以及经理部等。大队经济是集体统一核算，家庭的日用品开支，先在大队会计处支款，然后，年终大队决算后，根据每个家庭的工分总值减除日常的支款，计算出进空账。
我在《五合记忆》里表述是这样的：“日常生产，劳动实行工分制，一个劳动日最高10分，壮劳力、辅助劳力、半劳力、妇女从高分到低分按壮实的程度划分若干等级，日工分值到年底决算后才能知晓。一般的核算程序是：大队的各项收入包括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计划原木毛竹的销售、三类产品的销售、茶叶的销售等等，统一由大队集中结算。社员即现在的村民家庭及个人开支，均在大队会计处打借条支款，年终全大队总收入扣除总支出，再扣除公共积累，除以总工分，核算出10分工值，然后计算到户。每个社员家庭的工分总和，乘以10分工平均值，计算出每个家庭的总收入减除总支款，就是家庭的年终分配的现款。当然，还有大队的公共支出如学校开支、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公路的修建等等，这些开支在年终决算时已按一定的比例提留起来。”基本上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是分配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防止资本主义苗头，全大队所有的社员家庭除了养猪养鸡和种点小菜自己食用外，其它如玉米、山芋、芝麻、南瓜、冬瓜、萝卜、白菜（腌制的箭杆白菜）等，还有果木经济作物如板栗、梨类（秋半斤、杨桃梨、青皮梨等）都由生产队统一采收，然后根据收获的总量除以生产队的总人口（含未成年小孩）得出人均分配数，每个家庭到生产队会计处称回食用。这些农林副产品也不是无偿分给社员的，按照当时市场的计划价格，记入家庭的支出帐。
秋收的项目较多，在这里主要记述收芝麻。
收芝麻是在竹冲的白果树凹子。这竹冲是吴村通往宁国梅岭镇何家冲的必经之路，全国解放前，中共华东局苏浙皖边区特委、新四军苏浙皖边区支队司令部、中共郎广分工委、中共路南分工委、广南县民主政府和广宁孝县民主政府在吴村驻地时，竹冲堂上（当地习惯称呼，山岗上有一块8亩左右的平趟地）曾经有新四军布设的哨所。
收芝麻与其它的农作物不同，先是把已经成熟的，扯起来，就地十几根捆绑在一起，三捆搭一棚，待晒干后，天气好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山上产量少扯起来后干脆挑回来放在生产队的篮球场晒），还要背上一个大的簸箕，找一块相对平趟的地方，把已经干焦的芝麻壳杆子，抖掉泥土后蔸朝上，杪朝下地拍打（收芝麻有人也叫倒芝麻），归集装袋后送到仓库，再晾晒一两个太阳就可以了。
还有收玉米，当地也叫拌苞谷。割山芋藤挖山芋、摘冬瓜、摘南瓜等等，晚稻收割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作者系广德市税务局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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