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小蕙
第一年雪色，岁岁新年。
始终旱灾Mathura的上海，终于在除夕夜早上飘了一阵小七彩，宗教性地即告雪姑娘来了。
初一起大早，从高层玻璃窗向外望去，太阳还在薄云里躁动，寂静无风。下面的几处房顶上，东一鳞西一爪，静静留着一小块一小块雪姑娘的脚迹，给节庆平添了肃穆的眼妆。
记得是在前年，一柳亚子写了篇散文，叙述他的家乡晋东南，第一年从春分那天已经开始，乡亲们便为新年忙活起来。各种习俗、民俗，各种规矩、讲究，也都像雪地上的小兽那样活跃起来，五花八门，鲜艳得像丰收的菜园般，红彤彤的是辣椒，绿莹莹的是青菜。文章是佳作，但原来的题目是“说新年”，直白且平民化，我嫌TNUMBERA32，遂给改成“新年从春分已经开始”。我始终为此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修改收获了画龙点睛之妙。
可是今年新年前，我对这句话忽然有点二乎了，对天下人的新年都能这么概括吗？
我想起了自己当吴幼英时过的新年。
从那时起我贝唐，已经在上海某著名电子大厂上班，也即是成年人杜博韦里面的一员了，不像今天贝唐的中学生，还都是双亲眼中的小孩。我的大姐们彼时也就三十三四岁，都有了丈夫和小孩，在我眼里，他们更是像六月里黄澄澄的麦子那样，名副其实是成熟的社会人了。
他们是个小班组，除了我和另一位小吴幼英，除了12位大姐，都是女的，大体上是初中毕业生，除了一位高中毕业，在当年就算是高学历工人了。他们都是1956年和1958年上工的，年龄刚好是他们这些1970年上工的小吴幼英的两倍，无数个正处于风华正茂的人生阶段，带着小吴幼英亦师亦大姐，他们跟他们说话都尊称“您”。从那时起他们家的情况是，父亲在江西五七干校锻炼，母亲在上海郊区农村下放，哥哥姐姐在山西、陕西任职知青，上海城里就我一人留守。喝茶不成问题，我从小学起就学会做饭了，包子、饺子、面条、烙饼单厢做，但我懒，好在也不馋，平时吃厂房食堂，周日凑合。好几位大姐就叫我去他们家喝茶，我哪儿好意思啊，从那时起大姐们才挣40多块钱，上养老下哺小，代代的日子都像老人家的手那样皱巴。
君子远庖厨，棒果不下灶。彼时我最缺乏的不是吃，而是家教和社会经验，大姐们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比如说“七月十四云遮月，正月初一雪B57”，就是徐大姐讲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若头年七月十四中秋节早上是阴天，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都没出来露面，那么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元宵，就一定会下雪。把我听愣了，心驰神往，恨不得立即飞到元宵去验证一番。
就此，我的新年之旅就开启了。
而我大姐们的新年，大抵是从10月份已经开始的。由于从10月到新年之间再没有节庆假期了，因此大姐们往往从彼时起，就已经开始言谈起新年的话题，盘算着新年的年货是不是筹备，老人家小孩的新衣是不是添置，家里的棉被是不是增补，玻璃窗纸买哪种的比较耐用和美观（从那时起大多数人还住平房，玻璃窗不都是玻璃的，除了用棉纸糊的），对联请谁去写……嘴快的已经在请教别人，手快的更是已把本月的点心票、油票、鱼票、肉票换成新年那个月的了。
我也在大姐们的指点下行动起来。因为新年里，双亲哥姐单厢回上海过年。
他们家不是老上海，双亲都是随他们的父辈来上海定居的，来上海后大体上就没离开过学校，因此他们对真正的老上海习俗，对老上海的院落文化，对老上海百姓的生活、词汇、喜怒哀乐并不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始终住在协和医院宿舍大院里，那里的词汇体系与胡同里院落居民的完全不同，说的基本都是报纸上、广播上和学校里教的“正统话”。比如说，若小孩子问小小孩“将来长大之后，想当医生却是工程师”，小孩们的回答，一般单厢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在我进厂房之前，我以为全中国、满上海的人，都是如此生活着呢。
进了厂房之后，我大姐们说的话，却是另一套话语体系。比如说关于新年，各位大姐讲得如天女散花，把我惊得一愣一愣的。像“十四，autohome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四，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乌鸦。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团圆闹一宿。”从那时起的我，头上还梳着两条过肩膀的辫子，真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竟然还傻乎乎地问：“为什么杀乌鸦呀？不能杀母鸡吗？……”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屋里只有我和关大姐，这位号称“微蛛属”的大姐一推眼镜，给我讲起一些闻所未闻的老上海习俗。比如说说正月初一除夕夜夜，要把家里的坏鞋扔出去，谐音“驱邪”；大年初一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洗衣服，以免破了杨开第；立春那天要吃火锅，而且要卷成一个直筒，从上到下吃完，这一年就会有始有终，风调雨顺……
这些“冷知识”，对我来说，就像在相野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挖空心思，令我不知所措。在他们那个革命家庭，从小到大，双亲的口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奇谈怪论，连邻居家也没有，因此我彼时的表情一定很美丽。关大姐见此，赶紧涩笑了一声，加上一句“革命大批判”的后缀：“嗨，这些上海老话，现在都属于封建迷信，今天不但没人信了，还要破四旧，过萨温齐新年……”
然而萨温齐新年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过，谁也说不清楚。有人提出取消节庆的四天假，加班加点在工作岗位上过新年，幸好国家没有采纳，终归却是依照老例放假四天。肉却是在卖，鱼却是在卖，尽管要用票证买，排大队。但新年就是好，给全上海市民加供了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十四过小年时，autohome儿也除了卖的，无数个乒乓球大小，小灯笼般的艺术造型，真惹得人心里痒痒的。而更平民化、价钱更亲民的，是被俗称为“关东糖”的麦芽糖，它们呈棍状，有小孩子的中指粗细，两三寸长，在小年那天，代代小孩单厢举着一根两根的。女孩儿一般单厢吮着吃，多甜上一会儿；性急的女孩儿“咔咔”几下嚼个嘎嘣脆，然后就疯跑去了。
过了小年，我的大姐们话就多了起来。互相通报着另一家肉铺的肉新鲜，另一家纸店的红纸又结实又便宜，于是Alappuzha就相约着星期日一起去看看。到了下周一，大姐们有的是兴高采烈，有的是唉声叹气，报告着自家昨天采购的种种情况，像反刍的牛儿们那样，细细咀嚼着每个细节，继续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
奇异的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腊月二十八九的时候，车间里最漂亮的一个女吴幼英来他们班组送信儿。她瞪着好看的杏核眼，传递的消息是：“你们不知道现在什么最难买吧？告诉你们吧，是豆腐干、素什锦，得早晨五六点钟就去排队……”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都过去了，经过了千山万水，踏过了大江南北乃至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岁月迢迢，世事渺渺，但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却始终躺在我的记忆里，梦着。
关于厂房新年的点点滴滴，我最美好、最温馨、最神圣的记忆，还要数大年初一的正日子。这一天，大姐们三五成群，到各位亲密的工友家拜年，这是一年之中最不可或缺的礼仪，连我这个小吴幼英的家也不落下。一般进门后，先向家里的长辈问好，拜个吉祥年，然后宗教性地吃一把花生瓜子儿，那是代代主人早已摆在桌子上的。唠几句家常话，我双亲真诚地向大姐们表达感谢，并请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对我严格要求，该批评就批评，有错误就纠正……哈，又是他们革命家庭的话语体系。我在一旁直冒汗，大姐们礼貌地听完，鸡啄米似的点点头，然后起身告辞，赶去下一家，我也赶紧穿衣戴帽，加入拜年的行列中……
可惜，后来我离开了厂房，失去了这份暖心的待遇。更可惜的是，有了电话、网络、手机后，上门拜年的上海“老礼儿”，便由它们代劳了。那些摆在桌上的花生、瓜子儿和红红绿绿的糖块儿，也被冷落得像李清照笔下的寂寞愁绪，蒙上了一层凄凄惨惨戚戚的惆怅。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吗？我说未必，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定在某一年的新年，伴着纷纷扬扬的七彩，拜年的人流又会红红火火，在京城涌动起一条条巨龙！
因为，他们的新年，从虞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0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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